序说

前的虞、夏之际，公然有这样合理的泛神论出现，这怎么也不能不说是倒置。

    第五点，折衷主义的伦理。

    折衷主义是儒家所高唱的伦理，总是要无过无不及的合乎其中。这在《帝典》上便敷衍成为：

    “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在《皋陶谟》更扩张成为九德：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第六点，三年之丧的出现。

    三年之丧事实上是儒家所规定的，这在韩非子的《显学篇》上说得非常明白：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

    这明明是说三年的服制是孔子所创设的了。《淮南子》的《齐俗训》上也有同样的话：

    “三年之丧是强人所不及而以伪辅情也，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人〕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而务以行相反之制。”

    所以在儒家里面也早已感觉着不便，《论语》里面便有宰予短丧之议，说是“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孟子在劝滕文公行三年之丧的时候，滕国的父老反对，以为“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可见这种制度就在孟子时代，都还没有行通。但在《帝典》里面却公然有“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的话了。就是考妣对言也是东周以后的用语，古人以祖妣为对，以考母为对（详见《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篇》）。

    第七点，大一统观念的表现。

    周、秦之际的学者苦于天下的争夺攘乱，在政治思想上便发生两种倾向：一种是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一种是孔子的大一统的理想。《帝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特别是《禹贡》，可以说整个是这个大一统理想的表现。

    此外可举的证据还多不胜数，我们权且就举出这七点来作一个结论吧。就是《帝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全是儒家的创作，在研究儒家的哲理上是必要的资料，但要作为古代的信史，那是断断乎不可！

    剩下的还有《甘誓》一篇，这篇文字本来极简单，而且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在里面，大约总不会是伪作。《墨子·明鬼篇》里也整录了这篇文字，虽然有些大同小异的地方。不过这篇文章的作者和时代却是一个问题。《书》序里面是说“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墨子》里面却又引作“《禹誓》”，这大约是一篇无主的古文，后世的墨家以禹有伐有扈的传说，故属之于禹，而儒家亦以启有伐有扈氏的传说，故属之于启罢了。

    禹伐有扈的传说：

    （一）“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庄子·人间世》）

    （二）“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吕氏春秋·召类》）

    （三）“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说苑·政理》）

    启伐有扈的传说：

    “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而不胜。”（《吕氏春秋·先己》）

    一样的传说有两种主人，这正是传说本身的一种特性。然而伐有扈氏的传说不仅上面的两种，此外还有一种。

    “有困民国句生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郭璞注引《竹书》）

    王国维在考释殷虚文字中的“王亥”上引出这两条，并且还考释出即是《楚辞·天问篇》中的————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夫有扈，牧夫牛羊？”

    该即是王亥，季在殷契上也是有的，王氏以为当即是“王亥之父冥”，有易与有扈系传闻异辞。王氏的考证见《戬寿堂殷虚文字考释》及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里面，是很确凿的。那么我们可以知道，伐有扈氏的传说在殷代的先人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甘誓》或许就是上甲微伐有扈氏的誓辞。我们看那誓辞里面有“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的话，也应该是殷人说的。据后世的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都是殷人的祖先，所以战时能用车马。

    以上《帝典》、《皋陶谟》、《禹贡》三篇完全是“托古改制”的伪作，《甘誓》应该归入《商书》。但就是《商书》和《周书》都应该经过殷、周的太史及后世的儒者的粉饰，所以这二十五篇的可靠性只能依据时代的远近而递减。

    《尚书》的时代性既经规定，我们可以根据他来研究殷、周时代的古代社会及其思想。《诗》、《书》二经是相互为表里的，在这篇中我便把它们合并起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