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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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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郎库尔、喀拉库顺，其原因在此。
近四十年来，渭干河水除在沙雅奇满有一支河入塔里木河外，余水止于库车草湖乡灌田即止，并不能到轮台草湖，更无余水入塔里木河。故现在卡阳河水为塔里木河水。三十年前，塔里木河在沙雅轮台间，有一支河直向东北伸展入渭干河故道，并凝集成若干小湖泊。我于1928年在轮台考察时，曾在轮台县南30公里乌斯托乎拉克庄观察溢水，当时水势浩瀚，河身宽里许，可以行舟，溢水正向北转，侵入村庄，牧民搭水阁而居。一居民告我云，近年塔里木河北转，入渭干河故道，这是北边一条河（卡阳河），南边还有一条河（乌卡特河），塔里木河还在南边，现已没有水了。又据另一人谈，约在四十年前，尉犁校堂、塔是吐克附近塔里木河有一缺口，分出若干支河东流入孔雀河；故当时不特塔里木河故道没水，而渭干河南支即乌卡特河亦为干河。在1921年，本地人在铁曼坡打坝，阻塞孔雀河水南流以后，卡阳河水、塔里木河水均东流，循库鲁克河旧道入罗布泊。故当时罗布泊在北边。若羌北之两湖，喀拉库顺、喀拉布郎库尔亦干竭无水。我在1930、1933年所见之情况如此（见《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一章），亦即二十年前世界地图所绘罗布泊之情况也。解放后生产建设兵团在轮台东南筑了一个大坝，称为塔里木大坝，堵截塔里木河水北转，迫使水入渭干河故道，又在尉犁和郡克尔一带，阻塞了卡阳河入孔雀河若干缺口，迫使卡阳河溢水南流于公路东侧，形成若干小湖泊，余水入塔里木河。而乌卡特河东流至尉犁东南米拉木汗入塔里木河故道南流，米拉木汗以西之旧塔里木河故道仍为干河。农民又在铁曼坡掘开旧堤坝，迫使孔雀河水到铁曼坡循支河东南流至阿拉干附近，与塔里木河会合，南流至七克里克与车尔臣河会东流汇集于阿不旦附近，形成一个新海。故现在铁曼坡以东库鲁克河又成干河，而在北之罗布泊也缩小了，有逐渐干竭现象。现据航空观察孔雀河（库鲁克河）东段已无水，而罗布泊已缩小了。是现在又恢复了清末现象，形成南北两个湖。塔里木河转南流以后，由于沿途消耗，河水已弱小，南流至英柯尔、铁干里克，又凝集为若干泄水湖，较大的为巴西湖、大西海水。现兵团引泄水湖水开辟了若干农场。塔里木河水流至阿拉干时，更为细小，宽约20米左右。及与孔雀河会合南流至七克里克，又与车尔臣河会流，水仅集于七克里克东边低地阿不旦附近。而喀拉库顺现仍干竭无水，此1958年4、5月所见之情形也。
二、古代塔里木盆地中之河流
由上所述塔里木河经行地点，就其在塔里木盆地位置言之，是偏盆地北部，且只有一条河；但我们结合文献来观察，似乎南边当另有一河已消失了。《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又据《汉书·西域传》南道当道之国为鄯善、且末、精绝、衘弥、于阗、皮山、莎车。北道当道之国为疏勒、姑墨、温宿、龟兹、尉犁、危须、焉耆、山国、车师。既云南北两道都是波河西行，则必有南北两河随道并行。现塔里木河所经之地，如上面所述，都是在北道线上；然则南道线上所波之河，到何处去了呢？稍后北魏郦道元注《水经》，详述南北两河河流，穷源竟委，昭然若揭。但据郦注所述，校以现在塔里木河经流情况，也只有北河，没有南河，是否为道元虚构，抑另有一条河已消失了。这个问题，现以《水经注》为中心，结合考察所见，述说如下。《水经注·河水篇》云：
北河自歧沙东分南河，……又东北流分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径流南河之北，……暨于温宿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西东北流（原作东西北流），径疏勒国南，又北东疏勒北山水合，……径疏勒城下。枝河又东径莎车国北（原作南）。又东径温宿国南，于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东径姑墨国南，姑墨川水注之。……北河又东径龟兹国南，又东左合龟兹川水。……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河水又东径墨山国南，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
按北河当即今之克孜勒河，源于帕米尔山区东侧，东流入乌恰县境丛山中，出山口东流于喀什市南艾萨克萨乡旧城之北，东北流，至伽师与喀什噶尔河合，故克孜勒河下游，称喀什噶尔河。因帕米尔古称葱岭，故又称葱岭北河。又据《水经注》有一支河上承北河，流于疏勒国南，现克孜勒河自出山口后，分出一支河即喀什噶尔河，流于艾萨克萨乡旧城之南。我疑艾萨克萨乡之旧城，为古疏勒城，如然则流于疏勒南之喀什噶尔河，为《水经注》中之枝河也。但此河东北流至伽师即入克孜勒河，不到温宿，可能古时流长，现缩短了。喀什另有一大河为盖孜河，亦发源于葱岭，东流于喀什市区之南，东流灌溉岳普湖后即入沙注32。道元似未叙入；但徐松说雅马亚河（盖孜河上源）入克孜勒河，与现河流不同，或系河流有变化。注文又云：“北河又东径莎车国南”，南为北字之误。下文明云：“疏勒南去莎车五百六十里”，是莎车不能在北河之北也。“北河又东径姑墨国南，姑墨川水注之。”按姑墨即今之阿克苏，姑墨川亦即今之阿克苏河。现克孜勒河流至巴楚附近即已断流，无余水东流，但在古时是与阿克苏河会合后东流的。我于1929年在图木舒克发现托和沙赖古城，克孜勒河旧河床经古城之南，东北流，沿途还有古渠古道遗迹注33。《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又云：“赤河来自疏勒西葛罗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入据史德界。”按赤河即今克孜勒河，克孜勒突厥语红义，凡克孜勒河所经流之地，皆作红色，沿途古城古址，均用红色土坯累砌。托和沙赖古城，即在克孜勒河北岸，是托和沙赖古城即龟兹据史德城，一曰郁头州城。而城旁之河，亦即唐之赤河，今之克孜勒河。复沿红泥滩东北行，沿途时见古河道、古渠、古大道，及道旁之烽裭，直到修理呼图克以北，方不见红泥滩。而古时之建筑物皆为白土所筑，可能已进入阿克苏河区域也。因此而知古时喀什噶尔河与阿克苏河会流之地，必在修理呼图克以南一带（详见《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9——63页）。会流后，据《水经注》所述仍流径龟兹国南，龟兹川水注之。龟兹即今库车，龟兹川即今渭干河。再往东，如敦薨水，即今焉耆河，下游即孔雀河。墨山国，疑在今库鲁克山中。注宾城疑在孔雀河北岸线上。楼兰城即今楼兰遗址。综上所述，是北河由疏勒经姑墨（阿克苏）、龟兹（库车）、轮台、焉耆，一直向东，沿天山及库鲁克山南麓而至罗布泊，与现在塔里木河经行之地，除东段外，几乎完全相当。北河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现塔里木河较北河故道已北移了。我在1929年春由沙雅取道大漠赴于田考察时，在塔里木河南约50公里左右，即在阿克对雅南约10公里，发现向东而行的一大干河床。河宽约200米左右，两岸高约1米，河中心洼陷，沙细色白如银，与和田河同。在干河旁还有古道，若隐若现，在道旁拾有红陶片、铜片、珠子及烽裮，可能在道旁还有守护的建筑，惜未觅得。这些遗物，经鉴定是8世纪前后，可能要早些。由是知此干河有水时，东西大道亦必沿此河而行。据引导云，如沿此干河西南行可达和田河。同时我沿阿克对雅西行入子里河干河西南行，到和田河时，在子里河南约30公里左右，其东岸有一缺口，称渡口，往东约5公里左右，又见一干河床，东偏北行，河宽与阿克对雅南之大干河相等，两岸枯胡桐及沙丘，骈比东趋，则此河必即阿克对雅南所见之干河注34。据引导云，沿此干河可以到和田河，则阿克对雅南之干河必与渡口东之干河为一河。即古塔里木河。现由渡口到托和沙赖古址，适东西成一平行线，则在古时托和沙赖南之克孜勒河，即喀什噶尔河，与阿克对雅南之干河，合渡口东之干河必联接成为一河，即古北河，而河旁之古道同时亦必为东西通行之大道，称为北道。但现河流已北移50余公里矣。由上所述，北河是一直向东流入罗布泊，但现在塔里木河的东段，东流至尉犁境内，即转南流，而孔雀河亦向东南流，海水亦有渐次移到南方趋势。如问何时塔里木河在东段与孔雀河直东流入罗布泊？何时又南流呢？是值得我们思索的一个问题。我于1930年发现土垠台站，及孔雀河水复故道；同时在土垠中又发现西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木简，并在孔雀河沿岸采拾西汉五铢钱及铜矢镞等，是在西汉时孔雀河是有水之河，而罗布泊也在北岸。东汉时情形不知。但在安帝延光中，班勇建议屯田楼兰，是当时楼兰情形未变。至1900年斯文赫定在罗布北区发现楼兰遗址，探获文书中有咸熙、泰始、永嘉各年号注35。按咸熙为曹魏陈留王奂年号，泰始为晋武帝、永嘉为晋怀帝年号，是此地在公元265——310约四十余年之间，均属魏、晋屯戍之地。斯坦因于1906年也在此地获得一文书，为建武十四年，即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在遗址中有一文书“溉北河田一顷”之语，又有“水大波深必泛”注36等语句。日人橘瑞超氏又在此地发现有“海头”字样文书注37，综合所见，是北河东段即孔雀河下游，在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为有水之河，而海水亦聚在楼兰附近。5世纪以后，此地遂不见于史册，而内地与西域交往，转移至鄯善与车师。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沮渠无讳渡流沙进据鄯善，战不胜退保东城，《水经注》称为故东城，我疑即楼兰遗址东南50公里之默得克沁。东城称故，则已荒废了。而塔里木河同孔雀河必已改变了方向，向南移动，在喀拉库顺汇为一个新湖，如清末地图所绘，及目前塔里木河南流的情形也。综上所述，是现在的塔里木河即北河，在5世纪前塔里木河孔雀河直入罗布泊，5世纪以后塔里木河孔雀河转南流，所谓南河北河在东段均已消失，而湖水亦易其方位矣。
其次，我们要谈南河的问题。上文所述《水经注》北河所入的支河，与现在的塔里木河所受之水，有两条主要河流，即叶尔羌河、和田河未有叙及，是郦道元漏遗了呢？还是另成了一条河？根据《水经注》所述，是另成了一条河，而称为南河，与北河骈比东流入罗布泊。其说云：
河水径歧沙谷出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径蒲犁国北，河水又东径皮山国北。……河水又东与于田河合。……南河又东径于田国北，《释氏西域记》曰：“河水东流三千里，至于田屈东北流者也。”……南河又东北径扜弥国北。南河又东径精绝国北，南河又东径且末国北，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又东径鄯善国北，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扜泥城，故彼俗谓是泽为牢兰海也。
按如《水经注》所述，是塔里木河盆地南边，有一条大河东西流，称为南河，从蒲犁（塔什库尔干），经皮山（库马）、于田（和田）、衘弥（克里雅）、精绝（尼雅）、且末（车尔臣）、鄯善（若羌、密远）的北边，东流会车尔臣河，东流入牢兰海，即罗布泊。但现在与车尔臣河相会的塔里木河、孔雀河，均由北来，并非由西来，是否古时有大河从西来，穿行沙漠与北河骈行而入楼兰海呢？当然现在的地图是没有这一条完整的河流，因为两千年来，经过长期的自然变化与人为影响，在广阔的沙漠中，不可能有一完整的故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据现存的断断续续河床痕迹，以及当时沿河居民的遗存，结合文献，也不难推想当时曾经有河流的存在。我于1929年在和田、叶尔羌考察时，曾就和田河的流向作了一次探查。在和田北30公里左右有一大干河，从吉牙庄和田河分出一支河，向东北流。据本地人说，此河直到旦当乌利克。在吉牙庄附近有一旧城，名阿克斯比尔，我曾著文认为这是古于田都城所在。干河曾流于其西，附近有许多重要遗址，都在干河两岸，绵延50公里都是瓦砾场；本地人也说从前和田人都沿这条河居住，因以后没水，均迁走了。如沿此干河可到旦当，再东北可到沙雅草湖，又说到罗布泊注38。又我于1930年横穿大漠到于田时，在托瓦克东约10公里左右，见一大干河床东北向注39。据引导人言，此河即是从吉牙庄分出干河的中段，直通旦当，是《汉书·西域传》称“于阗已东水皆东流”，似可相信。1929年我们曾到克里雅河考察喀拉墩古址注40，我们认为是衘弥国遗址。房址排列形势均是向东北伸展，可能是沿着古道方位修建。同时在遗址附近也有一条干河床，向东北伸展，跨克里雅河而过。再往东，还有尼雅河末流的古迹，可能是精绝国遗址。现在我们如果把旦当、哈拉墩、尼雅联结起来，划一横线，恰恰与《水经注》所说南河所经行的路线相合。如再由尼雅故址向东北方向伸展，恰到阿拉干南边。在中国旧地图上，在托和莽西绘一干河名肯时（特）车尔臣达里雅，向东北流，与由北来之克特克塔里木会；又在和尔罕东又绘一干沟直东北行，名什尔戛查普坎干沟，意味着现车尔臣河已向南移了。德国赫尔曼教授主张“南河在阿拉干南与车尔臣河会合为注宾河，附近默得克遗址（现订为梯木沁）即注宾城。”注41但我同意前说而不同意以附近遗址为注宾城。因注宾城在北河线上，注宾河必因注宾城而得名。可能当时北河即孔雀河，在注宾城有一支河南流至阿拉干附近，与南河即车尔臣河会合东流，至默得克沁即喀拉库顺旧城入海。南河因与注宾河会流，故亦名注宾河，在默得克沁旁有一干河床自西来，斯坦因说是孔雀河最后的支河，但本地人说是叶尔羌河，皆指注宾河也。在遗址附近有许多沟渠遗迹。在楼兰遗址中，所获得文书，有“溉北河田一顷”注42之语。楼兰遗址在默得克沁北偏东相距约50公里，楼兰遗址附近之河既称为北河，则其南默得克沁当称为南河。根据上述种种迹象，南河的中段与东段存在是可以推想到的。问题在西段，南河主流即初源。根据《水经注》所述河水曾经蒲犁、皮山之北，我们必须在皮山、和田北面觅出古河床或遗址，方可征信。当然，明显的遗迹，我们未觅着，不过求之文献记录及吾人所见，亦有线索可寻。《通典》边防典于阗条注云：“（于田河）名首拔河，亦名树拔河，或云即黄河也。北流（原误海，今改）七百里入计戍水，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注43《通典》为唐杜佑所著，关于西域记载多引杜环《经行记》，杜环随高仙芝在西域颇久，所记必较真实。据《通典》所述，是和田北有一大河名计戍水，即葱岭南河，和田河北流入之。又按斯坦因在旦当所得之文书中，有“杰谢镇”的名称（斯坦因：《古代和阗》，第524页），另一文书有“大历三年”年号，NDC22当即杰之俗体字，杰谢与计戍为一音之转，可能计戍河因过杰谢镇而得名，犹塔里木河过塔里木牧场而得名同一例也。但杰谢镇究在何地，必须有确定的地点，方可证明计戍水之径流。据文书杰谢镇是驻扎戍兵之区，它的知镇官是一个将军名杨晋卿，故我认为玛扎他哈遗址可能即是杰谢镇所在地。遗址在和田河旁，为交通中枢，附近有山临河，旧城即在山上。城有三重，为红土坯所砌，附近烽裮甚多，可能为守望之所。旁有古道，东西行，可能是南道线上由于田到莎车之沙漠道遗迹。我在遗址中掘出乾元钱一枚，及民族文字的木简。在石壁上有颇多之汉人题名，也有用民族文字写的题名。可能是戍兵所为（《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因此我疑此地即是唐朝在于阗驻兵之地，或守捉城故址。在玛扎东岸，有一大草滩，宽广里许，向东北伸展，两岸沙山绵延一线，中显低洼，现出旧河床痕迹。我疑此草滩为南河经行之迹，东流于旦当之北，西与莎车东与哈拉墩成一平行线。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8世纪中叶，南河仍由莎车东流至玛扎他哈之南，称为计戍水，东流于旦当之北，与于田河会合，至哈拉墩东北流入罗布泊。与《通典》所述适相吻合。《通典》所记西域事止于天宝，则所述和田河入计戍河当是8世纪中叶以前事也。但计戍水是否即是指南河，《通典》解释计戍水之语，非常明确。如云：“计戍水一名首拔河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按《水经注》南河、北河均发源于葱岭，北河当为喀什噶尔河，又称为葱岭北河。南河即指叶尔羌河，虽叶尔羌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北侧，与喀什噶尔河源不同一地，但叶尔羌河发源之地亦称为葱岭，故历来地理学家如徐松辈，均以叶尔羌河为葱岭南河注44。现计戍水既即葱岭南河，则叶尔羌河流入玛扎他哈以东，和田以北者，亦当为南河，即计戍水也。因此，西段南河在8世纪中叶以前存在，是可以理解的。然则何时放弃，下文当谈这个问题。
三、河道变化
由于上面所述古代叶尔羌河和田河的东流，说明了南河的存在。但现此二河是入塔里木河，何时改变了流向转北流呢？当然河流的改道与人为的影响，及自然的变化，都是有关联的。我们从有关地区的历史及交通方面的变化，可以找到一些古河流演变的线索。据上面所述及沿线遗址，在1世纪至5世纪期间两河的存在不成问题，已见上述。但自5世纪以后，鄯善为吐谷浑人所占据，政治中心和交通线亦必南移至婼羌一带，北道亦北移经由高昌。整个罗布区域，即古楼兰地，几乎全为沙漠所占领。北道由高昌起到8世纪都还存在，而北河即塔里木河同时也是通畅的。南道则起了变化。由于鄯善沦亡，交通与河流的管理亦随之被放弃，势必影响到河流畅通。尼雅（即精绝）、且末在后汉时统属于鄯善者，至是亦被放弃而为沙漠淹没。哈拉墩（衘弥）在后汉即已并入于阗。是南河东段和中段在5世纪至8世纪初期，已全沦入沙漠。5世纪初，晋释法显从焉耆西南行，穿沙漠到于阗，说“路中无人，沙行艰难，所径之苦，人理莫比。”注45法显必是过北河，涉沙漠到南河线，沿和田河而到于阗。但为何不从鄯善沿南河到于阗，而绕道北行呢？必南河已干竭而南道已不通行也。6世纪初期，宋云由鄯善到于阗，是边山一道，时鄯善已为吐谷浑王子所据注46。至7世纪中叶，玄奘回程由于阗东返，自尼壤东行，称：“从此入流沙，风动沙流，无径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遗骸以为标帜。”东经睹货逻故国（即今安得悦）、折摩驮那故国（即今且末）、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今罗布泊）展转到达唐境注47。是当时尼雅以东已完全变为沙漠。故楼兰、且末、睹货逻均称故国，是南河东段必早已断流，而北河东段亦变易其位置矣。但南河自尼雅以西，若旦当、玛扎他哈据其出土遗物皆在8世纪前后，则南河西段水并不是完全干竭，而交通犹复继续活跃。尤其在7世纪中叶，西州收入唐代版图以后，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四镇及十六府七十二州之地，当时于阗、龟兹、疏勒、焉耆均置戍兵，设镇守使以统御之。塔里木盆地北部及西部尤其于阗、龟兹都是繁荣昌盛之地。自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仙芝于怛逻斯一役大败于大食，唐代在葱岭以西政治势力全部失掉，而葱岭以东犹能维持一个短时期。但在天宝末年，安史叛乱，西北戍兵调入中原，在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乘唐兵撤走，进攻西域诸国，陷安西、北庭。在玛扎他哈发现藏文文书，及山上城堡系为火所焚毁注48，则玛扎他哈遗址即杰谢镇，可能是吐蕃由和田河进兵攻安西时所摧毁，旦当可能不久亦被放弃。因旦当自大历建中以后，玛扎他哈自乾元以后，再无遗物出现，可证这遗址到8世纪末期即失去其生命力。9世纪初期，回鹘人西进占有北庭，9世纪中叶（公元866年，咸通七年），进取西州。新疆南部必均统属于回鹘。但与此同时回教势力亦东进，喀拉汗朝占据疏勒，沙得克不古尔汗首先信奉回教，因此与于阗佛教战争亘百年之久。《宋史》称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于阗破疏勒，得舞象一欲以为献，是在10世纪中叶，疏勒于阗战争尚未结束。十室九空，路无行人，必肇成此一地带之荒芜，叶尔羌河亦必受其影响，凝集为若干小湖泊或改道，再不复东流了。直至11世纪初期，据回教史家记载，称于瑟甫库德尔在公元1006年为于阗王，战争方告结束。在此以后，叶城以西，如叶尔羌、莎车、巴楚等地，必早已统属于喀什。由于喀什汗国人民之努力经营，而得到繁荣兴盛。尤其叶尔羌、喀什成为南疆巨镇。在拉一普所拾之无孔钱，亦必为喀什汗国所造。由于此一带之兴盛，而叶尔羌河亦必因人民之移徙，开塞启淤，导水北流，为新兴之城镇服务，遂形成了南北一线之新河流，即今之叶尔羌河也。河流前进不已，必与东流之喀什噶尔河接触是不难理解的。我于1929年赴巴楚考察时，叶尔羌河溢水与喀什噶尔旧河道相隔仅一堤坝，当喀什噶尔河断流以后，它的河床很自然为叶尔羌河所占据，东流与和田河、阿克苏河会合而成了塔里木河，即《水经注》中之北河的主流。而南河遂不见于记载矣。此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由兴起至转变之过程如此。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汉通西域后对西域之影响
自汉通西域以后，西域之情形有何变化，为吾人所论及之问题。自公元前138年，张骞奉使大月氏还，言通西域之利；武帝从之，甘心欲通大宛诸国，先之以军事，次之以政治，而汉文化亦随军事与政治以俱入。兹就《史记》、《汉书》所记，及实地考察所得，概略言之：自张骞第一次联结大月氏失败后，因乌孙与匈奴接壤，复献联乌孙以制匈奴之策。元狩中，骞复奉使乌孙，图结为昆弟，使之东迁；又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衘NCB2B（《史记索隐》：“衘NCB2B音裲弥”，按《汉纪》作“拘弥”，疑拘当作衘，衘、拘一声之转也）及诸旁国。骞还，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后岁余，骞卒；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以俱来，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此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事也；汉亦置酒泉郡以统之。然是时张骞已死，但开通西域之迹者，自张骞始也。自张骞死后，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赉操，大放博望侯时。使者既多，而外国亦厌汉币，不贵其财物；而楼兰、姑师当汉道之冲，负水担粮，迎送汉使，颇以为苦；常劫掠汉使王恢等。时匈奴日逐王盘据天山东麓，即今哈密、镇西一带，中无高山间隔，匈奴骑兵出入为寇，设楼兰与匈奴相结，即可阻汉使之通行。故汉为防御匈奴，保障通道之安全，不能不对楼兰加以注意。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平西南夷后，遣从票侯赵破奴率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以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以困乌孙、大宛之属，汉遂得由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此汉通西域后，对于西域之初次军事行动也。自此以后，汉与乌孙联合，以宗女江都翁主妻乌孙王，而收夹击匈奴之效。初汉使之使安息者，安息亦发使随与俱来，观汉广大，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衘NCB2B、苏薤之属，皆随汉使东来。葱岭以东各国，均服属于汉。所谓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者此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因大宛之攻杀汉使，掠取财物，即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攻大宛。适以兵少饥疲，为郁成王所败。太初二年，复出兵攻宛，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益发戍卒十八万筑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又发天下七科谪，载裯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于是贰师得以破宛城、擒杀郁成王。汉复发使十余辈，至宛西各国。于是西域多遣使来贡献。汉遂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仑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此汉第二次出兵西域之经过也。
凡上所述，有为吾人不可不注意者，即每有一次之军事，即有一次边防之建设。例如第一次之攻楼兰，即筑亭障至玉门；第二次之伐宛，即起亭至盐泽。至亭障与军事之关系若何，记文简略。今据东西考古学者赴西北实地考察、测量之结果，知汉时国防之严密，规模之雄伟，有为吾人惊叹不置者。试思自肃州以北，北抵外蒙，西至天山之东麓，皆为寸草不生之冈峦戈壁。自敦煌以西，经龙堆咸地，达孔雀河末流而至楼兰，北穿噶顺戈壁而至哈密，亦皆为干山沙岭。时匈奴正盘踞于阿尔泰山及天山一带，游骑南下，则至肃州；出噶顺戈壁，则至敦煌；偏西，则及楼兰。时汉通西域孔道，自敦煌西行，经盐层地带而至楼兰，转西诣龟兹，为唯一之径道。宛贵人所言：“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并无大误。则汉为克服此自然之困难，防御敌人之奇袭，以保汉道之安全，为汉时军略家所必须考虑之问题。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降汉，金城、河西，西并南山，空无匈奴。元狩四年，汉复击匈奴，走之于幕北。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盖酒泉为西北之门户，为内地北通外蒙、西达哈密与罗布泊所必经之地。又肃州境内有二大河伸入戈壁：一为额济纳河，经张掖、酒泉，北流经毛目额济纳旗而入苏古诺尔、嘎顺诺尔，即古居延海；一为疏勒河，经玉门、安西、敦煌之北，西入哈拉湖。汉之军略家视此为天然之防御线。故汉既得酒泉为长城线之据点后，因王恢等之破楼兰王，遂立展长城线至玉门，即今之安西，李广利伐大宛，又展至敦煌以西之古玉门关，即今之西湖附近矣。我在1928年赴西北考察，始自居延海，沿额济纳河（今弱水）南行，至毛目之北，沿途烽墩林立。当时虽未作地形测量，但大概多耸立于额济纳河之西岸。每隔约5公里或15公里距离，即有墩或堡垒（参考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与甘肃考古图》）。凡堡垒附近之处，必有一小城遗址，以为居人之所。其旁高地，炭渣遍地，为当时烽火之余烬无疑；间能得少许铜矢镞。南至天仓附近之古堡中，掘拾汉木简数枚；惜无年号，不能确定其时代，但决为两汉之故物。1934年1月，复往踏勘，在居延海附近，又发见规模较大之堡垒群约80余座，包含二小城，我疑此地为居延都尉所治之地。附近车行辙迹，宛然如新；上覆浮土，约三尺许。若非目睹，难以置信。沿额济纳河旁烽墩林立，复联以双墙，自居延至天仓皆如此，疑史书所称之居延塞城即指此。此一带城址，右临深河，间以沙碛，则所以防御匈奴之马蹄者，可谓至矣。据《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遣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则此一带堡垒及烽墩必建筑于此时，正值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岁也。故《史记·大宛传》称：“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盖以此也。1930年，柏格曼君在额济纳河古堡中，发见汉木简甚多，有太初、征和等年号。则路博德筑城之岁，与李广利伐大宛同时。则此一带塞城建筑，为护卫李广利之伐大宛，益可信矣。又斯坦因于1907年赴西北考察，在敦煌以东以西，发见古塞城遗址。据斯坦因地图，由东而西，与我所见之毛目北之塞城相接。西经金塔至玉门，沿疏勒河河床，至安西及敦煌之北，西至哈拉湖之小盐湖即巴什托乎拉克而止注49。其建筑形式，如斯坦因报告所述，与毛目北之居延塞城大致相同。斯坦因在此一带，掘拾汉简千余只，已由沙畹考释影印；复经王国维、罗振玉二氏重加考释，影印出版。其烽燧之次第，关城之方位，皆有精密之研究，无容吾人置喙。唯斯坦因氏所发现之木简，时代最古者，首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距李广利伐大宛之岁，不过数年耳。则敦煌塞之建筑亦在李广利伐大宛之时或稍后，由此亦可以确定。且据斯坦因报告：在塞城之旁，有一古道，人行足迹，交错如新。又在托呼拉克布拉克其古道上之车迹，印泥甚深注50。凡此种种，均与我在额济纳河旁所见相同，由此可证边城与古道相互之关系。而《史记·大宛传》中所称：“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益信而有征矣。至托乎拉克布拉克以西，始不见烽墩之迹；直至罗布泊北岸孔雀河末流，又见烽墩，如我所发见者。然据其文献，似建筑子宣帝设都护之后，无武帝时事。故《史记》、《汉书》所记，自伐宛之役后，“起亭至盐泽”，为追述武帝之后事也。
以上所述，皆就汉初军事行动，略为叙述。昭帝因楼兰王不恭于汉，迁其国都于伊循城。楼兰故地，汉人用为军事及运输之根据地。西域门户，遂全握于汉人之手。及宣帝遣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复破姑师，降日逐，匈奴远遁，西域南北两道诸国，全属于汉，此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事也。自此后，汉之于西域，主要在于政治之联系。至后汉之时，虽明、和两帝，时向天山东麓进兵，其目的在攻匈奴，非为西域。但班超运用政治手段次第收服西域诸国，使其内向。兹就宣帝以后，关于政治之设施，略述于下。
按据《汉书·西域传》所记，汉初在西域政治组织，分为二类：一为汉官，为汉朝直接所派遣者，大抵皆为汉人；一为西域汉官，皆西域人而佩带汉印绶者。请先述西域汉官。据《汉书·西域传》云：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但细查《西域传》中所录各名，实不及此数。徐松《补注》称二百四十七人，我统计，人数与之相同（详《西域各国汉官表》）。盖《汉书》列其总数而言也。例如《汉书》所举之“百长”，传记中不录；则西域各国佩汉印绶而不录列于传中者，尚有一百二十七人。至于各国国王及夫人印绶，尚不在数中，至所置官员，以“侯”、“都尉”、“将”、“当户”各官长为最普通，或各国皆具，盖专为征发士兵及粮茭之助也。亦有“特设侯”、“击车师都尉”，则因事命官，不必各国皆同。试以鄯善一国为例，“君”及“译”制，有“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击”者，如“击胡车师君”）、“左右且渠”、“译长”各官，除“辅国侯”、“译长”与各国同为普通官制外，若“鄯善都尉”、“左右且渠”则因鄯善所固有，而加印绶外；若“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则因助军而受汉朝之官号者。试查《西域传》中，设“击车师都尉”者二国：鄯善与龟兹；“击车师君”二国：鄯善与焉耆。按鄯善、焉耆，均与车师为邻。汉尝与匈奴争车师，每征邻国之兵为助。《西域传》后城长国云：
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诸国兵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此虽不言焉耆，但焉耆与危须、尉犁均为近邻，必参与是役无疑。故鄯善之“击车师都尉”及“击车师君”，疑设于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或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击车师之时。时楼兰尚未改国号，故传记中仍用楼兰国名号。以后虽不击车师，而官名仍存，故班固著录之。至龟兹之“击车师都尉”，疑设于宣帝以后。《车师传》中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时龟兹已属汉，必参与是役。则龟兹“击车师都尉”之设，当在宣帝以后。至于“却胡侯”亦疑设于汉宣帝元康间，与焉耆之“却胡侯”及龟兹、危须、焉耆、车师后王之“击胡侯”同置，皆因争车师与击匈奴而设也。由是言之，西域诸国之兵士受汉朝之调遣，统兵之军官受汉朝之命令与官号，则西域诸国之军权，完全集中于汉官之手矣；不特鄯善一国为然也。故自汉武帝伐大宛之役以后，历昭、宣、元、成，从未派遣大军至西域，皆用西域之兵也。其次则为汉派遣之汉官。在武帝时，仅置一“使者校尉”领护田卒。及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因匈奴日逐王降汉，设置都护。据《汉书·西域传》所述：“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是都护职权专制一方，为西域诸国之军政最高首领。《西域传》又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是又兼摄屯垦事务。是不啻西域之军、政、财三大权，均集中于都护之手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
西域都护……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
据《百官表》：戊己校尉之丞、司马、候秩比六百石，则都护之丞、司马、候、千人秩禄当与相同。是都护之秩禄等于汉之郡太守。故西域都护治乌垒，立幕府。《郑吉传》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可证。汉制唯大将军有幕府；今郑吉于乌垒立幕府，是权侔大将军矣。故能征发兵马，征讨不服。而西域将、相、王、侯，亦统受其节制也。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我考证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专理车师屯田，非有朝命，不得调遣。故其权仅次于都护也。现乌垒故址，迄今尚未发现，难以考古学上之助，说明当时都护所在地之情形。但我在1930年春在孔雀河末流罗布泊北岸，发见古烽燧亭遗址，获得汉木简数十只。最早者为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年号，距设都护之岁已十一年；故此地之设烽燧亭，当为西域设都护以后事。在我所获简中，有一简上书：“右部后曲候丞陈殷十月壬辰为乌孙寇所杀。”（《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第三简）又一简云：“永光五年七月癸卯朔壬子左郑左曲候（下缺）。”（同上第二简）我在《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中已解释右部后曲候屯姑墨，右部右曲候屯龟兹。然则左部左曲候屯驻何地耶？今当论及。我第二次在烽燧遗址中复发现前后兵营，及烽火台下所遗留之粮食，如胡麻之类，干结成饼状；在土台之上面为烽竿。是当时建筑，上为烽竿，而下为积谷之仓库，形迹至为显然。又在其西孔雀河北岸，有屯田沟渠、堤防遗迹及草屋聚落，可为当时在罗布泊即古楼兰故址屯田之证。汉为保护田卒起见，故在其东部设置烽燧亭以防敌寇之钞掠，且兼营护卫行旅之事；则此处必有一候官，或部校尉以统理之。故我据木简所写，疑此地为“左部左曲候”所驻者也。因在乌垒之东，故称左部，以别于乌垒西右部屯田之所也。又按左部左曲候既屯楼兰，则左部后曲候必屯交河，由我所获木简中有“交河曲仓”及“交河壁”等字样可证。及哀、平以后，中原多故，西域隔绝，楼兰屯地遂被放弃。后汉和帝永元中，复置都护，居龟兹；又置戊己校尉居车师前部“高昌壁”，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终后汉之世，楼兰故地不设官守，与前汉异也。
以上所述，汉代经营，皆就军事政治两面申述。次即述汉文明之输入。试查《史记》、《汉书》所记，自玉门关以西，皆为沙漠地带。楼兰、姑师为游牧民族，本不事田作。汉使所过，及军事行动，每因乏食绝邑，不能达到目的。故汉自通西域后，欲求军事之顺利进行，及政治势力之巩固，唯一急要，则为施行屯田政策。自李广利伐大宛后，轮台、渠犁均有田卒数百人。昭帝时，南迁楼兰于伊循城，置司马吏士，屯田积谷。自匈奴日逐王降汉后，车师、莎车亦为汉人屯田之地。其他如楼兰、龟兹、姑墨，亦无不有屯地；此皆有记载之可凭者。试思新疆南部，沙漠大半，其可耕之地，亦属有限，而均有汉人垦区，则由屯田所发生之文明，亦必影响于本地人之生活而为之改善，此理之所必然也。兹举其要者言之。
1.井渠及农作法
《汉书·李广利传》云：“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又云：“贰师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法，而积食尚多。”据此，是大宛之知穿井法，由汉人所传。大宛在西域称大国，与康居、安息相接；而穿井之法，乃得之于汉人，则葱岭以东之国，更无论矣。今吐鲁番、托克逊有以坎井灌地者，斯坦因、伯希和均以为出于伊朗；王国维氏则以为此中国旧法。据孟康注《汉书·乌孙传》云：“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井名通渠，则确是井渠注51。据此，则凿井之法，出于汉人，而非出于伊朗人，可确信也。其次如开渠筑堤之法：新疆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故引河水灌地，为农作必要之措施。然西域人初不知之。及汉通西域，推行屯田政策，而农作之法，遂输入于西域。例如《水经注》所记楼兰筑堤之故事，及我在罗布泊孔雀河北岸所发见之柳堤及古渠，可以为证。鄯善王尉屠耆归国时，请汉遣将屯田伊循，汉为之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前往。据《汉书·西域传》鄯善原为游牧民族，随逐水草，寄田仰谷旁国。尉屠耆居汉最久，必深知农作之利，故其归国欲藉汉力推行农作以开发其土地。据此，则鄯善及楼兰由游牧生活而进入农业社会矣。其次如车师、轮台亦然。车师原亦为游牧民族，汉为屯田其地，累与匈奴战争。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乃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以车师故地给匈奴。《汉书》称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时车师国民必已参加渠犁田作而转入农民生活，故以为安乐也。又《西域传》云：李广利征大宛还，以衘弥太子赖丹入京师。昭帝时，以赖丹为校尉，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后为龟兹贵人所杀。按校尉为田官之首领，赖丹为衘弥太子，亦可以为田官，则汉在西域屯田，不必尽为汉人，本地人亦可参加屯田工作。不特此也，《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下，唐颜师古注云：“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若师古之言可信，则汉时温宿国人且至内地营田牧生活，同化于汉人也。又如《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月氏道，上郡有龟兹县，皆因居西域国人而得名。则西域人移居内地田牧，又非仅温宿一国也。由此可见汉之屯田政策，已伸入西域各地，由于屯田而改变本地人之生活状况，又事理之所必然。至于所应用之农具及与耕作有关之什物，必与内地为一系统也。
2.陶器及漆木器
在汉通西域以前，日常之用具为何？尚乏实地之材料。就吾人在罗布泊古坟中所见，本地人所应用者，为骨器、草编品及未烧炼之泥具而已。无疑的，皆为未受汉化之土俗用品也。反之，吾人踏查其他陶片散布地，间有汉铜小件及五铢钱为证明者，其陶片多作红色与青色两种，花纹多作水波纹、绳纹及回纹，显与内地之传统纹样相同，形式亦多趋一致。无论其为车旋法或手抟法所制造，要皆为中原之作风，而与西来者迥殊。凡此种种，我在《高昌陶集》中已详加申述，在此不容再述。若轮台、库车、和田瓦砾之散布及完整之陶器，其花纹形样，皆不出于上举之范围。尤其在天山北麓古坟中所出之黑陶壶，与内地所出形式纹样均同，是可证自汉通西域以后，陶工艺术之输入，极为广泛，竟遍及天山南北两路。盖西域各地因受汉朝屯田之影响，农业大为改进后，第一为人民所需用者即为陶器；盖制陶与农业有密切之关系。虽和田之约特干、莎车之图木舒克，时有彩绘及带兽形之陶器及木具，非自内地来，但以同时出土之其他物件为证，皆为隋、唐时之产品，又属佛教入新疆以后之事也。其他西域人所用陶器，均属于中原作风。楼兰最在东陲，与汉为近，其什物受汉文化之影响，更为深切，当无可疑，就吾人踏查所及，陶片分为二类：一为沙质，一为泥质。其泥质者，疑来自内地；花纹形式，均与内地相同。其沙质者，疑本地所造。盖罗布泊地多沙卤，不便作细陶；然为应用起见，故以本地沙土为质，加以烧炼，极不光平；然其式样，则属内地之作风。此项陶片，多散布于孔雀河末流北岸古渠附近之古代村落遗址间，可证其为真正民间之用品矣。唯有孔雀河末流觅得陶片二：一朱绘纠绳纹，红泥质，中含石子；一刻绳纹，表面青灰色，里刷红色，虽为手抟法所制，然制作甚精。疑直接来自内地，或出于甘肃；因泥质中均含石子，与甘肃北部及内蒙古长城附近之古陶片为一致也。其次为漆木器：我在罗布泊古坟中，得漆桶状杯二件，又在古烽燧亭遗址得漆两耳杯、漆木具之类。《史记·大宛传》称：“自大宛至安息，其地皆无漆”；则葱岭以东诸国，更无漆器，可以推知。今罗布泊古墓及遗址中，发现漆器，则必来自内地，毫无可疑。其漆两耳杯，式样又见于陕西、河南出土之陶质与铜质。故是项用具，皆为中原所普遍通行之用具。尤其遗址中之漆木具，在木板上涂生漆，而用于器物及建筑上，则汉代工艺之进化，实使人欣佩不已。而我所获之两耳杯，中无木质，完全由干漆及篫麻布作成，元时名曰脱空。其后佛教东来，和田、库车又用夹篫法以造佛像，见于《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所记。虽夹篫造像始于梁简文帝，但夹篫之法，实始于汉，由汉传入西域也。至若木器，我在古坟中发见有木碗及木几之类。据我之工作经过，皆为衣冠冢所出。同时出土者，尚有漆器，则必来自中土无疑。此就我所见者为言。其他关于日常用具，除含宗教性者外，疑多受汉人影响，不及备举。且有至今尚存汉时遗制者，如食具中之裵杓是也。是皆由农业之进展，而器物遂随之输入故也。
3.钱币
农业发展促进了货物交换和货币的使用。西域诸国之钱币为何，亦可窥见其文明之所从来矣。试据《汉书·西域传》所述：安息之钱币，以银为质，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条支之钱币，文为人头，幕为骑马；罽宾、乌弋山离均同。大氏月货币，虽《汉书》无记载，但以近今出土者为例，其式样颇与安息诸国相似；皆以金银为质，中无孔，唯文幕各异耳。又观现新疆故址所散布之钱币，类皆为五铢钱，为汉时中原所通用之钱币。但据史籍载记称，龟兹国亦铸五铢钱注52。但由我发见者，其钱较小，圆廓方孔，上不铸字，散布极广，随手可拾；则为当时人民所通用之钱币无疑也。其次，高昌铸有“高昌吉利”钱，见于日人《西域考古图谱》。我亦采获其一，类皆方孔圆廓，取式于汉之五铢钱无疑。又我在莎车拾方孔钱一枚，上有西域文字，幕有一蛇；然皆近于汉之钱式，与安息、大月氏之货币非一系统。吾人虽在疏勒、莎车、高昌偶拾无孔钱，但皆为宋以后之钱币。疏勒、莎车在宋初已被回教徒所占据，则其无孔钱必为当时回教徒所通行之货币。高昌在宋、元以后，亦属于畏兀儿，其所用之银币，上铸畏兀儿文，疑亦为当时人所用。但此地以银为质，疏勒、莎车以铜为质为异耳。至于罗布泊本地用何种钱币，由今考古上之踏查，大多数皆为汉五铢钱，已详于各家考古报告中，无容再述。我在1934年，在孔雀河沿岸，曾在一地方圆不及半公里，拾五铢钱约六百余枚。其散布之广，由此可见。但此项钱币，皆为汉人所输入；楼兰本国是否铸有同样钱币，今尚无所发现，但亦不见无孔钱，是安息以西之货币，尚不达于此土也。
4.丝织品
中国以产丝著闻于世界，初见记载于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上古史》，称中国为Seres，希腊语“绢”之义。又公元前150年，托拉美（Ptolemy）《地理书》中，亦记希腊商人实到过“绢国之都”注53，此地据一般学者解释，相当于今日疏勒，为中国古时极西部之国际市场。《汉书·西域传》称疏勒有列市，亦指此地也。据此，是内地丝绢早已运至新疆之疏勒，再转运至欧洲。及汉武通西域，交通大开；汉使臣尝以财物赠予西域各国，而西域各国亦以汉财物丝绢之类为交易之媒介物。例如《后汉书·大秦传》云：“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闭汉使，不得自达。”则中国丝织品，由安息输入于罗马，益可信也。但当时贩丝之道，必经塔里木盆地，而楼兰扼其咽喉。斯坦因尝于楼兰遗址中发见一捆绢彩，为当时贩运所遗注54，或楼兰人亦作贩丝之业也。我在楼兰虽未发见绢彩，但在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冢中，死者衣文绮绢彩，甚为都丽；虽黄发小儿，亦皆披服锦绣。则楼兰必早已接受汉丝织文明，毫无可疑。《大唐西域记》中，曾记和田桑蚕故事称：“于阗以国无蚕桑，向东国求婚，遂由东国女秘密运桑蚕至于阗。”此故事亦见于西藏文学中。后斯坦因在和田旦当乌利克寺院板壁上，发见一故事画，即描写此事注55。据西藏文学称：“东国指中国一地方。”如然，是于阗蚕桑，直接由内地传入。但又据Sten Konow《于阗研究》，称：“据藏文《于阗历史》，娶中国公主输入蚕桑者为尉迟舍耶（Vijaya-jaya），在公元后220年以前。”注56据其所述，是相当于东汉末季，此时汉朝无与于阗结婚之事。疑东国之君为鄯善王；盖鄯善西与于阗为邻，鄯善王尤还又为汉朝外甥，先有蚕桑，极为可能。又观斯坦因在旦当乌利克所获之故事画片，男女皆作西域人种型可证也。若然，是汉朝蚕桑传至鄯善，再由鄯善传至于阗；在传播路线上，亦复相合。故与其谓东国君指汉皇帝，不如指为鄯善王较为合理也。至今和田蚕桑业甚盛，丝绸亦甚有名，而鄯善则久已废弃矣。
5.兵器
按《汉书·西域传》婼羌条云：“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鄯善条云：“能作兵，与婼羌同。”是鄯善、婼羌原有兵器，不过弓、矛、刀、剑，以铁为质而已。其他各国兵器，亦不出婼羌所能之范围。《史记·大宛传》云：“大宛不知铸钱（铁）器，乃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其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按大宛为西域大国，其兵器且用汉法，其他各国，可以推知。盖汉朝兵器，以铜为质，再杂以锡。《考工记》云：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刀、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矢之齐。
《考工记》为先秦人所记，载入于《周礼》中，必为可信。现罗布泊出土之遗物，如铜镜、矢镞及小铜器，颜色淡黄，中皆杂锡，可以验其然也。今婼羌、鄯善，以铁为兵，不唯不知用铜，且不知杂锡；故以本土兵器与汉兵器较利钝，则远不如也。汉兵器，以弩弓为最强；汉初十石以上弩，皆禁止出关可证。《史记·大宛传》称：“李广利伐大宛，兵弩盛设。及至宛城，宛兵迎击，汉兵射败之。”是汉之破宛，恃弩兵之力也。婼羌、鄯善，仅有弓矛之用，器不锋利。及汉通西域后，弓弩之法传至西域，西域人改进兵器，然犹不及汉。由《汉书·陈汤传》中所言，可以明其然也。
以上五者，就西域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者而言。由此五者所发生之连带影响，当更较繁复。例如由内地丝织品之输入，则服御之制，必随之变更。例如晋隆安间，法显至鄯善，称：“俗人衣服，粗与汉同。”《汉书·西域传》称“龟兹王绛宾乐汉衣服制度”可证也。服御既如此，则其他如由钱币及田作法之输入，而影响其权衡度量；由兵器之改进，而影响其战争之法，攻守之具；此皆可比推而知也。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大月氏故地及西徙
1.大月氏故地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云：“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与《史记·大宛传》所述相同。《汉书》盖抄袭《史记》之文。《史记正义》云：“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连山在甘州西南。”《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云：“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张骞传》云：“（骞）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按据《汉书·西域传》，是自甘州以西，敦煌以东皆为月氏、乌孙所居。又据《西域传》乌孙条“东居故地”之语，《史记》作“东居故浑邪之地”。按浑邪分地，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杀休屠王来降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是浑邪地在今之肃州，休屠地在今之凉州；汉招乌孙居浑邪故地，是在今肃州一带，原为乌孙故地。据此，是乌孙与月氏分地，乌孙在肃州以西至敦煌，月氏在肃州以东至张掖。《后汉书·梁裏传》注：“昭武故城，在张掖西北。”丁谦云：“今高台县地。”据此是大月氏据地，以张掖为中心。《隋书·四夷传》云：“康国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按《汉书·地理志》：“昭武县属张掖郡。”与《后汉书·梁裏传》注相合。则大月氏东居肃州以东可无疑也。但乌孙与月氏何时共居，史无明文。据《匈奴传》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已灭月氏。又据《张骞传》月氏攻乌孙，昆莫尚在襁褓，及大月氏西迁，昆莫复破月氏，时昆莫必已壮年，至少当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如此，则乌孙与月氏共居敦煌、祁连之时期，当在秦、汉之际。
2.大月氏西迁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云：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据此，是大月氏西迁，在老上单于杀月氏王时。老上在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立，则月氏西徙，必在文帝前元六年后。大月氏西迁遵何道，言人人殊。然据《西域传》乌孙条：“（乌孙）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按乌孙地即今伊犁河谷，是大月氏之西徙，先居伊犁河谷，伊犁在天山之西端，西接葱岭，南与焉耆、库车相接。乌孙西徙，由南而北，必先经过楼兰、焉耆、库车，西北至伊犁。按焉耆读若乌支，龟兹读为屈支，皆与月氏音近，或亦大月氏西迁时所建立之国家，如大夏西迁而建立吐火罗故国一例也。至乌孙后，再西徙，过大宛，时大宛居今之费尔干盆地，西至撒马尔罕留止，建康国。《隋书·四夷传》云，“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分王，故康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唐书》同。一曰萨末犍，即今之撒马尔罕。按康国是否为大月氏之后，为另一问题。然大月氏初迁至萨末犍，则确为事实。由大宛至撒马尔罕适东西一线。张骞之使西域，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为发导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与西迁之路线适同。故《史记·大宛传》记大宛与大月氏、大夏之方位云：“（大宛）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又云：“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按张骞出使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使西域十三年返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时大夏尚在，月氏立王庭于妫水北。及至班固作《汉书·西域传》，所记大宛、大月氏方位则与《史记》异。《汉书·西域传》大宛条云：“（大宛）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又大月氏条云：“大月氏国，治监氏城，……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按班固作《西域传》，迄于西汉之末，时大月氏已灭大夏，南徙至妫水南，居大夏之故都，《史记·大宛传》称：“大夏民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即监氏城也。《史记》举大月氏之旧地大宛西，故曰：“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汉书》举其新都，故曰：“西至安息，南至罽宾。”乃西汉之末时事也。由是言之，大月氏西迁，由伊犁河谷西至费尔干盆地，即古大宛，再西行至撒马尔罕，即萨末犍，南至巴克脱利亚，其行迹甚显然也。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
大夏之名，首见《山海经》及周、秦古书。而记黄帝与大夏之交通，则以《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较详。其言曰：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卷五）
按此类记载，又见于《说宛·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汉书》、《晋书·律历志》，其文略同。惟“阮裷”均作“昆仑”。王静安先生解释，“阮”与“昆”音近，“裷”为“仑”字之讹（见以下引文），是仍同述一事。则黄帝通大夏一事，既见于秦、汉诸书，则在当时必为一有力之传说，反映了战国、秦、汉人的观念。故吾人不妨本之以推求古代大夏之位置，亦古代交通史上颇有意义的问题。
自来言大夏方位者，其说不一。一说在今山西境内；《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谓叔向曰：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预注：“大夏即晋阳县。”）
《史记·晋世家》索隐曰：
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在今大夏是也。
又《史记正义》曰：
《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按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史记》卷三十九）
据上所述，是山西境内之大夏，由夏后氏之故墟而得名，与黄帝时之大夏国无关，暂置不论。其另一说又言在流沙之外，如《山海经·海外东经》云：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
又云：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卷十三）
按王静安先生作《西胡考》，称《山海经》此语为汉后人附益，是也。但葱岭西确有大夏古国，《史记·大宛传》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郭，与大宛同俗。”此必为《山海经》附益之所自出。丁谦作《穆天子传考证》，附《大夏国境考》，以《大宛传》中之大夏即黄帝时之古大夏国。其说云：
葱岭以西有自古著名之国，曰大夏。其立国当在黄帝以前（原注：黄帝遣伶伦至大夏取竹可证），历商与周（原注：《周书·王会篇》及伊尹《四方献令》可证），传世几二千年，至周襄王十七年，始为马太国所并（原注：见《万国史纲》）。穆天子西行时，其国尚存。（《穆天子传考证》附《剞阊NB061韩诸地皆古大夏国境考》）
如丁氏之说，是葱岭西之大夏，即古籍中所记黄帝以来之大夏国。黄帝时之大夏，乃在东方，自《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裷之阴”一语引知。但东方之国，何时迁徙至西方，丁氏未加说明。王国维氏、张星NFEC4氏乃提出新解，以葱岭西之大夏，乃由东方迁徙者；而大夏之旧址，原在和田与且末间，即《大唐西域记》中之睹货逻国。其迁徙当在秦、汉之际。王氏说云：
大夏本东方古国，《逸周书·王会解》云：“禺氏NB062NB063，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伊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空桐与禺氏（即月氏）、犬戎皆在近塞，则大夏一国，明非远夷。《史记·封禅书》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此本《管子》佚文。《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汉书·律历志》、《说宛·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同纪此事。“阮隃”皆作“昆仑”，“昆”之为“阮”声之近（原注：说文NB322部，阢读若昆），“仑”之为“隃”字之误也，综此二说，则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较周初王会时，已稍西徙。……《大唐西域记》云：“于阗国尼壤城东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案子阗国姓实为尉迟，而画家之尉迟乙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于阗人；朱景元《唐朝名画录》云吐火罗人。二者皆唐人所记，是于阗与吐火罗本同族，亦吐火罗人曾居于阗之证。又今和田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原注：《唐书·西域·吐谷浑传》，李靖等军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是图伦碛在且末、于阗间）今谓之塔克拉玛干碛，皆睹货逻碛之讹变。是睹货逻故国在且末、于阗间，与周、秦间书所记大夏地位若合符节。《唐书·西域传》云：“大夏即吐火罗”，其言信矣。大夏之国，自西逾葱岭后，即以音行。除《史记》、《汉书》尚仍其故号外，《后汉书》谓之兜勒（原注：《和帝纪》及《西域传序》），六朝译经者谓之兜佉勒（原注：《婆沙论》卷九，世尊极知兜佉勒语，胜生兜佉勒中者）。兜佉罗（原注：《大智度论》卷二十五，见上），《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西域记》谓之睹货逻，皆大夏之对音。其徙葱岭以西，盖秦、汉间之事。希腊地理学家斯德拉仆所著书，记西历纪元前百五十年时，睹货逻等四蛮族侵入希腊人所建之拔底延王国。是大夏之入妫水流域，前乎大月氏者仅二十年。故大夏居妫水南，而大月氏居其北。此其侵略先后之次序也。（《观堂集林》十三《西胡考下》）
至于张星NFEC4氏所说，约与王氏同，并引斯文赫定《亚洲沙漠探险记》（Dürch Asiens Westen）以证明其说。云：
西历纪元前157年，吐火罗民族居青海布隆吉尔湖畔，以后迁徙至西部土耳其斯坦，近代吐火罗斯坦之名（Tochauitan），即此族祖先所遗留者也。新疆中央大沙漠，土人称之为塔克拉马干。又余在沙漠中发现之古代城市遗迹，亦名塔克拉（Takea），塔克拉为吐火罗之转音，毫无疑义。和田附近村庄有名托赫拉（Tochla）。古代沙漠逼近城市时，居民皆迁至此村。托赫拉亦必吐火罗民族所遗留之名也。吐火罗民族在上古时代，疆宇广拓，极一时之盛。据克拉勃罗德及圣马丹二人之考证，吐火罗人为西藏种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引）
我对两先生所说吐火罗人曾占有新疆一事可以赞同。但新疆之吐火罗人由东来乎？抑由西来乎？两先生均未曾有明确之说明。晚近东西学者，对此问题研究之结果，以吐火罗文化之来源与佛教之传播有关。如此，是吐火罗人系由西来，并非东往。佛教东来，始于西汉之末，而渐盛于东汉之世。吐火罗人之入新疆，当较此为后。以理推之，或在晋、宋之间。故《魏书》始有吐呼罗之名。与中国古书所记商周时之大夏，迥然二致。《史记·大宛传》本之张骞，张骞述大夏，云：“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张骞身至大夏，其说当可据，且与近来国外学者根据古大夏钱币研究大夏之历史，其结论亦相合。是大月氏未西徙之前，大夏完全为希腊人领土之一部。大夏之徙自东方，据前引张氏所引斯文赫定语，谓在公元前150年，以此与张骞出使西域之年（在公元前138年）相较，相差不过十余年。如大夏真有在公元前150年西迁之事，张骞安有不知之理。既知之，而又安有不为武帝称述之理。据斯文赫定所谈，是妫水大夏徙自东方，未可信也。
然则，中国古书所记之大夏，究何在乎？拟仍根据古书所记地理之形势，而在昆仑与流沙之间，以求大夏之位置。
《史记·封禅书》称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吕氏春秋》又称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裷之阴。而阮裷又为昆仑之对音。综此以观，信如王静安先生所云：“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直言之，大夏必距昆仑流沙不远。王先生本《史记》所述于田之南山为古昆仑山，《唐书》之图伦碛（即今之塔克拉玛干）为古流沙，故以于阗、且末之地当古大夏。但于田南山之名为昆仑，始自汉武。商、周时是否亦名昆仑，尚为问题。又今新疆盆地，因气候干燥，本不产竹。古代新疆之气候，与今无殊，则伶伦取竹于昆仑裺谷，决非在新疆境内可知。今按《山海经》记昆仑者凡三。《西山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实帝之下都。”《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按《西山经》与《海内西经》所述多同，当同指一地。如此，则昆仑有二：一在海内，一在海外，即一在域内，一在域外是也。域外之昆仑，晚近一般学者，均指由帕米尔分支东行之喀喇昆仑山，即于田南山。此说已成定论，不复置辩。惟域内之昆仑，究在何所，尚为疑问。《尔雅·释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裻琳琅玕焉。”《禹贡》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下注云：“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仑山祠。”又敦煌郡广至县下注云：“宜禾都尉治昆仑障。”皆因山得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毕沅、郝懿行均据此指《西山经》之昆仑，为肃州南八十里之祁连山（见毕著《山海经新校注》，郝著《山海经义疏》）。郝氏又引郭璞赞云：“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製然中峙，号曰天柱。”是郭璞亦以昆仑在甘肃境内也。又按《水经注·河水篇》：“湟水又东，与裿门河合，即浩NC62B河也。出西塞外，东入塞，径敦煌、酒泉、张掖南，东南径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裿门河又东南流径浩NC62B县故城南。又东流注于湟水。”（卷二）按鲜谷疑即《史记·封禅书》伶伦所至之裺谷，鲜为裺字之讹，音亦通转。西平疑在今民乐附近。裺谷既属西平，则当在祁连山之北。古称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据此，则是郝、毕均以甘肃之祁连山当古昆仑山，与《史记》以下诸书所称伶伦至昆仑之阴，取裺谷之竹，全相符合。或谓裺谷即《后汉书·西羌传》之允谷，《水经注》之榆谷，然亦在祁连山北也，昆仑之地位既定，次当求流沙之地。
敦煌以西及西域之大流沙有二。一在敦煌西，《汉书·西域传》所谓白龙堆沙碛是也，《新唐书》则称之为莫贺延碛。和田北之大沙碛，《唐书》称之谓图伦碛，今称塔克拉玛干者，乃后起之名，隋、唐前尚鲜称述。至先秦古书中所称之沙碛，皆指凉州以北贺兰山以东之大沙碛，今地图所称之腾格里大沙碛是也。此沙碛东南西北绵延，直抵居延海北，至外蒙边界。沙山重重，聚散随风，古书所谓流沙皆指此。《禹贡》雍州：“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删丹县下注云：“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按此为《水经》逸文）居延县下注云：“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班氏所称古文，则先秦诸子以弱水所经之地为古流沙可知。弱水即今张掖河，入额济纳旗，称额济纳河，河之东及北皆大沙碛，古今相同。额济纳河北流，潴为两湖，东为苏古诺尔，西为嘎顺诺尔，即古称为居延泽者。泽在流沙之中，故《禹贡》云：“余波入于流沙”也。流沙地位既定，则大夏之地位可考矣。
按《管子》、《国语》屡记齐桓公伐大夏事。如《管子·小匡篇》云：“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褀，乘桴济河，至于石沉（《国语》作石抗），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溪。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国语》文略同。又《管子·封禅篇》有“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之语，与《小匡篇》所述略同，而《史记·齐太公世家》及《封禅书》所从出。其事迹之真象如何，姑置不论，然其所述地理形势，当必有所据。春秋时之白狄，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即保德州与榆林府一带。西河即今宁夏一带。由白狄至西河，是桓公由山西北境西行，经陕西北边，至宁夏渡河，过贺兰山，即《管子》所称之卑尔山也，故云“悬车束马”。再西行，经流沙之南，西至大夏，故云“涉流沙”。倘此推论不误，再参以《吕氏春秋》“昆仑在大夏西”之语，则古时之大夏，必分布于凉州、兰州、河州一带。古时疆域广大，北与月氏接，南与空桐接。故我推测今河州（即临夏）为古大夏之中心区也。《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水经注·河水篇》云：“洮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径金纽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一统志》云：“大夏故城在今河州东南，大夏水，今三岔河。”按《汉书·地理志》地名，多因沿旧称，如狄道、上褁、羌道，皆袭戎名以名地，则大夏之名，亦必因古大夏国而得。又查古书所记，大夏与月氏、空桐并举。例如《逸周书·王会篇》云：“禺氏褃褄，大夏兹白牛。”又《四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是大夏疆域必与月氏、空桐邻接，或相距不远。今按《史记·大宛传》，张骞称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则大月氏古时必分布于今肃州、甘州之南，祁连山一带。又按《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正义》引《括地志》云：“空桐在原州平阳县西百里。”即今平凉六盘山一带。大夏既与月氏、空桐邻近，则大夏古时在今河州、凉州一带，是非常有可能的。
（原载齐鲁大学《国学季刊》新一卷第一期，1940年11月）
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
一、大夏故地
我在1939年时，作《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言大夏故地，在甘肃河州、兰州一带，而以河州为古大夏中心区。当时唯据中国载记为言，证据不足，近年尝留心此问题。复检查东西学者所论列，益信前所考订之位置不诬。唯当时以周、秦古书所记之大夏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之大夏，是二非一，否认西徙之说，今全盘研究，对于前说，有所修正，故重论之。
《史记》、《汉书》中，所记大夏国名，为西方记录中所载Tokhara之对音，且为其略译，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据古希腊地理家斯屈拉仆氏称述：在公元前160年左右，有四民族Asioi、Pasianoi、Tokhara、Sakaraule自药杀河背后塞种地域南下，侵入巴克特里亚国家，欧洲史学家，如马尔瓜尔氏、法兰克氏，均以为攻入希腊所建立之巴克特里亚王国之吐火罗，即《大唐西域记》所载于阗、且末间之睹货罗故国，且以此为根据地，向西迁徙。二人所述尽同，不过二人所述路线各异耳。马尔瓜尔氏以为吐火罗自新疆大戈壁向西方进行，越葱岭迁至巴克特里亚，与从药杀河侵入巴克特里亚之大月氏，其路径完全相异，至后世大夏始与大月氏混合为一民族云（Eransahr.p.206,f.）。法兰克氏又加订正，谓当月氏为匈奴冒顿所攻击，遁往天山之时，曾路过睹货罗故地，而睹货罗民族，亦以本地为沙漠所侵蚀，故与月氏共侵入天山北方塞种地域。后受乌孙之逼，乃于公元前160年左右，率其民族迁往西方，侵入药杀河、阿姆河二流域也（Zur kenntnis der Türk-volker und Skythe Zentralasiens.p.24,f.）。据上述二氏论旨，对于吐火罗及大月氏迁移路线，见解虽异，但吐火罗故国之在和田东大戈壁中，以及大夏与大月氏融合而成一民族，则二氏完全相同。我对于二氏上述见解，除以大夏、大月氏融合为一民族问题，留待将来讨论外；对于以新疆于田东之大戈壁，即玄奘所述之睹货罗故国，为大夏故地，未能满意，有重新论证之必要。按睹货罗《后汉书》作兜勒（《和帝纪》及《西域传序》）。六朝译经者，谓之兜芉勒（《婆娑论》卷九）、兜芉罗（《大智度论》卷二十五）。《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大唐西域记》谓之睹货罗，想皆同名异译。但自《后汉书》以下，所指兜芉罗方域，皆在葱岭西，唯《大唐西域记》，指在于田东戈壁中，考其时代，而玄奘所记为迟。虽称故国，然亦不能超过汉代。然则此地民族，有由西而东来乎？抑由东而西迁乎？玄奘未加注释。仅云：有睹货罗故国，推其意不过此地曾有吐货罗民族居住耳，而李希特荷芬氏，根据此文，遂断定塔克拉玛干为大月氏本土；马尔瓜尔、法兰克二氏，复据此文以推测吐火罗人迁移次第，皆有证据不足之感。
然则和田之东，南山之北，塔克拉玛干既非吐火罗本土，则其本土应在何地？非先将其民族之根据地研究明白，则其迁徙之次序，不能明也。考查斯屈拉堡地理书中，在巴克特里亚一度略取东方领土之内，虽举Phroun及Seres而未记Tokhara。但Dionysios de Periegetes依据某种古书记载，谓塞种人背后有Tokhara、Phroun、Seres三国（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11.p.27）。老Plinius氏置Tokhara及Phroun于Attacoras西藏背后，Seres附近。按Seres为中国，Phroun为匈奴，所以吐火罗必在此近傍，是无可疑。又查托勒密（Ptolemaeos）《地理书》中记载：在相当中国黄河的博提索斯（Buatisos）河出西藏高原，而转入北方之处，以及相当南山山脉的喀斯亚（Kasia）山脉东端的塔戈尔（Thagour）山脉东麓，举出塔戈尔人之名，并于博提索斯河东岸，记有塔戈拉城名（Thagoura）。俞尔氏作塔格拉（Thagara），而Grenard氏、李希特荷芬氏则作塔戈拉（Thagura）。李希特荷芬目塔戈拉（Thagura）与其他西史上所载的吐火罗（Tokhara）是一非二，而以和田东方塔格拉玛干一地当之，托玛显克氏以为塔戈尔（Thagour），而比拟之为今之凉州，汉之武威，即阿剌伯人称之为Kudza，其名取自流过此地之大河。塔戈尔，当为大河之对音（Kritik der alteston Nachrichtenüber den Skythischen Norden 1.p.743）。Grenard氏以Thagoura为今之兰州（Mission Scientifique 11.27.Note 2.）。Hermann氏则目之为甘州（Sidenstrassen）。关于托勒密氏之Thagoura位置，在泰西学者之意见已不一致。日本白鸟库吉氏赞同李希特荷芬，以大月氏，即西史之Tokhara，而置其故地于河西注57。
按大月氏是否即吐火罗为另一问题，在此不作讨论。今就吐火罗之故地言之，托勒密《地理书》中所记之塔戈拉（Thagoura）之方位，实可注意。但东西学者所比拟之地，均未在其所在地之地形上求其方位，而仅就言语上为比拟，故不尽合。按托勒密书中记塔戈拉城，在黄河向北流处，城在其东岸。据此，是塔戈拉城，当于黄河北流东求之。按黄河自绕过阿尼马卿山，即大积石山以后，即北流，转东流会洮河后，转东北流至皋兰，再屈而东北流。按在青海境内，黄河支流向北流较大者有三，为吗楚河、大夏河、洮河。按吗楚河为黄河上源，发源于巴颜喀喇山。以东之大夏河、洮河均发源于以东之西倾山，北流入黄河。如综合托勒密《地理书》中所述之山脉，作比较研究，则地理书中之Kasia山脉，相当于新疆之南山即昆仑山。其中支向东绵延于青海境者，为巴颜喀喇山，东与甘肃西南境之西倾山相接，即中国古书所称为西裔之山也（《史记·禹本纪》集解引）。在西倾山东北，即大夏河、洮河所流贯之地，为自古西戎所居。如巴颜喀喇山东之西倾山为托勒密《地理书》中之塔戈尔山，则西侧山一带所居之民，当亦即塔戈尔人。如大夏为塔戈尔之音转，则大夏河亦必因住大夏之人而得名不难知也。试再证之古传记。按《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水经注》云：“洮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径金纽城南。”《十三洲志》云：“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都尉治。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一统志》云：“大夏故城在今河州，即导河县东南。”惟《水经注》称大夏川入洮河，现入黄河为异耳。按大夏与塔格拉为一音之转，当为一地。考《汉书·地理志》地名，多因沿旧称，如狄道、上褁、羌道，皆因居戎狄而得名。则大夏故城之名，亦必由居大夏之民而得名，可以推知也。大夏故城，在大夏川之旁，均在黄河北流的东边。与托勒密《地理书》所述地形，极为适合。据此，是吐火罗民族，原居今甘肃之大夏河与洮河一带，北与月氏相接，南接秦土。秦琅琊台刻辞云：“北过大夏”，可证也（参考拙著《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据上所述，是大夏即吐火罗，原居故地，以河州即导河为中心，分布于洮河及大夏河流域，可确信也。至大月氏则以张掖为中心，其分布地显然不同。然东西学者，多以大月氏即大夏，似仍有研究之余地，但非本篇讨论范围。
二、大夏西迁
试以大夏种类言之，大夏民族为何种类型，现虽无确切证据，然总可相信其为羌族，总称为西藏民族。以最初据地论之，洮河流域，原为大夏人民所居，我在上面已为证明。但此一带，同时又为羌民所居。例如汉代诸羌，皆在河、湟间，纵横数千里，可以为证。乃大夏西迁，羌民居之。故周、秦以前，月氏、大夏与氐羌各为领域，而汉以后，仅存氐羌之名，而无大夏。是大夏必与诸羌混合，随畜西徙，分布于南山之间，汉人不暇辨其种型，概以羌名之也。例如婼羌以《汉书·西域传》“僻在西南不当孔道”一语观之，实占据今日柴达木盆地，极为明显。但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胡来当为种族名。去胡来为吐呼罗之对音，疑皆大夏之异名也。匈奴语每于名词之首多用居字，作发语词。例如居延、居卢訾、居次等等皆是。故“去胡来”疑即匈奴人呼大夏人之名，大夏之为睹货罗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则婼羌为大夏民族所建立，极有可能。“婼”有盐字之义，故婼羌亦即盐地之羌；汉人呼西藏族，皆名之为羌，婼羌居于盐地，故称婼羌，乃汉人之命名。“婼”，颜师古音“而遮反”，疑汉人取睹货罗最后一字为名，而复注一句：“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边疆民族国王，有名无号，婼羌王名唐兜，已见《汉书·西域传》，则号去胡来王，为种族之名无可怀疑也。又按婼羌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五百人，但分布于南山山脉，直至葱岭之南，皆名为婼羌。例如《汉书·西域传》小宛国条云：“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孔道。”又戎卢国条云：“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孔道。”又渠勒国条云：“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衘弥接。”又于阗条云：“南与婼羌接。”又难兜国条云：“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按难兜在葱岭之南，巴达克山西麓。难兜既南接婼羌，是喀什弥罗国之北，毕尔提地方，亦为婼羌所居。如婼羌为睹货罗种族，是睹货罗东自柴达木盆地及敦煌之西，沿南山山脉，西出葱岭，向南漫延，至毕尔提而与大月氏为邻矣。至《汉书》所记婼羌之户口数，仅指留居柴达木盆地一部分而言。犹月氏西迁，留居南山羌，而称为小月氏，或义从胡也。其大部分则皆西徙矣。再自其西迁时之遗迹言之，《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条云：“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是睹货罗西迁时，已在和田之东，安得悦一带建立国家，与戎卢南之婼羌，正南北对直，或为一种。又于阗国，亦称南与婼羌接。按于阗据斯坦因所发现之文书，可证其为西藏种。又按于阗国姓尉迟。而画家尉迟乙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于阗人。”朱景元《唐名画录》云：“吐火罗人。”则于阗人之为吐火罗人审矣。又于田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今谓之塔克拉玛干沙碛。皆睹货罗音之变。斯文赫定在大沙碛中发现一古城名塔克拉（Takla），和田附近村落亦有名托赫拉（Tochla）者，皆由吐火罗民族所居而遗留其名号也（《亚洲沙漠探险记》）。是大夏人虽已西徙，原居地仍蒙其故号，犹婼羌王之为去胡来王也。再自其路线言之，《汉书·西域传》西夜国条云：“蒲犁、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是虽未指明为婼羌或吐火罗；但东北为和田之吐火罗，西南为毕尔提境之褅羌，则居其间者，亦必与之同族，可以推知。西夜、蒲犁均在南道上。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可证大夏人之西迁，遵南道由东而西，形迹甚为显然。至何时西迁，疑当在西汉之初，或在月氏西迁以前也。
（本文约作于1949年，原载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第6期，1949年10月）
近四十年来，渭干河水除在沙雅奇满有一支河入塔里木河外，余水止于库车草湖乡灌田即止，并不能到轮台草湖，更无余水入塔里木河。故现在卡阳河水为塔里木河水。三十年前，塔里木河在沙雅轮台间，有一支河直向东北伸展入渭干河故道，并凝集成若干小湖泊。我于1928年在轮台考察时，曾在轮台县南30公里乌斯托乎拉克庄观察溢水，当时水势浩瀚，河身宽里许，可以行舟，溢水正向北转，侵入村庄，牧民搭水阁而居。一居民告我云，近年塔里木河北转，入渭干河故道，这是北边一条河（卡阳河），南边还有一条河（乌卡特河），塔里木河还在南边，现已没有水了。又据另一人谈，约在四十年前，尉犁校堂、塔是吐克附近塔里木河有一缺口，分出若干支河东流入孔雀河；故当时不特塔里木河故道没水，而渭干河南支即乌卡特河亦为干河。在1921年，本地人在铁曼坡打坝，阻塞孔雀河水南流以后，卡阳河水、塔里木河水均东流，循库鲁克河旧道入罗布泊。故当时罗布泊在北边。若羌北之两湖，喀拉库顺、喀拉布郎库尔亦干竭无水。我在1930、1933年所见之情况如此（见《罗布淖尔考古记》第一章），亦即二十年前世界地图所绘罗布泊之情况也。解放后生产建设兵团在轮台东南筑了一个大坝，称为塔里木大坝，堵截塔里木河水北转，迫使水入渭干河故道，又在尉犁和郡克尔一带，阻塞了卡阳河入孔雀河若干缺口，迫使卡阳河溢水南流于公路东侧，形成若干小湖泊，余水入塔里木河。而乌卡特河东流至尉犁东南米拉木汗入塔里木河故道南流，米拉木汗以西之旧塔里木河故道仍为干河。农民又在铁曼坡掘开旧堤坝，迫使孔雀河水到铁曼坡循支河东南流至阿拉干附近，与塔里木河会合，南流至七克里克与车尔臣河会东流汇集于阿不旦附近，形成一个新海。故现在铁曼坡以东库鲁克河又成干河，而在北之罗布泊也缩小了，有逐渐干竭现象。现据航空观察孔雀河（库鲁克河）东段已无水，而罗布泊已缩小了。是现在又恢复了清末现象，形成南北两个湖。塔里木河转南流以后，由于沿途消耗，河水已弱小，南流至英柯尔、铁干里克，又凝集为若干泄水湖，较大的为巴西湖、大西海水。现兵团引泄水湖水开辟了若干农场。塔里木河水流至阿拉干时，更为细小，宽约20米左右。及与孔雀河会合南流至七克里克，又与车尔臣河会流，水仅集于七克里克东边低地阿不旦附近。而喀拉库顺现仍干竭无水，此1958年4、5月所见之情形也。
二、古代塔里木盆地中之河流
由上所述塔里木河经行地点，就其在塔里木盆地位置言之，是偏盆地北部，且只有一条河；但我们结合文献来观察，似乎南边当另有一河已消失了。《汉书·西域传》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又据《汉书·西域传》南道当道之国为鄯善、且末、精绝、衘弥、于阗、皮山、莎车。北道当道之国为疏勒、姑墨、温宿、龟兹、尉犁、危须、焉耆、山国、车师。既云南北两道都是波河西行，则必有南北两河随道并行。现塔里木河所经之地，如上面所述，都是在北道线上；然则南道线上所波之河，到何处去了呢？稍后北魏郦道元注《水经》，详述南北两河河流，穷源竟委，昭然若揭。但据郦注所述，校以现在塔里木河经流情况，也只有北河，没有南河，是否为道元虚构，抑另有一条河已消失了。这个问题，现以《水经注》为中心，结合考察所见，述说如下。《水经注·河水篇》云：
北河自歧沙东分南河，……又东北流分为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径流南河之北，……暨于温宿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西东北流（原作东西北流），径疏勒国南，又北东疏勒北山水合，……径疏勒城下。枝河又东径莎车国北（原作南）。又东径温宿国南，于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东径姑墨国南，姑墨川水注之。……北河又东径龟兹国南，又东左合龟兹川水。……大河又东右会敦薨之水。……河水又东径墨山国南，又东径注宾城南，又东径楼兰城南而东注。河水又东注于泑泽，即经所谓蒲昌海也。水积鄯善之东北，龙城之西南。……
按北河当即今之克孜勒河，源于帕米尔山区东侧，东流入乌恰县境丛山中，出山口东流于喀什市南艾萨克萨乡旧城之北，东北流，至伽师与喀什噶尔河合，故克孜勒河下游，称喀什噶尔河。因帕米尔古称葱岭，故又称葱岭北河。又据《水经注》有一支河上承北河，流于疏勒国南，现克孜勒河自出山口后，分出一支河即喀什噶尔河，流于艾萨克萨乡旧城之南。我疑艾萨克萨乡之旧城，为古疏勒城，如然则流于疏勒南之喀什噶尔河，为《水经注》中之枝河也。但此河东北流至伽师即入克孜勒河，不到温宿，可能古时流长，现缩短了。喀什另有一大河为盖孜河，亦发源于葱岭，东流于喀什市区之南，东流灌溉岳普湖后即入沙注32。道元似未叙入；但徐松说雅马亚河（盖孜河上源）入克孜勒河，与现河流不同，或系河流有变化。注文又云：“北河又东径莎车国南”，南为北字之误。下文明云：“疏勒南去莎车五百六十里”，是莎车不能在北河之北也。“北河又东径姑墨国南，姑墨川水注之。”按姑墨即今之阿克苏，姑墨川亦即今之阿克苏河。现克孜勒河流至巴楚附近即已断流，无余水东流，但在古时是与阿克苏河会合后东流的。我于1929年在图木舒克发现托和沙赖古城，克孜勒河旧河床经古城之南，东北流，沿途还有古渠古道遗迹注33。《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云：“据史德城龟兹境也，一曰郁头州，在赤河北岸孤石山。”又云：“赤河来自疏勒西葛罗岭，至城西分流，合于城东北入据史德界。”按赤河即今克孜勒河，克孜勒突厥语红义，凡克孜勒河所经流之地，皆作红色，沿途古城古址，均用红色土坯累砌。托和沙赖古城，即在克孜勒河北岸，是托和沙赖古城即龟兹据史德城，一曰郁头州城。而城旁之河，亦即唐之赤河，今之克孜勒河。复沿红泥滩东北行，沿途时见古河道、古渠、古大道，及道旁之烽裭，直到修理呼图克以北，方不见红泥滩。而古时之建筑物皆为白土所筑，可能已进入阿克苏河区域也。因此而知古时喀什噶尔河与阿克苏河会流之地，必在修理呼图克以南一带（详见《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9——63页）。会流后，据《水经注》所述仍流径龟兹国南，龟兹川水注之。龟兹即今库车，龟兹川即今渭干河。再往东，如敦薨水，即今焉耆河，下游即孔雀河。墨山国，疑在今库鲁克山中。注宾城疑在孔雀河北岸线上。楼兰城即今楼兰遗址。综上所述，是北河由疏勒经姑墨（阿克苏）、龟兹（库车）、轮台、焉耆，一直向东，沿天山及库鲁克山南麓而至罗布泊，与现在塔里木河经行之地，除东段外，几乎完全相当。北河的存在是不成问题的。不过现塔里木河较北河故道已北移了。我在1929年春由沙雅取道大漠赴于田考察时，在塔里木河南约50公里左右，即在阿克对雅南约10公里，发现向东而行的一大干河床。河宽约200米左右，两岸高约1米，河中心洼陷，沙细色白如银，与和田河同。在干河旁还有古道，若隐若现，在道旁拾有红陶片、铜片、珠子及烽裮，可能在道旁还有守护的建筑，惜未觅得。这些遗物，经鉴定是8世纪前后，可能要早些。由是知此干河有水时，东西大道亦必沿此河而行。据引导云，如沿此干河西南行可达和田河。同时我沿阿克对雅西行入子里河干河西南行，到和田河时，在子里河南约30公里左右，其东岸有一缺口，称渡口，往东约5公里左右，又见一干河床，东偏北行，河宽与阿克对雅南之大干河相等，两岸枯胡桐及沙丘，骈比东趋，则此河必即阿克对雅南所见之干河注34。据引导云，沿此干河可以到和田河，则阿克对雅南之干河必与渡口东之干河为一河。即古塔里木河。现由渡口到托和沙赖古址，适东西成一平行线，则在古时托和沙赖南之克孜勒河，即喀什噶尔河，与阿克对雅南之干河，合渡口东之干河必联接成为一河，即古北河，而河旁之古道同时亦必为东西通行之大道，称为北道。但现河流已北移50余公里矣。由上所述，北河是一直向东流入罗布泊，但现在塔里木河的东段，东流至尉犁境内，即转南流，而孔雀河亦向东南流，海水亦有渐次移到南方趋势。如问何时塔里木河在东段与孔雀河直东流入罗布泊？何时又南流呢？是值得我们思索的一个问题。我于1930年发现土垠台站，及孔雀河水复故道；同时在土垠中又发现西汉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木简，并在孔雀河沿岸采拾西汉五铢钱及铜矢镞等，是在西汉时孔雀河是有水之河，而罗布泊也在北岸。东汉时情形不知。但在安帝延光中，班勇建议屯田楼兰，是当时楼兰情形未变。至1900年斯文赫定在罗布北区发现楼兰遗址，探获文书中有咸熙、泰始、永嘉各年号注35。按咸熙为曹魏陈留王奂年号，泰始为晋武帝、永嘉为晋怀帝年号，是此地在公元265——310约四十余年之间，均属魏、晋屯戍之地。斯坦因于1906年也在此地获得一文书，为建武十四年，即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在遗址中有一文书“溉北河田一顷”之语，又有“水大波深必泛”注36等语句。日人橘瑞超氏又在此地发现有“海头”字样文书注37，综合所见，是北河东段即孔雀河下游，在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为有水之河，而海水亦聚在楼兰附近。5世纪以后，此地遂不见于史册，而内地与西域交往，转移至鄯善与车师。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年）沮渠无讳渡流沙进据鄯善，战不胜退保东城，《水经注》称为故东城，我疑即楼兰遗址东南50公里之默得克沁。东城称故，则已荒废了。而塔里木河同孔雀河必已改变了方向，向南移动，在喀拉库顺汇为一个新湖，如清末地图所绘，及目前塔里木河南流的情形也。综上所述，是现在的塔里木河即北河，在5世纪前塔里木河孔雀河直入罗布泊，5世纪以后塔里木河孔雀河转南流，所谓南河北河在东段均已消失，而湖水亦易其方位矣。
其次，我们要谈南河的问题。上文所述《水经注》北河所入的支河，与现在的塔里木河所受之水，有两条主要河流，即叶尔羌河、和田河未有叙及，是郦道元漏遗了呢？还是另成了一条河？根据《水经注》所述，是另成了一条河，而称为南河，与北河骈比东流入罗布泊。其说云：
河水径歧沙谷出谷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径蒲犁国北，河水又东径皮山国北。……河水又东与于田河合。……南河又东径于田国北，《释氏西域记》曰：“河水东流三千里，至于田屈东北流者也。”……南河又东北径扜弥国北。南河又东径精绝国北，南河又东径且末国北，又东右会阿耨达大水。……会流东逝，通为注宾河，又东径鄯善国北，其水东注泽，泽在楼兰国北扜泥城，故彼俗谓是泽为牢兰海也。
按如《水经注》所述，是塔里木河盆地南边，有一条大河东西流，称为南河，从蒲犁（塔什库尔干），经皮山（库马）、于田（和田）、衘弥（克里雅）、精绝（尼雅）、且末（车尔臣）、鄯善（若羌、密远）的北边，东流会车尔臣河，东流入牢兰海，即罗布泊。但现在与车尔臣河相会的塔里木河、孔雀河，均由北来，并非由西来，是否古时有大河从西来，穿行沙漠与北河骈行而入楼兰海呢？当然现在的地图是没有这一条完整的河流，因为两千年来，经过长期的自然变化与人为影响，在广阔的沙漠中，不可能有一完整的故道，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据现存的断断续续河床痕迹，以及当时沿河居民的遗存，结合文献，也不难推想当时曾经有河流的存在。我于1929年在和田、叶尔羌考察时，曾就和田河的流向作了一次探查。在和田北30公里左右有一大干河，从吉牙庄和田河分出一支河，向东北流。据本地人说，此河直到旦当乌利克。在吉牙庄附近有一旧城，名阿克斯比尔，我曾著文认为这是古于田都城所在。干河曾流于其西，附近有许多重要遗址，都在干河两岸，绵延50公里都是瓦砾场；本地人也说从前和田人都沿这条河居住，因以后没水，均迁走了。如沿此干河可到旦当，再东北可到沙雅草湖，又说到罗布泊注38。又我于1930年横穿大漠到于田时，在托瓦克东约10公里左右，见一大干河床东北向注39。据引导人言，此河即是从吉牙庄分出干河的中段，直通旦当，是《汉书·西域传》称“于阗已东水皆东流”，似可相信。1929年我们曾到克里雅河考察喀拉墩古址注40，我们认为是衘弥国遗址。房址排列形势均是向东北伸展，可能是沿着古道方位修建。同时在遗址附近也有一条干河床，向东北伸展，跨克里雅河而过。再往东，还有尼雅河末流的古迹，可能是精绝国遗址。现在我们如果把旦当、哈拉墩、尼雅联结起来，划一横线，恰恰与《水经注》所说南河所经行的路线相合。如再由尼雅故址向东北方向伸展，恰到阿拉干南边。在中国旧地图上，在托和莽西绘一干河名肯时（特）车尔臣达里雅，向东北流，与由北来之克特克塔里木会；又在和尔罕东又绘一干沟直东北行，名什尔戛查普坎干沟，意味着现车尔臣河已向南移了。德国赫尔曼教授主张“南河在阿拉干南与车尔臣河会合为注宾河，附近默得克遗址（现订为梯木沁）即注宾城。”注41但我同意前说而不同意以附近遗址为注宾城。因注宾城在北河线上，注宾河必因注宾城而得名。可能当时北河即孔雀河，在注宾城有一支河南流至阿拉干附近，与南河即车尔臣河会合东流，至默得克沁即喀拉库顺旧城入海。南河因与注宾河会流，故亦名注宾河，在默得克沁旁有一干河床自西来，斯坦因说是孔雀河最后的支河，但本地人说是叶尔羌河，皆指注宾河也。在遗址附近有许多沟渠遗迹。在楼兰遗址中，所获得文书，有“溉北河田一顷”注42之语。楼兰遗址在默得克沁北偏东相距约50公里，楼兰遗址附近之河既称为北河，则其南默得克沁当称为南河。根据上述种种迹象，南河的中段与东段存在是可以推想到的。问题在西段，南河主流即初源。根据《水经注》所述河水曾经蒲犁、皮山之北，我们必须在皮山、和田北面觅出古河床或遗址，方可征信。当然，明显的遗迹，我们未觅着，不过求之文献记录及吾人所见，亦有线索可寻。《通典》边防典于阗条注云：“（于田河）名首拔河，亦名树拔河，或云即黄河也。北流（原误海，今改）七百里入计戍水，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注43《通典》为唐杜佑所著，关于西域记载多引杜环《经行记》，杜环随高仙芝在西域颇久，所记必较真实。据《通典》所述，是和田北有一大河名计戍水，即葱岭南河，和田河北流入之。又按斯坦因在旦当所得之文书中，有“杰谢镇”的名称（斯坦因：《古代和阗》，第524页），另一文书有“大历三年”年号，NDC22当即杰之俗体字，杰谢与计戍为一音之转，可能计戍河因过杰谢镇而得名，犹塔里木河过塔里木牧场而得名同一例也。但杰谢镇究在何地，必须有确定的地点，方可证明计戍水之径流。据文书杰谢镇是驻扎戍兵之区，它的知镇官是一个将军名杨晋卿，故我认为玛扎他哈遗址可能即是杰谢镇所在地。遗址在和田河旁，为交通中枢，附近有山临河，旧城即在山上。城有三重，为红土坯所砌，附近烽裮甚多，可能为守望之所。旁有古道，东西行，可能是南道线上由于田到莎车之沙漠道遗迹。我在遗址中掘出乾元钱一枚，及民族文字的木简。在石壁上有颇多之汉人题名，也有用民族文字写的题名。可能是戍兵所为（《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页）。因此我疑此地即是唐朝在于阗驻兵之地，或守捉城故址。在玛扎东岸，有一大草滩，宽广里许，向东北伸展，两岸沙山绵延一线，中显低洼，现出旧河床痕迹。我疑此草滩为南河经行之迹，东流于旦当之北，西与莎车东与哈拉墩成一平行线。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8世纪中叶，南河仍由莎车东流至玛扎他哈之南，称为计戍水，东流于旦当之北，与于田河会合，至哈拉墩东北流入罗布泊。与《通典》所述适相吻合。《通典》所记西域事止于天宝，则所述和田河入计戍河当是8世纪中叶以前事也。但计戍水是否即是指南河，《通典》解释计戍水之语，非常明确。如云：“计戍水一名首拔河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按《水经注》南河、北河均发源于葱岭，北河当为喀什噶尔河，又称为葱岭北河。南河即指叶尔羌河，虽叶尔羌河发源于喀喇昆仑山北侧，与喀什噶尔河源不同一地，但叶尔羌河发源之地亦称为葱岭，故历来地理学家如徐松辈，均以叶尔羌河为葱岭南河注44。现计戍水既即葱岭南河，则叶尔羌河流入玛扎他哈以东，和田以北者，亦当为南河，即计戍水也。因此，西段南河在8世纪中叶以前存在，是可以理解的。然则何时放弃，下文当谈这个问题。
三、河道变化
由于上面所述古代叶尔羌河和田河的东流，说明了南河的存在。但现此二河是入塔里木河，何时改变了流向转北流呢？当然河流的改道与人为的影响，及自然的变化，都是有关联的。我们从有关地区的历史及交通方面的变化，可以找到一些古河流演变的线索。据上面所述及沿线遗址，在1世纪至5世纪期间两河的存在不成问题，已见上述。但自5世纪以后，鄯善为吐谷浑人所占据，政治中心和交通线亦必南移至婼羌一带，北道亦北移经由高昌。整个罗布区域，即古楼兰地，几乎全为沙漠所占领。北道由高昌起到8世纪都还存在，而北河即塔里木河同时也是通畅的。南道则起了变化。由于鄯善沦亡，交通与河流的管理亦随之被放弃，势必影响到河流畅通。尼雅（即精绝）、且末在后汉时统属于鄯善者，至是亦被放弃而为沙漠淹没。哈拉墩（衘弥）在后汉即已并入于阗。是南河东段和中段在5世纪至8世纪初期，已全沦入沙漠。5世纪初，晋释法显从焉耆西南行，穿沙漠到于阗，说“路中无人，沙行艰难，所径之苦，人理莫比。”注45法显必是过北河，涉沙漠到南河线，沿和田河而到于阗。但为何不从鄯善沿南河到于阗，而绕道北行呢？必南河已干竭而南道已不通行也。6世纪初期，宋云由鄯善到于阗，是边山一道，时鄯善已为吐谷浑王子所据注46。至7世纪中叶，玄奘回程由于阗东返，自尼壤东行，称：“从此入流沙，风动沙流，无径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遗骸以为标帜。”东经睹货逻故国（即今安得悦）、折摩驮那故国（即今且末）、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今罗布泊）展转到达唐境注47。是当时尼雅以东已完全变为沙漠。故楼兰、且末、睹货逻均称故国，是南河东段必早已断流，而北河东段亦变易其位置矣。但南河自尼雅以西，若旦当、玛扎他哈据其出土遗物皆在8世纪前后，则南河西段水并不是完全干竭，而交通犹复继续活跃。尤其在7世纪中叶，西州收入唐代版图以后，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统四镇及十六府七十二州之地，当时于阗、龟兹、疏勒、焉耆均置戍兵，设镇守使以统御之。塔里木盆地北部及西部尤其于阗、龟兹都是繁荣昌盛之地。自天宝十年（公元751年）高仙芝于怛逻斯一役大败于大食，唐代在葱岭以西政治势力全部失掉，而葱岭以东犹能维持一个短时期。但在天宝末年，安史叛乱，西北戍兵调入中原，在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乘唐兵撤走，进攻西域诸国，陷安西、北庭。在玛扎他哈发现藏文文书，及山上城堡系为火所焚毁注48，则玛扎他哈遗址即杰谢镇，可能是吐蕃由和田河进兵攻安西时所摧毁，旦当可能不久亦被放弃。因旦当自大历建中以后，玛扎他哈自乾元以后，再无遗物出现，可证这遗址到8世纪末期即失去其生命力。9世纪初期，回鹘人西进占有北庭，9世纪中叶（公元866年，咸通七年），进取西州。新疆南部必均统属于回鹘。但与此同时回教势力亦东进，喀拉汗朝占据疏勒，沙得克不古尔汗首先信奉回教，因此与于阗佛教战争亘百年之久。《宋史》称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于阗破疏勒，得舞象一欲以为献，是在10世纪中叶，疏勒于阗战争尚未结束。十室九空，路无行人，必肇成此一地带之荒芜，叶尔羌河亦必受其影响，凝集为若干小湖泊或改道，再不复东流了。直至11世纪初期，据回教史家记载，称于瑟甫库德尔在公元1006年为于阗王，战争方告结束。在此以后，叶城以西，如叶尔羌、莎车、巴楚等地，必早已统属于喀什。由于喀什汗国人民之努力经营，而得到繁荣兴盛。尤其叶尔羌、喀什成为南疆巨镇。在拉一普所拾之无孔钱，亦必为喀什汗国所造。由于此一带之兴盛，而叶尔羌河亦必因人民之移徙，开塞启淤，导水北流，为新兴之城镇服务，遂形成了南北一线之新河流，即今之叶尔羌河也。河流前进不已，必与东流之喀什噶尔河接触是不难理解的。我于1929年赴巴楚考察时，叶尔羌河溢水与喀什噶尔旧河道相隔仅一堤坝，当喀什噶尔河断流以后，它的河床很自然为叶尔羌河所占据，东流与和田河、阿克苏河会合而成了塔里木河，即《水经注》中之北河的主流。而南河遂不见于记载矣。此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两河由兴起至转变之过程如此。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汉通西域后对西域之影响
自汉通西域以后，西域之情形有何变化，为吾人所论及之问题。自公元前138年，张骞奉使大月氏还，言通西域之利；武帝从之，甘心欲通大宛诸国，先之以军事，次之以政治，而汉文化亦随军事与政治以俱入。兹就《史记》、《汉书》所记，及实地考察所得，概略言之：自张骞第一次联结大月氏失败后，因乌孙与匈奴接壤，复献联乌孙以制匈奴之策。元狩中，骞复奉使乌孙，图结为昆弟，使之东迁；又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衘NCB2B（《史记索隐》：“衘NCB2B音裲弥”，按《汉纪》作“拘弥”，疑拘当作衘，衘、拘一声之转也）及诸旁国。骞还，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后岁余，骞卒；骞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其人以俱来，于是西北诸国始通于汉矣；此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事也；汉亦置酒泉郡以统之。然是时张骞已死，但开通西域之迹者，自张骞始也。自张骞死后，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诸国，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赉操，大放博望侯时。使者既多，而外国亦厌汉币，不贵其财物；而楼兰、姑师当汉道之冲，负水担粮，迎送汉使，颇以为苦；常劫掠汉使王恢等。时匈奴日逐王盘据天山东麓，即今哈密、镇西一带，中无高山间隔，匈奴骑兵出入为寇，设楼兰与匈奴相结，即可阻汉使之通行。故汉为防御匈奴，保障通道之安全，不能不对楼兰加以注意。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平西南夷后，遣从票侯赵破奴率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击姑师。王恢以轻骑七百人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以困乌孙、大宛之属，汉遂得由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此汉通西域后，对于西域之初次军事行动也。自此以后，汉与乌孙联合，以宗女江都翁主妻乌孙王，而收夹击匈奴之效。初汉使之使安息者，安息亦发使随与俱来，观汉广大，及宛西小国欢潜、大益，宛东姑师、衘NCB2B、苏薤之属，皆随汉使东来。葱岭以东各国，均服属于汉。所谓通西域以断匈奴之右臂者此也。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因大宛之攻杀汉使，掠取财物，即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攻大宛。适以兵少饥疲，为郁成王所败。太初二年，复出兵攻宛，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益发戍卒十八万筑居延、休屠以卫酒泉。又发天下七科谪，载裯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于是贰师得以破宛城、擒杀郁成王。汉复发使十余辈，至宛西各国。于是西域多遣使来贡献。汉遂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仑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此汉第二次出兵西域之经过也。
凡上所述，有为吾人不可不注意者，即每有一次之军事，即有一次边防之建设。例如第一次之攻楼兰，即筑亭障至玉门；第二次之伐宛，即起亭至盐泽。至亭障与军事之关系若何，记文简略。今据东西考古学者赴西北实地考察、测量之结果，知汉时国防之严密，规模之雄伟，有为吾人惊叹不置者。试思自肃州以北，北抵外蒙，西至天山之东麓，皆为寸草不生之冈峦戈壁。自敦煌以西，经龙堆咸地，达孔雀河末流而至楼兰，北穿噶顺戈壁而至哈密，亦皆为干山沙岭。时匈奴正盘踞于阿尔泰山及天山一带，游骑南下，则至肃州；出噶顺戈壁，则至敦煌；偏西，则及楼兰。时汉通西域孔道，自敦煌西行，经盐层地带而至楼兰，转西诣龟兹，为唯一之径道。宛贵人所言：“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并无大误。则汉为克服此自然之困难，防御敌人之奇袭，以保汉道之安全，为汉时军略家所必须考虑之问题。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降汉，金城、河西，西并南山，空无匈奴。元狩四年，汉复击匈奴，走之于幕北。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盖酒泉为西北之门户，为内地北通外蒙、西达哈密与罗布泊所必经之地。又肃州境内有二大河伸入戈壁：一为额济纳河，经张掖、酒泉，北流经毛目额济纳旗而入苏古诺尔、嘎顺诺尔，即古居延海；一为疏勒河，经玉门、安西、敦煌之北，西入哈拉湖。汉之军略家视此为天然之防御线。故汉既得酒泉为长城线之据点后，因王恢等之破楼兰王，遂立展长城线至玉门，即今之安西，李广利伐大宛，又展至敦煌以西之古玉门关，即今之西湖附近矣。我在1928年赴西北考察，始自居延海，沿额济纳河（今弱水）南行，至毛目之北，沿途烽墩林立。当时虽未作地形测量，但大概多耸立于额济纳河之西岸。每隔约5公里或15公里距离，即有墩或堡垒（参考斯坦因《东土耳其斯坦与甘肃考古图》）。凡堡垒附近之处，必有一小城遗址，以为居人之所。其旁高地，炭渣遍地，为当时烽火之余烬无疑；间能得少许铜矢镞。南至天仓附近之古堡中，掘拾汉木简数枚；惜无年号，不能确定其时代，但决为两汉之故物。1934年1月，复往踏勘，在居延海附近，又发见规模较大之堡垒群约80余座，包含二小城，我疑此地为居延都尉所治之地。附近车行辙迹，宛然如新；上覆浮土，约三尺许。若非目睹，难以置信。沿额济纳河旁烽墩林立，复联以双墙，自居延至天仓皆如此，疑史书所称之居延塞城即指此。此一带城址，右临深河，间以沙碛，则所以防御匈奴之马蹄者，可谓至矣。据《汉书·武帝纪》，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遣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则此一带堡垒及烽墩必建筑于此时，正值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之岁也。故《史记·大宛传》称：“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盖以此也。1930年，柏格曼君在额济纳河古堡中，发见汉木简甚多，有太初、征和等年号。则路博德筑城之岁，与李广利伐大宛同时。则此一带塞城建筑，为护卫李广利之伐大宛，益可信矣。又斯坦因于1907年赴西北考察，在敦煌以东以西，发见古塞城遗址。据斯坦因地图，由东而西，与我所见之毛目北之塞城相接。西经金塔至玉门，沿疏勒河河床，至安西及敦煌之北，西至哈拉湖之小盐湖即巴什托乎拉克而止注49。其建筑形式，如斯坦因报告所述，与毛目北之居延塞城大致相同。斯坦因在此一带，掘拾汉简千余只，已由沙畹考释影印；复经王国维、罗振玉二氏重加考释，影印出版。其烽燧之次第，关城之方位，皆有精密之研究，无容吾人置喙。唯斯坦因氏所发现之木简，时代最古者，首推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距李广利伐大宛之岁，不过数年耳。则敦煌塞之建筑亦在李广利伐大宛之时或稍后，由此亦可以确定。且据斯坦因报告：在塞城之旁，有一古道，人行足迹，交错如新。又在托呼拉克布拉克其古道上之车迹，印泥甚深注50。凡此种种，均与我在额济纳河旁所见相同，由此可证边城与古道相互之关系。而《史记·大宛传》中所称：“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益信而有征矣。至托乎拉克布拉克以西，始不见烽墩之迹；直至罗布泊北岸孔雀河末流，又见烽墩，如我所发见者。然据其文献，似建筑子宣帝设都护之后，无武帝时事。故《史记》、《汉书》所记，自伐宛之役后，“起亭至盐泽”，为追述武帝之后事也。
以上所述，皆就汉初军事行动，略为叙述。昭帝因楼兰王不恭于汉，迁其国都于伊循城。楼兰故地，汉人用为军事及运输之根据地。西域门户，遂全握于汉人之手。及宣帝遣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复破姑师，降日逐，匈奴远遁，西域南北两道诸国，全属于汉，此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事也。自此后，汉之于西域，主要在于政治之联系。至后汉之时，虽明、和两帝，时向天山东麓进兵，其目的在攻匈奴，非为西域。但班超运用政治手段次第收服西域诸国，使其内向。兹就宣帝以后，关于政治之设施，略述于下。
按据《汉书·西域传》所记，汉初在西域政治组织，分为二类：一为汉官，为汉朝直接所派遣者，大抵皆为汉人；一为西域汉官，皆西域人而佩带汉印绶者。请先述西域汉官。据《汉书·西域传》云：
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
但细查《西域传》中所录各名，实不及此数。徐松《补注》称二百四十七人，我统计，人数与之相同（详《西域各国汉官表》）。盖《汉书》列其总数而言也。例如《汉书》所举之“百长”，传记中不录；则西域各国佩汉印绶而不录列于传中者，尚有一百二十七人。至于各国国王及夫人印绶，尚不在数中，至所置官员，以“侯”、“都尉”、“将”、“当户”各官长为最普通，或各国皆具，盖专为征发士兵及粮茭之助也。亦有“特设侯”、“击车师都尉”，则因事命官，不必各国皆同。试以鄯善一国为例，“君”及“译”制，有“辅国侯”、“却胡侯”、“鄯善都尉”、“击车师都尉”（“击”者，如“击胡车师君”）、“左右且渠”、“译长”各官，除“辅国侯”、“译长”与各国同为普通官制外，若“鄯善都尉”、“左右且渠”则因鄯善所固有，而加印绶外；若“击车师都尉”、“击车师君”则因助军而受汉朝之官号者。试查《西域传》中，设“击车师都尉”者二国：鄯善与龟兹；“击车师君”二国：鄯善与焉耆。按鄯善、焉耆，均与车师为邻。汉尝与匈奴争车师，每征邻国之兵为助。《西域传》后城长国云：
武帝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始击车师。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诸国兵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此虽不言焉耆，但焉耆与危须、尉犁均为近邻，必参与是役无疑。故鄯善之“击车师都尉”及“击车师君”，疑设于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或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击车师之时。时楼兰尚未改国号，故传记中仍用楼兰国名号。以后虽不击车师，而官名仍存，故班固著录之。至龟兹之“击车师都尉”，疑设于宣帝以后。《车师传》中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吉、熹发城郭诸国兵万余人，自与所将田士千五百人共击车师，攻交河城，破之。时龟兹已属汉，必参与是役。则龟兹“击车师都尉”之设，当在宣帝以后。至于“却胡侯”亦疑设于汉宣帝元康间，与焉耆之“却胡侯”及龟兹、危须、焉耆、车师后王之“击胡侯”同置，皆因争车师与击匈奴而设也。由是言之，西域诸国之兵士受汉朝之调遣，统兵之军官受汉朝之命令与官号，则西域诸国之军权，完全集中于汉官之手矣；不特鄯善一国为然也。故自汉武帝伐大宛之役以后，历昭、宣、元、成，从未派遣大军至西域，皆用西域之兵也。其次则为汉派遣之汉官。在武帝时，仅置一“使者校尉”领护田卒。及宣帝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因匈奴日逐王降汉，设置都护。据《汉书·西域传》所述：“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是都护职权专制一方，为西域诸国之军政最高首领。《西域传》又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是又兼摄屯垦事务。是不啻西域之军、政、财三大权，均集中于都护之手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
西域都护……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
据《百官表》：戊己校尉之丞、司马、候秩比六百石，则都护之丞、司马、候、千人秩禄当与相同。是都护之秩禄等于汉之郡太守。故西域都护治乌垒，立幕府。《郑吉传》云：“吉于是中西域而立幕府”，可证。汉制唯大将军有幕府；今郑吉于乌垒立幕府，是权侔大将军矣。故能征发兵马，征讨不服。而西域将、相、王、侯，亦统受其节制也。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我考证戊己校尉直属中央，专理车师屯田，非有朝命，不得调遣。故其权仅次于都护也。现乌垒故址，迄今尚未发现，难以考古学上之助，说明当时都护所在地之情形。但我在1930年春在孔雀河末流罗布泊北岸，发见古烽燧亭遗址，获得汉木简数十只。最早者为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年号，距设都护之岁已十一年；故此地之设烽燧亭，当为西域设都护以后事。在我所获简中，有一简上书：“右部后曲候丞陈殷十月壬辰为乌孙寇所杀。”（《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第三简）又一简云：“永光五年七月癸卯朔壬子左郑左曲候（下缺）。”（同上第二简）我在《罗布淖尔考古记·木简考释》中已解释右部后曲候屯姑墨，右部右曲候屯龟兹。然则左部左曲候屯驻何地耶？今当论及。我第二次在烽燧遗址中复发现前后兵营，及烽火台下所遗留之粮食，如胡麻之类，干结成饼状；在土台之上面为烽竿。是当时建筑，上为烽竿，而下为积谷之仓库，形迹至为显然。又在其西孔雀河北岸，有屯田沟渠、堤防遗迹及草屋聚落，可为当时在罗布泊即古楼兰故址屯田之证。汉为保护田卒起见，故在其东部设置烽燧亭以防敌寇之钞掠，且兼营护卫行旅之事；则此处必有一候官，或部校尉以统理之。故我据木简所写，疑此地为“左部左曲候”所驻者也。因在乌垒之东，故称左部，以别于乌垒西右部屯田之所也。又按左部左曲候既屯楼兰，则左部后曲候必屯交河，由我所获木简中有“交河曲仓”及“交河壁”等字样可证。及哀、平以后，中原多故，西域隔绝，楼兰屯地遂被放弃。后汉和帝永元中，复置都护，居龟兹；又置戊己校尉居车师前部“高昌壁”，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终后汉之世，楼兰故地不设官守，与前汉异也。
以上所述，汉代经营，皆就军事政治两面申述。次即述汉文明之输入。试查《史记》、《汉书》所记，自玉门关以西，皆为沙漠地带。楼兰、姑师为游牧民族，本不事田作。汉使所过，及军事行动，每因乏食绝邑，不能达到目的。故汉自通西域后，欲求军事之顺利进行，及政治势力之巩固，唯一急要，则为施行屯田政策。自李广利伐大宛后，轮台、渠犁均有田卒数百人。昭帝时，南迁楼兰于伊循城，置司马吏士，屯田积谷。自匈奴日逐王降汉后，车师、莎车亦为汉人屯田之地。其他如楼兰、龟兹、姑墨，亦无不有屯地；此皆有记载之可凭者。试思新疆南部，沙漠大半，其可耕之地，亦属有限，而均有汉人垦区，则由屯田所发生之文明，亦必影响于本地人之生活而为之改善，此理之所必然也。兹举其要者言之。
1.井渠及农作法
《汉书·李广利传》云：“宛城中无井，汲城外流水。”又云：“贰师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法，而积食尚多。”据此，是大宛之知穿井法，由汉人所传。大宛在西域称大国，与康居、安息相接；而穿井之法，乃得之于汉人，则葱岭以东之国，更无论矣。今吐鲁番、托克逊有以坎井灌地者，斯坦因、伯希和均以为出于伊朗；王国维氏则以为此中国旧法。据孟康注《汉书·乌孙传》云：“卑鞮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井名通渠，则确是井渠注51。据此，则凿井之法，出于汉人，而非出于伊朗人，可确信也。其次如开渠筑堤之法：新疆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故引河水灌地，为农作必要之措施。然西域人初不知之。及汉通西域，推行屯田政策，而农作之法，遂输入于西域。例如《水经注》所记楼兰筑堤之故事，及我在罗布泊孔雀河北岸所发见之柳堤及古渠，可以为证。鄯善王尉屠耆归国时，请汉遣将屯田伊循，汉为之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前往。据《汉书·西域传》鄯善原为游牧民族，随逐水草，寄田仰谷旁国。尉屠耆居汉最久，必深知农作之利，故其归国欲藉汉力推行农作以开发其土地。据此，则鄯善及楼兰由游牧生活而进入农业社会矣。其次如车师、轮台亦然。车师原亦为游牧民族，汉为屯田其地，累与匈奴战争。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乃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以车师故地给匈奴。《汉书》称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时车师国民必已参加渠犁田作而转入农民生活，故以为安乐也。又《西域传》云：李广利征大宛还，以衘弥太子赖丹入京师。昭帝时，以赖丹为校尉，田轮台。轮台与渠犁，地皆相连也。后为龟兹贵人所杀。按校尉为田官之首领，赖丹为衘弥太子，亦可以为田官，则汉在西域屯田，不必尽为汉人，本地人亦可参加屯田工作。不特此也，《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下，唐颜师古注云：“今雍州醴泉县北有山名温宿岭者，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若师古之言可信，则汉时温宿国人且至内地营田牧生活，同化于汉人也。又如《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月氏道，上郡有龟兹县，皆因居西域国人而得名。则西域人移居内地田牧，又非仅温宿一国也。由此可见汉之屯田政策，已伸入西域各地，由于屯田而改变本地人之生活状况，又事理之所必然。至于所应用之农具及与耕作有关之什物，必与内地为一系统也。
2.陶器及漆木器
在汉通西域以前，日常之用具为何？尚乏实地之材料。就吾人在罗布泊古坟中所见，本地人所应用者，为骨器、草编品及未烧炼之泥具而已。无疑的，皆为未受汉化之土俗用品也。反之，吾人踏查其他陶片散布地，间有汉铜小件及五铢钱为证明者，其陶片多作红色与青色两种，花纹多作水波纹、绳纹及回纹，显与内地之传统纹样相同，形式亦多趋一致。无论其为车旋法或手抟法所制造，要皆为中原之作风，而与西来者迥殊。凡此种种，我在《高昌陶集》中已详加申述，在此不容再述。若轮台、库车、和田瓦砾之散布及完整之陶器，其花纹形样，皆不出于上举之范围。尤其在天山北麓古坟中所出之黑陶壶，与内地所出形式纹样均同，是可证自汉通西域以后，陶工艺术之输入，极为广泛，竟遍及天山南北两路。盖西域各地因受汉朝屯田之影响，农业大为改进后，第一为人民所需用者即为陶器；盖制陶与农业有密切之关系。虽和田之约特干、莎车之图木舒克，时有彩绘及带兽形之陶器及木具，非自内地来，但以同时出土之其他物件为证，皆为隋、唐时之产品，又属佛教入新疆以后之事也。其他西域人所用陶器，均属于中原作风。楼兰最在东陲，与汉为近，其什物受汉文化之影响，更为深切，当无可疑，就吾人踏查所及，陶片分为二类：一为沙质，一为泥质。其泥质者，疑来自内地；花纹形式，均与内地相同。其沙质者，疑本地所造。盖罗布泊地多沙卤，不便作细陶；然为应用起见，故以本地沙土为质，加以烧炼，极不光平；然其式样，则属内地之作风。此项陶片，多散布于孔雀河末流北岸古渠附近之古代村落遗址间，可证其为真正民间之用品矣。唯有孔雀河末流觅得陶片二：一朱绘纠绳纹，红泥质，中含石子；一刻绳纹，表面青灰色，里刷红色，虽为手抟法所制，然制作甚精。疑直接来自内地，或出于甘肃；因泥质中均含石子，与甘肃北部及内蒙古长城附近之古陶片为一致也。其次为漆木器：我在罗布泊古坟中，得漆桶状杯二件，又在古烽燧亭遗址得漆两耳杯、漆木具之类。《史记·大宛传》称：“自大宛至安息，其地皆无漆”；则葱岭以东诸国，更无漆器，可以推知。今罗布泊古墓及遗址中，发现漆器，则必来自内地，毫无可疑。其漆两耳杯，式样又见于陕西、河南出土之陶质与铜质。故是项用具，皆为中原所普遍通行之用具。尤其遗址中之漆木具，在木板上涂生漆，而用于器物及建筑上，则汉代工艺之进化，实使人欣佩不已。而我所获之两耳杯，中无木质，完全由干漆及篫麻布作成，元时名曰脱空。其后佛教东来，和田、库车又用夹篫法以造佛像，见于《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所记。虽夹篫造像始于梁简文帝，但夹篫之法，实始于汉，由汉传入西域也。至若木器，我在古坟中发见有木碗及木几之类。据我之工作经过，皆为衣冠冢所出。同时出土者，尚有漆器，则必来自中土无疑。此就我所见者为言。其他关于日常用具，除含宗教性者外，疑多受汉人影响，不及备举。且有至今尚存汉时遗制者，如食具中之裵杓是也。是皆由农业之进展，而器物遂随之输入故也。
3.钱币
农业发展促进了货物交换和货币的使用。西域诸国之钱币为何，亦可窥见其文明之所从来矣。试据《汉书·西域传》所述：安息之钱币，以银为质，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条支之钱币，文为人头，幕为骑马；罽宾、乌弋山离均同。大氏月货币，虽《汉书》无记载，但以近今出土者为例，其式样颇与安息诸国相似；皆以金银为质，中无孔，唯文幕各异耳。又观现新疆故址所散布之钱币，类皆为五铢钱，为汉时中原所通用之钱币。但据史籍载记称，龟兹国亦铸五铢钱注52。但由我发见者，其钱较小，圆廓方孔，上不铸字，散布极广，随手可拾；则为当时人民所通用之钱币无疑也。其次，高昌铸有“高昌吉利”钱，见于日人《西域考古图谱》。我亦采获其一，类皆方孔圆廓，取式于汉之五铢钱无疑。又我在莎车拾方孔钱一枚，上有西域文字，幕有一蛇；然皆近于汉之钱式，与安息、大月氏之货币非一系统。吾人虽在疏勒、莎车、高昌偶拾无孔钱，但皆为宋以后之钱币。疏勒、莎车在宋初已被回教徒所占据，则其无孔钱必为当时回教徒所通行之货币。高昌在宋、元以后，亦属于畏兀儿，其所用之银币，上铸畏兀儿文，疑亦为当时人所用。但此地以银为质，疏勒、莎车以铜为质为异耳。至于罗布泊本地用何种钱币，由今考古上之踏查，大多数皆为汉五铢钱，已详于各家考古报告中，无容再述。我在1934年，在孔雀河沿岸，曾在一地方圆不及半公里，拾五铢钱约六百余枚。其散布之广，由此可见。但此项钱币，皆为汉人所输入；楼兰本国是否铸有同样钱币，今尚无所发现，但亦不见无孔钱，是安息以西之货币，尚不达于此土也。
4.丝织品
中国以产丝著闻于世界，初见记载于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上古史》，称中国为Seres，希腊语“绢”之义。又公元前150年，托拉美（Ptolemy）《地理书》中，亦记希腊商人实到过“绢国之都”注53，此地据一般学者解释，相当于今日疏勒，为中国古时极西部之国际市场。《汉书·西域传》称疏勒有列市，亦指此地也。据此，是内地丝绢早已运至新疆之疏勒，再转运至欧洲。及汉武通西域，交通大开；汉使臣尝以财物赠予西域各国，而西域各国亦以汉财物丝绢之类为交易之媒介物。例如《后汉书·大秦传》云：“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闭汉使，不得自达。”则中国丝织品，由安息输入于罗马，益可信也。但当时贩丝之道，必经塔里木盆地，而楼兰扼其咽喉。斯坦因尝于楼兰遗址中发见一捆绢彩，为当时贩运所遗注54，或楼兰人亦作贩丝之业也。我在楼兰虽未发见绢彩，但在孔雀河沿岸之衣冠冢中，死者衣文绮绢彩，甚为都丽；虽黄发小儿，亦皆披服锦绣。则楼兰必早已接受汉丝织文明，毫无可疑。《大唐西域记》中，曾记和田桑蚕故事称：“于阗以国无蚕桑，向东国求婚，遂由东国女秘密运桑蚕至于阗。”此故事亦见于西藏文学中。后斯坦因在和田旦当乌利克寺院板壁上，发见一故事画，即描写此事注55。据西藏文学称：“东国指中国一地方。”如然，是于阗蚕桑，直接由内地传入。但又据Sten Konow《于阗研究》，称：“据藏文《于阗历史》，娶中国公主输入蚕桑者为尉迟舍耶（Vijaya-jaya），在公元后220年以前。”注56据其所述，是相当于东汉末季，此时汉朝无与于阗结婚之事。疑东国之君为鄯善王；盖鄯善西与于阗为邻，鄯善王尤还又为汉朝外甥，先有蚕桑，极为可能。又观斯坦因在旦当乌利克所获之故事画片，男女皆作西域人种型可证也。若然，是汉朝蚕桑传至鄯善，再由鄯善传至于阗；在传播路线上，亦复相合。故与其谓东国君指汉皇帝，不如指为鄯善王较为合理也。至今和田蚕桑业甚盛，丝绸亦甚有名，而鄯善则久已废弃矣。
5.兵器
按《汉书·西域传》婼羌条云：“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鄯善条云：“能作兵，与婼羌同。”是鄯善、婼羌原有兵器，不过弓、矛、刀、剑，以铁为质而已。其他各国兵器，亦不出婼羌所能之范围。《史记·大宛传》云：“大宛不知铸钱（铁）器，乃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其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按大宛为西域大国，其兵器且用汉法，其他各国，可以推知。盖汉朝兵器，以铜为质，再杂以锡。《考工记》云：
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刀、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矢之齐。
《考工记》为先秦人所记，载入于《周礼》中，必为可信。现罗布泊出土之遗物，如铜镜、矢镞及小铜器，颜色淡黄，中皆杂锡，可以验其然也。今婼羌、鄯善，以铁为兵，不唯不知用铜，且不知杂锡；故以本土兵器与汉兵器较利钝，则远不如也。汉兵器，以弩弓为最强；汉初十石以上弩，皆禁止出关可证。《史记·大宛传》称：“李广利伐大宛，兵弩盛设。及至宛城，宛兵迎击，汉兵射败之。”是汉之破宛，恃弩兵之力也。婼羌、鄯善，仅有弓矛之用，器不锋利。及汉通西域后，弓弩之法传至西域，西域人改进兵器，然犹不及汉。由《汉书·陈汤传》中所言，可以明其然也。
以上五者，就西域受汉文化影响较大者而言。由此五者所发生之连带影响，当更较繁复。例如由内地丝织品之输入，则服御之制，必随之变更。例如晋隆安间，法显至鄯善，称：“俗人衣服，粗与汉同。”《汉书·西域传》称“龟兹王绛宾乐汉衣服制度”可证也。服御既如此，则其他如由钱币及田作法之输入，而影响其权衡度量；由兵器之改进，而影响其战争之法，攻守之具；此皆可比推而知也。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大月氏故地及西徙
1.大月氏故地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云：“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与《史记·大宛传》所述相同。《汉书》盖抄袭《史记》之文。《史记正义》云：“初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连山在甘州西南。”《汉书·西域传》乌孙条云：“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今乌孙虽强大，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张骞传》云：“（骞）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
按据《汉书·西域传》，是自甘州以西，敦煌以东皆为月氏、乌孙所居。又据《西域传》乌孙条“东居故地”之语，《史记》作“东居故浑邪之地”。按浑邪分地，据《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浑邪王杀休屠王来降汉，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是浑邪地在今之肃州，休屠地在今之凉州；汉招乌孙居浑邪故地，是在今肃州一带，原为乌孙故地。据此，是乌孙与月氏分地，乌孙在肃州以西至敦煌，月氏在肃州以东至张掖。《后汉书·梁裏传》注：“昭武故城，在张掖西北。”丁谦云：“今高台县地。”据此是大月氏据地，以张掖为中心。《隋书·四夷传》云：“康国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按《汉书·地理志》：“昭武县属张掖郡。”与《后汉书·梁裏传》注相合。则大月氏东居肃州以东可无疑也。但乌孙与月氏何时共居，史无明文。据《匈奴传》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已灭月氏。又据《张骞传》月氏攻乌孙，昆莫尚在襁褓，及大月氏西迁，昆莫复破月氏，时昆莫必已壮年，至少当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如此，则乌孙与月氏共居敦煌、祁连之时期，当在秦、汉之际。
2.大月氏西迁
《汉书·西域传》大月氏条云：
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据此，是大月氏西迁，在老上单于杀月氏王时。老上在汉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立，则月氏西徙，必在文帝前元六年后。大月氏西迁遵何道，言人人殊。然据《西域传》乌孙条：“（乌孙）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按乌孙地即今伊犁河谷，是大月氏之西徙，先居伊犁河谷，伊犁在天山之西端，西接葱岭，南与焉耆、库车相接。乌孙西徙，由南而北，必先经过楼兰、焉耆、库车，西北至伊犁。按焉耆读若乌支，龟兹读为屈支，皆与月氏音近，或亦大月氏西迁时所建立之国家，如大夏西迁而建立吐火罗故国一例也。至乌孙后，再西徙，过大宛，时大宛居今之费尔干盆地，西至撒马尔罕留止，建康国。《隋书·四夷传》云，“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分王，故康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唐书》同。一曰萨末犍，即今之撒马尔罕。按康国是否为大月氏之后，为另一问题。然大月氏初迁至萨末犍，则确为事实。由大宛至撒马尔罕适东西一线。张骞之使西域，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为发导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与西迁之路线适同。故《史记·大宛传》记大宛与大月氏、大夏之方位云：“（大宛）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又云：“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按张骞出使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使西域十三年返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时大夏尚在，月氏立王庭于妫水北。及至班固作《汉书·西域传》，所记大宛、大月氏方位则与《史记》异。《汉书·西域传》大宛条云：“（大宛）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又大月氏条云：“大月氏国，治监氏城，……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与罽宾接。”按班固作《西域传》，迄于西汉之末，时大月氏已灭大夏，南徙至妫水南，居大夏之故都，《史记·大宛传》称：“大夏民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即监氏城也。《史记》举大月氏之旧地大宛西，故曰：“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汉书》举其新都，故曰：“西至安息，南至罽宾。”乃西汉之末时事也。由是言之，大月氏西迁，由伊犁河谷西至费尔干盆地，即古大宛，再西行至撒马尔罕，即萨末犍，南至巴克脱利亚，其行迹甚显然也。
（原载《西北史地论丛》）
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
大夏之名，首见《山海经》及周、秦古书。而记黄帝与大夏之交通，则以《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记较详。其言曰：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卷五）
按此类记载，又见于《说宛·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汉书》、《晋书·律历志》，其文略同。惟“阮裷”均作“昆仑”。王静安先生解释，“阮”与“昆”音近，“裷”为“仑”字之讹（见以下引文），是仍同述一事。则黄帝通大夏一事，既见于秦、汉诸书，则在当时必为一有力之传说，反映了战国、秦、汉人的观念。故吾人不妨本之以推求古代大夏之位置，亦古代交通史上颇有意义的问题。
自来言大夏方位者，其说不一。一说在今山西境内；《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谓叔向曰：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杜预注：“大夏即晋阳县。”）
《史记·晋世家》索隐曰：
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在今大夏是也。
又《史记正义》曰：
《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按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史记》卷三十九）
据上所述，是山西境内之大夏，由夏后氏之故墟而得名，与黄帝时之大夏国无关，暂置不论。其另一说又言在流沙之外，如《山海经·海外东经》云：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
又云：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卷十三）
按王静安先生作《西胡考》，称《山海经》此语为汉后人附益，是也。但葱岭西确有大夏古国，《史记·大宛传》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郭，与大宛同俗。”此必为《山海经》附益之所自出。丁谦作《穆天子传考证》，附《大夏国境考》，以《大宛传》中之大夏即黄帝时之古大夏国。其说云：
葱岭以西有自古著名之国，曰大夏。其立国当在黄帝以前（原注：黄帝遣伶伦至大夏取竹可证），历商与周（原注：《周书·王会篇》及伊尹《四方献令》可证），传世几二千年，至周襄王十七年，始为马太国所并（原注：见《万国史纲》）。穆天子西行时，其国尚存。（《穆天子传考证》附《剞阊NB061韩诸地皆古大夏国境考》）
如丁氏之说，是葱岭西之大夏，即古籍中所记黄帝以来之大夏国。黄帝时之大夏，乃在东方，自《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裷之阴”一语引知。但东方之国，何时迁徙至西方，丁氏未加说明。王国维氏、张星NFEC4氏乃提出新解，以葱岭西之大夏，乃由东方迁徙者；而大夏之旧址，原在和田与且末间，即《大唐西域记》中之睹货逻国。其迁徙当在秦、汉之际。王氏说云：
大夏本东方古国，《逸周书·王会解》云：“禺氏NB062NB063，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又伊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空桐与禺氏（即月氏）、犬戎皆在近塞，则大夏一国，明非远夷。《史记·封禅书》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此本《管子》佚文。《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汉书·律历志》、《说宛·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同纪此事。“阮隃”皆作“昆仑”，“昆”之为“阮”声之近（原注：说文NB322部，阢读若昆），“仑”之为“隃”字之误也，综此二说，则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较周初王会时，已稍西徙。……《大唐西域记》云：“于阗国尼壤城东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案子阗国姓实为尉迟，而画家之尉迟乙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于阗人；朱景元《唐朝名画录》云吐火罗人。二者皆唐人所记，是于阗与吐火罗本同族，亦吐火罗人曾居于阗之证。又今和田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原注：《唐书·西域·吐谷浑传》，李靖等军且末之西，伏允走图伦碛，将托于阗。是图伦碛在且末、于阗间）今谓之塔克拉玛干碛，皆睹货逻碛之讹变。是睹货逻故国在且末、于阗间，与周、秦间书所记大夏地位若合符节。《唐书·西域传》云：“大夏即吐火罗”，其言信矣。大夏之国，自西逾葱岭后，即以音行。除《史记》、《汉书》尚仍其故号外，《后汉书》谓之兜勒（原注：《和帝纪》及《西域传序》），六朝译经者谓之兜佉勒（原注：《婆沙论》卷九，世尊极知兜佉勒语，胜生兜佉勒中者）。兜佉罗（原注：《大智度论》卷二十五，见上），《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西域记》谓之睹货逻，皆大夏之对音。其徙葱岭以西，盖秦、汉间之事。希腊地理学家斯德拉仆所著书，记西历纪元前百五十年时，睹货逻等四蛮族侵入希腊人所建之拔底延王国。是大夏之入妫水流域，前乎大月氏者仅二十年。故大夏居妫水南，而大月氏居其北。此其侵略先后之次序也。（《观堂集林》十三《西胡考下》）
至于张星NFEC4氏所说，约与王氏同，并引斯文赫定《亚洲沙漠探险记》（Dürch Asiens Westen）以证明其说。云：
西历纪元前157年，吐火罗民族居青海布隆吉尔湖畔，以后迁徙至西部土耳其斯坦，近代吐火罗斯坦之名（Tochauitan），即此族祖先所遗留者也。新疆中央大沙漠，土人称之为塔克拉马干。又余在沙漠中发现之古代城市遗迹，亦名塔克拉（Takea），塔克拉为吐火罗之转音，毫无疑义。和田附近村庄有名托赫拉（Tochla）。古代沙漠逼近城市时，居民皆迁至此村。托赫拉亦必吐火罗民族所遗留之名也。吐火罗民族在上古时代，疆宇广拓，极一时之盛。据克拉勃罗德及圣马丹二人之考证，吐火罗人为西藏种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引）
我对两先生所说吐火罗人曾占有新疆一事可以赞同。但新疆之吐火罗人由东来乎？抑由西来乎？两先生均未曾有明确之说明。晚近东西学者，对此问题研究之结果，以吐火罗文化之来源与佛教之传播有关。如此，是吐火罗人系由西来，并非东往。佛教东来，始于西汉之末，而渐盛于东汉之世。吐火罗人之入新疆，当较此为后。以理推之，或在晋、宋之间。故《魏书》始有吐呼罗之名。与中国古书所记商周时之大夏，迥然二致。《史记·大宛传》本之张骞，张骞述大夏，云：“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张骞身至大夏，其说当可据，且与近来国外学者根据古大夏钱币研究大夏之历史，其结论亦相合。是大月氏未西徙之前，大夏完全为希腊人领土之一部。大夏之徙自东方，据前引张氏所引斯文赫定语，谓在公元前150年，以此与张骞出使西域之年（在公元前138年）相较，相差不过十余年。如大夏真有在公元前150年西迁之事，张骞安有不知之理。既知之，而又安有不为武帝称述之理。据斯文赫定所谈，是妫水大夏徙自东方，未可信也。
然则，中国古书所记之大夏，究何在乎？拟仍根据古书所记地理之形势，而在昆仑与流沙之间，以求大夏之位置。
《史记·封禅书》称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吕氏春秋》又称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裷之阴。而阮裷又为昆仑之对音。综此以观，信如王静安先生所云：“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直言之，大夏必距昆仑流沙不远。王先生本《史记》所述于田之南山为古昆仑山，《唐书》之图伦碛（即今之塔克拉玛干）为古流沙，故以于阗、且末之地当古大夏。但于田南山之名为昆仑，始自汉武。商、周时是否亦名昆仑，尚为问题。又今新疆盆地，因气候干燥，本不产竹。古代新疆之气候，与今无殊，则伶伦取竹于昆仑裺谷，决非在新疆境内可知。今按《山海经》记昆仑者凡三。《西山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实帝之下都。”《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按《西山经》与《海内西经》所述多同，当同指一地。如此，则昆仑有二：一在海内，一在海外，即一在域内，一在域外是也。域外之昆仑，晚近一般学者，均指由帕米尔分支东行之喀喇昆仑山，即于田南山。此说已成定论，不复置辩。惟域内之昆仑，究在何所，尚为疑问。《尔雅·释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裻琳琅玕焉。”《禹贡》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下注云：“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仑山祠。”又敦煌郡广至县下注云：“宜禾都尉治昆仑障。”皆因山得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毕沅、郝懿行均据此指《西山经》之昆仑，为肃州南八十里之祁连山（见毕著《山海经新校注》，郝著《山海经义疏》）。郝氏又引郭璞赞云：“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製然中峙，号曰天柱。”是郭璞亦以昆仑在甘肃境内也。又按《水经注·河水篇》：“湟水又东，与裿门河合，即浩NC62B河也。出西塞外，东入塞，径敦煌、酒泉、张掖南，东南径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裿门河又东南流径浩NC62B县故城南。又东流注于湟水。”（卷二）按鲜谷疑即《史记·封禅书》伶伦所至之裺谷，鲜为裺字之讹，音亦通转。西平疑在今民乐附近。裺谷既属西平，则当在祁连山之北。古称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据此，则是郝、毕均以甘肃之祁连山当古昆仑山，与《史记》以下诸书所称伶伦至昆仑之阴，取裺谷之竹，全相符合。或谓裺谷即《后汉书·西羌传》之允谷，《水经注》之榆谷，然亦在祁连山北也，昆仑之地位既定，次当求流沙之地。
敦煌以西及西域之大流沙有二。一在敦煌西，《汉书·西域传》所谓白龙堆沙碛是也，《新唐书》则称之为莫贺延碛。和田北之大沙碛，《唐书》称之谓图伦碛，今称塔克拉玛干者，乃后起之名，隋、唐前尚鲜称述。至先秦古书中所称之沙碛，皆指凉州以北贺兰山以东之大沙碛，今地图所称之腾格里大沙碛是也。此沙碛东南西北绵延，直抵居延海北，至外蒙边界。沙山重重，聚散随风，古书所谓流沙皆指此。《禹贡》雍州：“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删丹县下注云：“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按此为《水经》逸文）居延县下注云：“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班氏所称古文，则先秦诸子以弱水所经之地为古流沙可知。弱水即今张掖河，入额济纳旗，称额济纳河，河之东及北皆大沙碛，古今相同。额济纳河北流，潴为两湖，东为苏古诺尔，西为嘎顺诺尔，即古称为居延泽者。泽在流沙之中，故《禹贡》云：“余波入于流沙”也。流沙地位既定，则大夏之地位可考矣。
按《管子》、《国语》屡记齐桓公伐大夏事。如《管子·小匡篇》云：“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褀，乘桴济河，至于石沉（《国语》作石抗），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溪。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国语》文略同。又《管子·封禅篇》有“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之语，与《小匡篇》所述略同，而《史记·齐太公世家》及《封禅书》所从出。其事迹之真象如何，姑置不论，然其所述地理形势，当必有所据。春秋时之白狄，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即保德州与榆林府一带。西河即今宁夏一带。由白狄至西河，是桓公由山西北境西行，经陕西北边，至宁夏渡河，过贺兰山，即《管子》所称之卑尔山也，故云“悬车束马”。再西行，经流沙之南，西至大夏，故云“涉流沙”。倘此推论不误，再参以《吕氏春秋》“昆仑在大夏西”之语，则古时之大夏，必分布于凉州、兰州、河州一带。古时疆域广大，北与月氏接，南与空桐接。故我推测今河州（即临夏）为古大夏之中心区也。《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水经注·河水篇》云：“洮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径金纽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一统志》云：“大夏故城在今河州东南，大夏水，今三岔河。”按《汉书·地理志》地名，多因沿旧称，如狄道、上褁、羌道，皆袭戎名以名地，则大夏之名，亦必因古大夏国而得。又查古书所记，大夏与月氏、空桐并举。例如《逸周书·王会篇》云：“禺氏褃褄，大夏兹白牛。”又《四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是大夏疆域必与月氏、空桐邻接，或相距不远。今按《史记·大宛传》，张骞称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则大月氏古时必分布于今肃州、甘州之南，祁连山一带。又按《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正义》引《括地志》云：“空桐在原州平阳县西百里。”即今平凉六盘山一带。大夏既与月氏、空桐邻近，则大夏古时在今河州、凉州一带，是非常有可能的。
（原载齐鲁大学《国学季刊》新一卷第一期，1940年11月）
重论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
一、大夏故地
我在1939年时，作《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言大夏故地，在甘肃河州、兰州一带，而以河州为古大夏中心区。当时唯据中国载记为言，证据不足，近年尝留心此问题。复检查东西学者所论列，益信前所考订之位置不诬。唯当时以周、秦古书所记之大夏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之大夏，是二非一，否认西徙之说，今全盘研究，对于前说，有所修正，故重论之。
《史记》、《汉书》中，所记大夏国名，为西方记录中所载Tokhara之对音，且为其略译，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据古希腊地理家斯屈拉仆氏称述：在公元前160年左右，有四民族Asioi、Pasianoi、Tokhara、Sakaraule自药杀河背后塞种地域南下，侵入巴克特里亚国家，欧洲史学家，如马尔瓜尔氏、法兰克氏，均以为攻入希腊所建立之巴克特里亚王国之吐火罗，即《大唐西域记》所载于阗、且末间之睹货罗故国，且以此为根据地，向西迁徙。二人所述尽同，不过二人所述路线各异耳。马尔瓜尔氏以为吐火罗自新疆大戈壁向西方进行，越葱岭迁至巴克特里亚，与从药杀河侵入巴克特里亚之大月氏，其路径完全相异，至后世大夏始与大月氏混合为一民族云（Eransahr.p.206,f.）。法兰克氏又加订正，谓当月氏为匈奴冒顿所攻击，遁往天山之时，曾路过睹货罗故地，而睹货罗民族，亦以本地为沙漠所侵蚀，故与月氏共侵入天山北方塞种地域。后受乌孙之逼，乃于公元前160年左右，率其民族迁往西方，侵入药杀河、阿姆河二流域也（Zur kenntnis der Türk-volker und Skythe Zentralasiens.p.24,f.）。据上述二氏论旨，对于吐火罗及大月氏迁移路线，见解虽异，但吐火罗故国之在和田东大戈壁中，以及大夏与大月氏融合而成一民族，则二氏完全相同。我对于二氏上述见解，除以大夏、大月氏融合为一民族问题，留待将来讨论外；对于以新疆于田东之大戈壁，即玄奘所述之睹货罗故国，为大夏故地，未能满意，有重新论证之必要。按睹货罗《后汉书》作兜勒（《和帝纪》及《西域传序》）。六朝译经者，谓之兜芉勒（《婆娑论》卷九）、兜芉罗（《大智度论》卷二十五）。《魏书》谓之吐呼罗，《隋书》以下谓之吐火罗，《大唐西域记》谓之睹货罗，想皆同名异译。但自《后汉书》以下，所指兜芉罗方域，皆在葱岭西，唯《大唐西域记》，指在于田东戈壁中，考其时代，而玄奘所记为迟。虽称故国，然亦不能超过汉代。然则此地民族，有由西而东来乎？抑由东而西迁乎？玄奘未加注释。仅云：有睹货罗故国，推其意不过此地曾有吐货罗民族居住耳，而李希特荷芬氏，根据此文，遂断定塔克拉玛干为大月氏本土；马尔瓜尔、法兰克二氏，复据此文以推测吐火罗人迁移次第，皆有证据不足之感。
然则和田之东，南山之北，塔克拉玛干既非吐火罗本土，则其本土应在何地？非先将其民族之根据地研究明白，则其迁徙之次序，不能明也。考查斯屈拉堡地理书中，在巴克特里亚一度略取东方领土之内，虽举Phroun及Seres而未记Tokhara。但Dionysios de Periegetes依据某种古书记载，谓塞种人背后有Tokhara、Phroun、Seres三国（Dutreuil de Rhins. Mission Scientifique 11.p.27）。老Plinius氏置Tokhara及Phroun于Attacoras西藏背后，Seres附近。按Seres为中国，Phroun为匈奴，所以吐火罗必在此近傍，是无可疑。又查托勒密（Ptolemaeos）《地理书》中记载：在相当中国黄河的博提索斯（Buatisos）河出西藏高原，而转入北方之处，以及相当南山山脉的喀斯亚（Kasia）山脉东端的塔戈尔（Thagour）山脉东麓，举出塔戈尔人之名，并于博提索斯河东岸，记有塔戈拉城名（Thagoura）。俞尔氏作塔格拉（Thagara），而Grenard氏、李希特荷芬氏则作塔戈拉（Thagura）。李希特荷芬目塔戈拉（Thagura）与其他西史上所载的吐火罗（Tokhara）是一非二，而以和田东方塔格拉玛干一地当之，托玛显克氏以为塔戈尔（Thagour），而比拟之为今之凉州，汉之武威，即阿剌伯人称之为Kudza，其名取自流过此地之大河。塔戈尔，当为大河之对音（Kritik der alteston Nachrichtenüber den Skythischen Norden 1.p.743）。Grenard氏以Thagoura为今之兰州（Mission Scientifique 11.27.Note 2.）。Hermann氏则目之为甘州（Sidenstrassen）。关于托勒密氏之Thagoura位置，在泰西学者之意见已不一致。日本白鸟库吉氏赞同李希特荷芬，以大月氏，即西史之Tokhara，而置其故地于河西注57。
按大月氏是否即吐火罗为另一问题，在此不作讨论。今就吐火罗之故地言之，托勒密《地理书》中所记之塔戈拉（Thagoura）之方位，实可注意。但东西学者所比拟之地，均未在其所在地之地形上求其方位，而仅就言语上为比拟，故不尽合。按托勒密书中记塔戈拉城，在黄河向北流处，城在其东岸。据此，是塔戈拉城，当于黄河北流东求之。按黄河自绕过阿尼马卿山，即大积石山以后，即北流，转东流会洮河后，转东北流至皋兰，再屈而东北流。按在青海境内，黄河支流向北流较大者有三，为吗楚河、大夏河、洮河。按吗楚河为黄河上源，发源于巴颜喀喇山。以东之大夏河、洮河均发源于以东之西倾山，北流入黄河。如综合托勒密《地理书》中所述之山脉，作比较研究，则地理书中之Kasia山脉，相当于新疆之南山即昆仑山。其中支向东绵延于青海境者，为巴颜喀喇山，东与甘肃西南境之西倾山相接，即中国古书所称为西裔之山也（《史记·禹本纪》集解引）。在西倾山东北，即大夏河、洮河所流贯之地，为自古西戎所居。如巴颜喀喇山东之西倾山为托勒密《地理书》中之塔戈尔山，则西侧山一带所居之民，当亦即塔戈尔人。如大夏为塔戈尔之音转，则大夏河亦必因住大夏之人而得名不难知也。试再证之古传记。按《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水经注》云：“洮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径金纽城南。”《十三洲志》云：“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都尉治。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一统志》云：“大夏故城在今河州，即导河县东南。”惟《水经注》称大夏川入洮河，现入黄河为异耳。按大夏与塔格拉为一音之转，当为一地。考《汉书·地理志》地名，多因沿旧称，如狄道、上褁、羌道，皆因居戎狄而得名。则大夏故城之名，亦必由居大夏之民而得名，可以推知也。大夏故城，在大夏川之旁，均在黄河北流的东边。与托勒密《地理书》所述地形，极为适合。据此，是吐火罗民族，原居今甘肃之大夏河与洮河一带，北与月氏相接，南接秦土。秦琅琊台刻辞云：“北过大夏”，可证也（参考拙著《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据上所述，是大夏即吐火罗，原居故地，以河州即导河为中心，分布于洮河及大夏河流域，可确信也。至大月氏则以张掖为中心，其分布地显然不同。然东西学者，多以大月氏即大夏，似仍有研究之余地，但非本篇讨论范围。
二、大夏西迁
试以大夏种类言之，大夏民族为何种类型，现虽无确切证据，然总可相信其为羌族，总称为西藏民族。以最初据地论之，洮河流域，原为大夏人民所居，我在上面已为证明。但此一带，同时又为羌民所居。例如汉代诸羌，皆在河、湟间，纵横数千里，可以为证。乃大夏西迁，羌民居之。故周、秦以前，月氏、大夏与氐羌各为领域，而汉以后，仅存氐羌之名，而无大夏。是大夏必与诸羌混合，随畜西徙，分布于南山之间，汉人不暇辨其种型，概以羌名之也。例如婼羌以《汉书·西域传》“僻在西南不当孔道”一语观之，实占据今日柴达木盆地，极为明显。但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去胡来当为种族名。去胡来为吐呼罗之对音，疑皆大夏之异名也。匈奴语每于名词之首多用居字，作发语词。例如居延、居卢訾、居次等等皆是。故“去胡来”疑即匈奴人呼大夏人之名，大夏之为睹货罗已为一般学者所公认，则婼羌为大夏民族所建立，极有可能。“婼”有盐字之义，故婼羌亦即盐地之羌；汉人呼西藏族，皆名之为羌，婼羌居于盐地，故称婼羌，乃汉人之命名。“婼”，颜师古音“而遮反”，疑汉人取睹货罗最后一字为名，而复注一句：“婼羌国王号去胡来王。”边疆民族国王，有名无号，婼羌王名唐兜，已见《汉书·西域传》，则号去胡来王，为种族之名无可怀疑也。又按婼羌户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胜兵五百人，但分布于南山山脉，直至葱岭之南，皆名为婼羌。例如《汉书·西域传》小宛国条云：“东与婼羌接，辟南不当孔道。”又戎卢国条云：“东与小宛，南与婼羌，西与渠勒接，辟南不当孔道。”又渠勒国条云：“东与戎卢，西与婼羌，北与衘弥接。”又于阗条云：“南与婼羌接。”又难兜国条云：“南与婼羌，北与休循，西与大月氏接。”按难兜在葱岭之南，巴达克山西麓。难兜既南接婼羌，是喀什弥罗国之北，毕尔提地方，亦为婼羌所居。如婼羌为睹货罗种族，是睹货罗东自柴达木盆地及敦煌之西，沿南山山脉，西出葱岭，向南漫延，至毕尔提而与大月氏为邻矣。至《汉书》所记婼羌之户口数，仅指留居柴达木盆地一部分而言。犹月氏西迁，留居南山羌，而称为小月氏，或义从胡也。其大部分则皆西徙矣。再自其西迁时之遗迹言之，《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条云：“行四百余里，至睹货罗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从此东行六百余里，至折摩驮那故国，即沮末地。”是睹货罗西迁时，已在和田之东，安得悦一带建立国家，与戎卢南之婼羌，正南北对直，或为一种。又于阗国，亦称南与婼羌接。按于阗据斯坦因所发现之文书，可证其为西藏种。又按于阗国姓尉迟。而画家尉迟乙僧，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于阗人。”朱景元《唐名画录》云：“吐火罗人。”则于阗人之为吐火罗人审矣。又于田以东大沙碛，《唐书》谓之图伦碛。今谓之塔克拉玛干沙碛。皆睹货罗音之变。斯文赫定在大沙碛中发现一古城名塔克拉（Takla），和田附近村落亦有名托赫拉（Tochla）者，皆由吐火罗民族所居而遗留其名号也（《亚洲沙漠探险记》）。是大夏人虽已西徙，原居地仍蒙其故号，犹婼羌王之为去胡来王也。再自其路线言之，《汉书·西域传》西夜国条云：“蒲犁、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是虽未指明为婼羌或吐火罗；但东北为和田之吐火罗，西南为毕尔提境之褅羌，则居其间者，亦必与之同族，可以推知。西夜、蒲犁均在南道上。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可证大夏人之西迁，遵南道由东而西，形迹甚为显然。至何时西迁，疑当在西汉之初，或在月氏西迁以前也。
（本文约作于1949年，原载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第6期，194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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