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灯
护眼
字体：
大
中
小
第一编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
，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
明为第8世纪所筑。如水利之言可信，则此处铁厂活动或亦在此时也。由可可沙循铜厂河北行，旋转东行，为苏不宜村庄。有土房数家，凿岩为室。有坑井甚多，为居民制白矾之所。因此山出白矾，居民掘取后，即在此处制炼，烧石灰亦在村后，遗渣堆积如山。有四五处断岩，露出煤渣及瓦砾，疑为古代熔铁之所。炉灶及房屋虽已崩圮，但尚可辨视遗迹，范围周约2.5公里，较可可沙之铁厂为大。陶片作红色，且有压纹，以各地古物为例证，则此类陶片在唐或唐以前也。《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此一带之山，名哈马木塔格，均出铁及硫磺，石炭、白矾则遍地皆是。由此可见龟兹山中蕴藏之富，冶铁业之发达，自古已然矣。由村庄东北行，进一山沟转北行，攀缘而上至山腰，发现甚多井穴，为本地人掘硫磺及白矾之所，有一井口外呈黄色霜沫，热气甚大。迤西有一井口喷烟，井口宽1.3米，喷烟处如漏斗状，口呈黄白霜沫。此井北又有一井，类窑洞，颇宽，可容五六人。洞内热气蒸腾，出黄白霜沫甚多，浒浒作声，传说有病人来坐少许即愈。每至冬天，库车、沙雅、轮台之人，咸来此治病。我在洞中曾坐片时，热气熏蒸，满头大汗，相信如有患感冒者，来此坐洞中，汗出病即愈矣。现本地人称此山为哈马木塔格。“哈马木”，澡堂之义，盖因洞中热气蒸腾，类似澡堂也。碱砂亦出洞中，有黄白二种，本地人尝于冬天来掘取焉。山上土石作红色或灰色，亦有类似硫磺色者。当喷烟井穴附近，红色碎石及类似炭渣，堆积周围约2——3公里皆是。在此以下，山中岩石每夹一层木炭，疑原为树木被毁者。再往下半公里，岩石上并有水冲刷痕迹。在此山喷烟处之东，约3公里地，亦有一处喷烟，但无声响，皆属哈马木山。自苏不宜往北，至克子尔和旦，绵延约15公里，山皆出硫磺、铁及白矾等。在苏不宜西北哈格村庄以西之山，有一处亦喷烟甚浓。可远见之，但不作声响。往北再无喷烟或发光之山。《新疆图志》称：“额什克巴什山，尝有火，多硫磺、铜、铁”，即指此处也。《讯鲜录》作碱砂山。在城北百余里，山皆培裖，多石洞，碱砂产洞中，形如钟乳，皆指哈马木山也。《新疆图志》称额什克巴什山者，因“额什克巴什山为绵延库车、拜城一带山脉之总名。哈马木山乃随各地而异名之偏名也。”《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唐书·西域传》：“伊逻罗城，北倚阿羯田山，亦曰白山，尝有火。”按《水经注》及《唐书·西域传》所称有火之山，即指哈马木山之喷烟处。现本地居民仍传说夜间发火光，昼日喷烟，或因石炭在山中燃烧所致。但哈马木山距库车城仅50余公里，而释氏《西域记》称：“屈茨北二百里”，是在北魏时，屈茨都城尚在今库车之南50余公里。
图二 塔里木盆地考察路线图（哈拉柯尔） 2.博者克拉格沟口刻石
我等在可可沙考察完后，11月23日出发，向西偏北行，绕道哈拉柯尔，转西偏南行，24日至克衣巴杂，属于拜城山中之一市镇。余等抵此镇后，即拟前往访问为我国学者所艳称之乌累碑，洵知碑在博者克拉格沟口，距巴杂约30公里。12月25日上午9时，由克衣巴杂向西北出发，经行戈壁转入博者克拉格河滩，沿河北偏西行，下午1时至榆切大坂，住一维民大拐提马木家。渠曾看守石碑数十年，据说此碑在沟内刻于一岩石上。次日携带拓字器具，由住处前往，向北行，渡博者克拉格河，入戈壁，小山阜起伏不绝，约10公里抵博者克拉格沟口，刻石即在沟西一岩石上。刻字处距地面尺许，随岩石之隆洼曲折凿刻。有二处：南为诵文，有字处，宽约40厘米，长约48.3厘米。字为汉隶体，极工，每字约11平方厘米。共八行，每行约十三字至十五字不等，惜字多剥蚀，不尽可辨。以北为作诵辞人题名，与诵文相距约1米余。长约18、宽约16厘米；隶体，每字约3.7厘米见方。共三行，每行四或三字不等。题名云：“京兆长□|淳于伯□|作此诵。”按淳于伯□（隗）为作诵文之人，京兆当为地名，而王树蒧《新疆访古录》释为“乌累”二字，实与事实不符。诵文第一行作“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七月二十九日发家”；第六行为“□□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第七行为“□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按永寿为汉桓帝年号。永寿只三年，四年改为延熹（公元158年），而西域不知也。刘平国当为治关城之人。此碑宜正名为“刘平国治关城诵”，后人以为有“乌累”二字，遂以“乌累碑”呼之。并疑为汉都护治所之乌垒国在此建关，实则因此关之东有以石累砌之营垒，因其色黑，故名乌垒，皆为刘平国同时所作，与乌垒国非一事也。此碑原文，在遗物说明内另有考证，此不具述。关设在沟口，两旁岩石耸立若双阙。在沟东半山岩石上，凿有两孔，下堆积有许多碎石块，必为当时凿孔遗渣。疑当时建关塞在岩石上，凿孔以置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诵文第四行云：“八月一日始断岩作孔……”正说明此事。又西岩下有石巢一道，上有石孔一，口径圆周约1.5、深约1.2米，下距刻字处约1.5米许。传说为近代所凿，但必渊源于古。此地为古龟兹国东境，建关处，即在博者克拉格沟口。据说循此沟北行六站，可至伊犁。即古乌孙国地。汉使至乌孙必通过龟兹，故《汉书·西域传》有龟兹截留乌孙公主之事。则此地为当时南北通往要津，故在此设关，以稽查行人，亦意中事也。其次说到城堡。在诵文中第七、八行，有“此东、乌垒，关城皆将军所作也”之句，是刘平国建关时，同时尚建城与垒，但此地山石崎岖，非建城之地，亦无城垣遗址，是建城必另为一地。据本地人说，距此地东南约30公里之克衣巴杂附近，有古城古墩遗迹。乃于11月27日，由榆切大坂住处南行，沿途并发现石垒和土墩三处：一在额克尔大坂沙梁上，有破石垒，圆形，旁有土墩，为石累砌而成，是在沟东。复渡河南行，至明布拉克庄，在东南里许，又有以石累砌之土墩，本地人呼为沙亦墩，亦即石墩之义。周约162米，墙已倾圮，地面满布黑色碎石块，略有红陶片。后转东南行，滨博者克拉格沟边沙梁上，地名阿占其，亦有一不完整之石垒，并有以石累砌之房屋基址，其形式与阿拉癸沟口之石垒相同，中无遗物，周约162米，与沙亦墩同，疑皆由城至关塞途中所设之守望站也。在克衣巴杂之西偏北里余有一古城，名黑太克尔（黑太义指汉人）。城墙已圮，只余东北基址，其余皆泯灭。城周约360米，城墙为土筑，城中隆洼不一，皆为古时房屋建筑之遗迹。城中满布红陶片，颇粗厚，且有压纹青陶片，以此证明此城时代当较早。又有磨石等遗物，证明此城古时必为垦殖区域。城东南隅有土墩一座，南亦有一土墩，与轮台、沙雅旧城形式相同，是此城与石垒及关城均旁博者克拉格沟，相距约30公里，因山地不便建城，故建关于沟口，而建城于此也。此地已属平滩，兼可种植，故在此建城，以便屯驻戍卒。如然，则诵文中之乌垒、关城，可得一明确之解释，即沟口为关，而此地为关城矣。
余等考察乌垒及关城完后，即向克孜尔首途。11月28日上午9时半发自榆切大坂住处，向东南行，渡博者克拉格水，至明布拉克庄，1点40分，抵明布拉额梗。此为泉水，出明布拉克山，山在明布拉克庄西北，为一小山，距刻字处约25公里，《新疆访古录》谓：“乌垒碑出明布拉山”，非是，刻字处在喀拉克山东麓也。“明布拉克”，千泉之义，沿河两岸泉眼棋布，据说尚不止千泉也。渡河即为额特尔塔格，横亘于明布拉庄与特特尔庄之间。山北为明布拉庄，山南为特特尔庄，冈峦起伏约25公里。2时，进额特尔山口，经行奇克里克额梗沟中南行，6时过可干，有旧时铜厂，转西南行，冈峦戈壁，奇石嶙立，出山口转西行，晚8时，抵特特尔村庄，住一维族家中。在特特尔村庄之北，距村里许，在额特尔塔格南麓，有佛洞十余。29日曾骑马往视。佛洞多在山腰，绵延约0.5公里。中有一洞颇大，壁画大尊佛像尚完好，其余大半为小洞，或已倾圮，或墙壁尚残存，或为沙土所掩。余等因急须赴克孜尔，故在此处未有工作。下午1时15分，发自特特尔庄，沿克孜尔河西南行，旋转南行，2时20分进克孜尔庄。庄户栉比，田亩相续。地为红土质，房屋墙壁皆用红土所筑，故呈红色，克孜尔亦即红色之义，盖为庄名所自出。博者克拉格水经行克孜尔庄东南，以经行之地名水，故名克孜尔河。水极清澈，并非红水，与喀什之克孜尔河以水色红，故名克孜尔河异。由村中转东南行，抵克孜尔河畔。河宽0.5公里许，水流颇激，底为顽石，河上架桥以渡行人。过桥转东南行，过克孜尔巴杂，转南偏东行，穿行明屋塔格，下山即克孜尔河与木扎提河汇流处。复沿河东行，8时20分抵维族梯米尔家中住焉。此地有居民四家，垦地种殖，惟梯米尔曾随莱柯克到吐鲁番工作，与汗木多利熟识，余住其家中，亦由汗木多利之介绍也。
六、克孜尔明屋之工作
克孜尔明屋（《新疆图志》称为赫色勒千佛洞）为新疆有名之佛教遗址，属拜城县。在克孜尔巴杂之南约10余公里，滨木扎提河北岸。有克孜尔河，经行克孜尔巴杂，南流至麻札和卓，与自西来之木扎提河汇流东逝，约10公里，经行于千佛洞之南，至亦狭克沟，转南流，穿行确尔克塔格山中，约20公里，出库木土拉山口为沙雅河，即渭干河也。在木扎提河北岸，有一低脊山脉，本地人称为明屋塔格，义谓千佛洞山。山自克孜尔巴杂北滨河东行，岩岸壁立，山峰耸峙，与确尔克塔格遥遥相对，木扎提河流贯其间，所有佛洞，均凿于河北岸之岩壁上，或在岩下，或在半山，洞窟栉比，自东至西，约200余所分布在苏格特沟东西两岩，形如古磬。沟西者西南东北行，沟东者东西行，中出平滩，有庄户数家，开垦种地，余之房东梯米尔亦住此处。
余于1928年11月30日来此调查。由梯米尔导引，大略巡视一遍。在沟东者，我分为三组，第一组在山后，二、三两组均在山前临河。自东至西，大约有60余洞。在沟西者，我分为两组；自西至东大约有80余洞。据我的不完全的记录，约共140余洞。因有许多已倾圮；或有过高无法前往探查者；以及尚未发现者，当不在少数。据本地人传说，有200洞，现新疆文化厅调查数目亦如此，则我之所遗漏者多矣。大部分佛洞除在后山子里克沟有佛洞十个外，余均分布在苏格特沟两岩岸，及西岩南头，我的工作亦多在此一带。先言沟西工作。在沟西岩壁，紧靠沟有佛洞十余，分上下两层，坐西向东，上层九窟，下层四窟。由下层有石阶作梯，可达上层。在上排九洞中，除第三洞已残，第一洞为圆顶方形洞外，余二、四、五、六均为大洞。中间有一壁龛，分前后室，此为龟兹佛洞普遍形式。但第五洞顶为平顶式，四周突出双线条，加绘彩色图案。墙壁凿有小型壁龛三排，每排三龛，每一龛中均有圆光及通身光痕迹，必是当时龛中有石雕佛像或泥塑佛像，但像已遗失，仅存空龛耳。在中间石壁龛四面均凿有佛龛各一，其形与壁龛同。第六洞亦为平顶，但上突出，石椽斜行，成三角状，较为特殊。前室墙壁，亦凿有小型壁龛，分上下两层，每层五龛，龛内圆光痕迹，皆与第五洞同。疑皆原有佛像，以后遗失耳。第七洞在大洞旁，有一甬道，侧通正洞，洞前壁凿一窗牖，亦有在墙壁角附凿一火炉，为当时生火取暖之用，与现在本地房屋建筑相同。此类洞室，大概均无壁画，或者为僧侣住持之所。现在此洞均为土半塞。12月8日嘱蓝福苟等着手清理，在上排一至四洞中，出现残纸及木版画之类，残纸多为民族古文字及汉文。在第一洞中，出一汉文文书残纸，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按贞元为唐德宗年号（贞元七年系公元791年），是此地在8世纪末尚在活动。此纸疑为往来人员过此之签证。同地又发现一汉文文书云：“□□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等字，节度上疑为“碛西”二字，节上按其笔画痕迹，亦类西字。按《资治通鉴》：“碛西节度使，为开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为有碛西节度使之始。”押牙为碛西节度属官。是此纸为开元间所写。在另一佛洞中亦掘拾一残纸，上写“碛西行军押官”，必为同时所书。又在第二洞中，发现一木版，长23、宽11、厚0.6厘米，彩绘一佛立像，现仅存右边一部分佛的通身光圈及右手下垂尚可见，面部及身躯均已残失，在正反两面，均有民族古文字题识。又在第四洞中发现陶制模型及泥塑像之类。五、六、七洞均未出任何遗物。下层四洞除有两洞已残破外，有两洞均堆积浮沙，掘下30厘米许，即为干草、蒲苇与木柴，再下层为灶灰土，厚约30厘米左右，灰土甚坚结，并掺杂牛羊粪及草茎，形同茶砖，掘至底除牛羊粪外，无任何遗物出现。余初疑洞内牛粪为后人牧饲牛羊于洞中所致，但《大唐西域记》称述印度之俗云：“壁以石灰为饰，地涂牛粪为净”，或是当时原有此习俗。除此外，我们又在西岩滨河佛洞工作，我编为第五组。在岩之极西头南端，转角过一小沟，东北行，有佛洞数十。分上、中、下三层，下层三洞滨河已残破；中层三洞，我编为十八、十九、二十，均在半山腰，悬岩陡壁无路可达。我是由山上下行，经行陡岩，以手拊壁，足踏岩边徐徐移动。或系绳于腰，以一人曳之，余以手捉绳而足踏岩，徐下约120米之陡岩方达最高第一层洞窟处。再用前法而达到中层，即吾人所工作处。在十九、二十两洞中未掘出任何物。次掘第十八洞，系一僧侣所住之寮房。旁有甬道通正室，在正室后侧仍有一复室，从正室凿一甬道通之。洞中满积浮沙，厚约1米。在通复室甬道口，掘现民族古文字及汉文残纸与器物多件。有一汉文残纸上书：“碛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阗镇军库讫被问依……”我在遗物说明中已考出碛上为“西”字，阗上为“于”字，盖碛西行军押官杨思礼到于阗镇军库押取军械之文书。我在遗物说明中曾推论为唐开元间与突骑施相攻战时所写。同时又发现板状木具数件，长60余厘米，中有长方孔，疑为纺织机残件。其他尚有衣饰残件，由于与残纸同出土，可能为8世纪遗物。又在最上层填以朱色，颇秀隽，疑为唐人手笔。在西壁有用木具或金属具所划之牧民走马图，满壁皆是。同时又刻有“惠灯坚行”、“法兴”等题识，与库木土拉C洞题识同名，必为一人同时所题。由此洞东行约数十步为三十六洞。系一大庙，高约40米，分六层，亦有前后殿。据说欧洲人在前殿中掘出写经残纸甚多，但我则无所获。在依东一洞即第三十六洞中（D），为圆顶方形，洞半塞土。吾人于12月9日在此洞中掘现一木马足，及汉文铜钱二枚，一为“大□元宝”，“大”下当为“历”字，“大历元宝”为唐代宗大历四年所铸（公元769年）。一枚字不明。10日仍继续发掘。又出现有民族古文字之木片二枚，破乱绸巾一卷。我们整理后，大多数是衣巾或围幔残片，由各色绸补缀而成。在此洞之东北约百余步，有四洞，上下排列，皆半塞土。先掘下层，未出何物，因下层地湿不易保存，乃掘上层两洞。以树作梯，攀绳而上，在第四洞中（E）掘出木简数枚，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每简长短、宽窄不一。有一简版心有一圆孔，或为系绳之用。其形式与法人伯希和1907年在盐水沟佛洞中所掘出木简大致相同，彼简经法人烈维译出为商队出入关津之通行证（《龟兹语考》，《亚洲报》1913年9、10月刊，冯承钧译载《史地丛考》）。此简性质，可能与之相同。惜原物毁于兵燹，今仅将照片付印以供专家之研究。以上均属于沟西工作。至于沟东，我们所作不多，仅在二组十九洞，及另一洞中略采拾残块壁画，及在子里克沟第二洞中发现天宝十三载题记，可作审定此地时代之参考。我等在此地之收获，仅此而已。因时间所限，即离此他去。
七、往返拜城阿克苏途中之古址
我在克孜尔千佛洞考查完后，即按原订计划赴阿克苏转和田考查。12月16日，由千佛洞出发西行，至克孜尔土拉村庄。克孜尔河经行克孜尔巴杂南流，经克孜尔土拉至麻札和卓，入木扎提河。居民均居于克孜尔河滩中。河宽0.5公里，两岸岩壁甚高，中悉辟为田地，细水流灌其中，渡河而北，即为克孜尔土拉旧城。城滨河西岸，东墙已倾圮于河中，仅有西、南、北三面墙基，周约258米，盖亦龟兹小城也。由旧城西行，转西北行，至赛里木巴杂。赛里木为拜城一大镇市。在赛里木村边有土墩一座，高约3米。此处有小道，通裕勒都司巴克，现已无人行走。次日，即循库车至拜城大道，西经亮果尔腰店子，至拜城。途中经过若干土墩，皆近代之物，为里程碑标识，并非古代之守望台也。
拜城为一盆地，在库车之西北。南北有大山，东西为山岭，北为喀拉克塔格，东西行，与库车之额什克巴什山相接，皆自汗腾格里山分支，绵延于拜城北境，为县之屏蔽，与额什克巴什山以博者克拉格沟为分界线，以东属库车，以西属拜城。其南为确尔克塔格，由库车北之盐山口至阿克苏北之盐山口，即东西两大坂，亦即两托和拉旦，与喀拉克塔格相接，中间山势展开为一盆地，拜城县适居于盆地之中央。境内冈峦陂陀，戈壁漫延，但因有克孜尔河及木扎提河两大河流经其中，故民多沿河而居。又因气候早寒，土地瘠薄，故物产不如库车之丰盈也。由拜城赴阿克苏有二道：一为北道，至和约伙罗，与阿克苏至伊犁驿道相合；一为南道，由拜城至温巴什至察尔齐，或由黑米仔地至察尔齐。北道为余1930年返乌鲁木齐时所行之道。余此次去阿克苏，系走南道，即经察尔齐至阿克苏也（图三）。
12月20日正午，由拜城出发西行，过哈布萨浪河。河出北山特勒克山口南流，分为四水，均名哈布萨浪水，至东南可赖里，入木扎提河。过河转西南行，下午5时抵木扎提河。河出于木扎提山，即木素尔岭（译言冰岭），东南流至察尔齐，折东流。因察尔齐有铜厂，故又有铜厂河之名。河东流会哈布萨浪河后，东至麻札和卓与克孜尔河会。经千沸洞，东至吴宗土垓入确尔克塔格南流，约20公里至库木土拉。出山口为沙雅河，即渭干河，河宽0.5公里，深处过马腹，现有木桥以渡行人。渡河，沿河西行，渐有树木田舍，5时半至温巴什巴杂，附近有旧时铜厂，因天晚，不及往查，7时抵鄂衣斯堂西村庄中住。此村庄名吉克地里克，已逼近山边。在村庄西南约4公里有小沟，为吉克地里克沟。沟中有佛洞六七处，位于沟之两岸，均在山腰或山麓，但已倾圮，亦无壁画。依南一洞有壁画，亦已剥蚀。洞之形式与克孜尔佛洞相同，或属同一系统。沟中有土阜，横亘沟中，瓦砾甚多，或为古庙宇遗址。余等在此拾残铜件及小铜钱，与库车境内相同，是亦为古龟兹国之遗物。余在此视察完后，即返驻次。下午3时继续出发向西行，仍沿木扎提河行，后转入戈壁。7时30分至卡克其庄，过察尔齐河，9时半至察尔齐巴杂住。22日出发向西南行，经行戈壁，约5公里余入山口，此即喀拉克塔格与确尔克塔格两山相接处。进沟往西为滴水岩，为拜城有名铜矿区。居民三四家，铜厂在其北土阜上，依岩凿洞，形如石室，门向南者二处，向东者一处，疑为工人住室。在洞穴前面，堆积炭渣及尘土甚多，在土阜上有石灰残块及陶片，为旧时房屋遗址，本地名为穹康，义谓大铜厂。又有小铜厂在南山中，现均停闭。过滴水岩，向西南行入戈壁，20公里入沟，至托和拉旦。此为拜城县属之西托和拉旦，与库车所属之东托和拉旦，遥遥相对，形成拜城盆地之东西两缺口。23日由西托和拉旦西南行，经一大坂，《新疆图志》称为求里黑塔达坂，抵喀拉玉尔滚腰店子住。玉尔滚义谓红柳，即载记所称柽柳，为沙漠中特产，高不过1.7米，红茎绿叶，枝条茂密。此地由玉尔滚西至托木台为一湖滩，遍生红柳苇草，有红柳为黑色，特异他处，故称喀拉玉尔滚。《新疆图志·道路志》谓：“回语玉尔滚谓垂柳，柳荫深黑故名”，非其实也。12月24日，继续出发向西行，过一干河川，又连过二小河，即抵扎木台巴杂。扎木台为阿克苏一大镇，北通伊犁，东至拜城，均由此分途，故此地为交通要道。余等住扎木台西15公里之克子尔鄂依斯塘，距阿克苏45公里。12月25日，余等遂遵循大道至阿克苏。
以上是余于1928年去阿克苏路线。在1929年返乌鲁木齐时，亦经过此地。但当时系走北道，傍北山边行，现将回程附带叙述如下：我于1929年9月23日，由阿克苏出东行20公里至四十里栏干。往北约7.5公里，有一旧营垒，名喀拉克沁，周108米，有城墙一段，高2.6米，土筑。地面散布红陶片及铁块甚多，城东并有房屋遗址，城北红泥起伏，亦散布红陶片，尚有一瓦缸半掩土中。据说此城东约5公里沙碛中，亦有一古址，其名相同。传说北山口有一石城，又有白石，上刻字，我于24日雇一引导前去查看。由栏干旁之麻札出发，沿阿克该鄂斯塘北偏东行，经石戈壁，20公里至达郎山口，达郎河从山口流出，有若干小石堆散布河两岸。据说此处原为一石城，名喀拉马克沁，义谓“蒙古城”，后为敌人所毁，故已失其原形。余疑为古人驻兵之地，并非城。余等在达郎山口察看石堆后，入口北行，经石戈壁至阿克打什，确有白石高33米多，屹立戈壁上，类似房屋，检视并无刻字。然在此石堆附近，有古道遗迹，竖石为记，或即古时北通伊犁之支路也。9月26日，复由扎木台北行，转北偏东行，经石戈壁，约30公里进山口，即盐山口。出盐，方如枕块，坚硬如石。山上土石作红色，有阿瓦提对里雅河从山口流出，《新疆图志》称为阿尔巴特河。源出汗腾格里山，东南流至铁干可洛克庄，转南流出山口，转东南流，至喀拉玉尔滚灌地。进山口北约2.5公里，驻阿瓦提腰站。《新疆图志·道路志》称为阿尔巴特驿。此地为赴伊犁驿道，有客店一，但余等驻于一草滩中。传说在阿瓦提北约10余公里，地名那格拉哈那，为从前一蒙古王子所居，上有居住遗址。余曾前往勘查，那格拉哈那山在河西岸，孤峰耸峙，其形如柱，四面皆深沟不得上，亦无住人遗迹，或传言之妄也。乃转北偏西行，至铁干可洛克庄。28日，复由铁干可洛克出发，初向北行，次转北偏东行，又经一胡桐林，密布河沟之两岸。过此至麻札阿拉的，转东北行，入哈拉样大坂。从此上岭入一草原，村舍棋布，树林葱翠，约5公里，下草原转东行，至克子尔不拉克驿住。《新疆图志·道路志》称为黑不拉村。北10公里和约伙罗驿，一名可力峡，有卡伦（《新疆图志·道路志》三，一九）。我于29日前往勘查，卡伦设在山口，有旧城墙，称为可干旧城。城墙完整，南北开门跨沟中，内设驻卡兵士以稽行人，凡往来于伊犁者必须经过此地，疑此为清光绪初年所建，为由阿克苏至伊犁通过冰达坂必由之道。现我等系至拜城，故转沿木扎提河东行，至鄂斯堂不一，有克尔克仔人在此牧羊，由渠指引渡河至哈拉巴克。滨河有一古城，周330米，地名柯尔塘。旧城名喀拉玛克沁，意谓蒙古城，以石累砌而成。惟城墙现已无存，城中有大石堆数处，必为古代建筑遗迹。城内散布红陶片及红底黑花陶片甚多，与阿拉癸沟口石城内之情形相同，疑此亦为公元前后之遗址，但亦有粉红色陶片，则又为唐代遗物。在城之西北约100余米，有一土墩，堆积烽渣甚多，当为古时烽火遗渣，则此地又设有防守工事。沿河西行约百余步，有古冢数座，中间隆起土阜，周围以石。又北约5公里，河东岸哈拉姑洗，土阜陂陀，散布红陶片，皆为古时有居民之证。由于此一带所散布之陶片，可证此地自汉至唐皆属活动中心。因此，我疑此城为汉姑墨石城，唐拨换城旧址。徐松《西域水道记》谓：“汉姑墨国在拜城滴水岩一带。”《新疆图志·道路志》谓：“哈拉玉尔滚唐拨换城也。”按滴水岩及哈拉玉尔滚一带均属戈壁，并无古代遗址，但此地与哈拉玉尔滚南北对峙，如所推论不误，则汉姑墨石城及唐拨换城应在此山边。徐松所言，方位或是，地点则非也，但因未作发掘，无实物之证验，不能决定必然耳。30日继续自哈拉巴克向东行入岭，步步升高，田舍相望，树木林立，一片荫绿。转东偏北行，过一草山，本地名为牙依列克塔格。下午4时至柯洗克阿达麻札。旁有小沙岭一道，东西绵延，此沙岭东自强博洛克，西至喀拉克土垃，与喀拉克塔格相接，平原亦尽于此。此大平原疑即突骑施之沙雁州，宋欧阳NC124《舆地广记》称：“由千佛洞逾岭至突骑施沙雁州，西至拨换城。”（见《新疆图志·道路志》三引，查不见原书）以今地考之，由克孜尔明屋西行，只有此一道沙岭，则逾岭者必逾此岭也。此岭之西即为平原，或为突骑施之沙雁州。在柯洗克阿达麻札东北10公里许，有一麻札及古城，均在喀拉克土拉山口。麻札名鄂力伯克，在河西岸，古城在河东岸，中隔喀拉克土拉河，沿沟中行，可至雪山牧场。城周270米，无墙，北跨小土阜临河。西面临河，东南两面为平地。城内掘痕甚多，陶片小石亦不少，皆为朱红及粉红色陶片，与哈拉巴克之古城相同，或为同一时期之遗址。此城本地人亦称为喀拉玛克沁，义谓蒙古城，但决非蒙古时代所筑也。10月1日继续由喀拉克土拉向东偏北行，旋转东行，入沙岭，屈行岭中二小时，出口处名阿子干布拉克。仍东行过哈布萨浪河，抵强博洛克庄。河出北山，东南流，经强博洛克庄，转东流至拜城县，转西南流，入木扎提河。时天大风，甚冷，余等均改穿皮衣，继续前进，至拜城已晚11时矣。休息二日，乃由大道至库车，复沿大道返乌鲁木齐。我在南疆考察至此遂告一段落。
（原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若羌考古调查
若羌是新疆东南隅的一个县，县治设在卡尔克里克。其位置在库鲁克山南边，阿尔金山北麓，北与尉犁接壤，西邻且末，有且末河迳流于北，塔里木河流于其西，东隔罗布泊而通敦煌。地斥卤多沙漠，在历史上为楼兰鄯善国地。因其国境及汉地相接，汉通西域常以为导引，负水担粮，迎送汉使，由是楼兰鄯善与内地发生密切关系，在中西交通线上和文化线上显出他的转输作用。至9世纪以后，因历史的进程与交通的变迁，罗布全区沦于沙漠，所以楼兰鄯善久已不为世人所闻问。元代虽一度设罗布城，未久亦废，直至清代末叶在此置县，方复青春。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列强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纷纷往新疆派遣所谓探险队，大肆劫掠，破坏新疆的文物古迹。自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古楼兰国遗址以后，英国人斯坦因相续前往，并在若羌米兰一带盗走不少文物，而楼兰鄯善之名亦藉此复显于世界学林。
我于1930、1933年两次访问罗布泊，发现西汉通西域台站及水复故道等遗迹注11。此次我们在若羌共待六天，调查了古城两座，遗址两处，古寺庙区二处，并访问了一些古迹。兹简述于下。
一、若羌古城和遗址
1.且尔乞都克古城
城在若羌县城南稍偏东戈壁滩上，距县城6.4公里。城作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外城周720、城墙宽1.5、残高1米，用卵石垒砌。内城基址周220米，墙用土坯垒砌，宽1.6——2、残高0.5米左右。在内城的西北角有一残土墩，顶部已毁，底部尚存，是用宽厚土坯垒砌的。土墩面积81（9×9）平方米，残高3.15米。土墩可能是一座残塔，其前面已被盗宝人掘了一个缺口。在内城两侧还有些房屋建筑，基址尚可看出。西侧约有三排房址，共十余间，相互毗连，门径相通，中间有一庭院。庭院长9.2、宽7.3米，较四周稍低。东侧亦有房屋基址五六间。在北城墙中间有一缺口，宽2米，可能是门道。在内城城墙靠近外城的西边和北边，有若干石砌基址，横直界划作长方形，类似田埂，面铺一层黑石块，可能是古代村落或街道的残迹。又由于内外城的建筑术不同，布置也不匀称，所以可能为前后两个时期所筑。
我们在内城试掘两处，一处在内城的西北隅（定为A点），一处是内城的东南隅（定为B点）。A点面积9.8米×3.2米，可能是一个寺庙的大殿。除去地面上的砾石和表土，即露出房屋的墙壁。靠墙开了一条不到1米宽的探沟，掘下约50厘米就到底了。堆积全是黄褐色粘土、苇草，并杂有土坯碎块，地层已被扰乱。在堆积中发现有贝叶及纸片上写的梵文，经鉴定为4世纪前后所写，内容尚未译出，可能是佛教经典。此外还发现有泥塑像、壁画残块以及谷穗、黍穗等。
B点清理了几间房址，露出几段残墙。在堆积中发现有泥质灰陶和红陶片；也有少量黑紫色硬陶，中含砂粒。以陶片论之，可能是3——4世纪遗物。因此内城建筑可能在4世纪前后，与米兰庙区属同一时期。外城为以后重建，疑是7世纪中叶康艳典为镇使时所重建之石城镇。
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引贾耽《四夷道里记》云：“又一路……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按敦煌发现之《沙州图经》七屯城作屯城，西八十里作一百八十里，当据改正。若以米兰东7公里之古城和遗址为汉之伊循城，则若羌之卡尔乞都克古城应即石城镇，以距离言之亦颇相当。现若羌到米兰古城为83公里，与《图经》之一百八十里适相吻合。《图经》又云石城镇“本汉楼兰国……。汉立其地更名鄯善国。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沙漠，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按《图经》所记比唐地志为详，必为唐地志所以出。如《图经》所述石城镇，勘以现且尔乞都克地形，亦复相合。现古城外城为卵石垒砌，基址尚存，必为取名石城所由来。古城周围都是戈壁，亦与镇城四面都是沙碛的记载一致。如我所推论不误，则现且尔乞都克外城即为康艳典所筑之石城镇。
2.孔路克阿坦遗址
遗址在县城南偏西20°左右，距县城约10公里，位于一个不高的红土岗上。土岗东临一条小河，有20米深的岩岸，余是漫平的戈壁。遗址的范围不大，南北84、东西26.4米，现只剩几堵残墙，完整建筑已不可见。其中一座可能是寺庙大殿，现仅存一面残墙，用土坯垒砌，残高2.5米，墙上还有柱槽。在殿的西侧有一方形残塔，面积5.8米×5.8米，残高不到1.8米。塔身抹泥并粉面，外有围墙。其它建筑物为房舍等，都已破坏，无一完整者。在地面发现有残木屑、壁画残块、无文字小铜钱（与库车所出者同），并有少许夹砂红陶、灰陶及紫黑色硬陶片等。由于所见遗物与建筑上使用的土坯与且尔乞都克古城完全一致，因此也可能是4世纪前后之遗址。
3.土台
在县城西北约3公里，台周180、残高10米左右，土坯垒砌。台顶平，但不见建筑痕迹。在土台四周有较大的卵石，以及红烧土、灰土、陶片、骨片等。
二、米兰古城和遗址
1.米兰古城
米兰古城在若羌县米兰乡东7公里，位于通敦煌大路的旁边。城作不规则方形，周308米。城墙夯筑，西与南墙个别部分是后用土坯垒砌的。墙厚6——9米不等，其中东北墙角高达8.5米。城的四隅都有突出的墩台，在东、北、西三面城墙中部各有一个马面。墙的顶部有的是用树枝和草泥垒叠而成，一般是每隔35厘米左右即夹叠一层树枝和泥草，类似草搭。久经风沙剥蚀，草搭露出约10厘米。在西墙北头有一缺口，宽3.3米左右，可能是西门门道，门口有木柱二，半露地面，半埋土中。南墙西头也有一缺口，可能是南门门道，但较西门为小。北墙中间有用土坯垒砌的痕迹，疑原来为北城门门道，后复被堵塞。在城门内的房屋建筑正对着城外土台，土台分作两行东西并列，在中间有2.4米宽的甬道，疑为古时北城门的瓮城，后因城门堵塞，而瓮城残墙独存。南墙突出一小城，高达9米，作不规则圆形，南北直径16.2、东西10.2米。小城下为土台（用土坯夹树枝构筑），上起围墙，高5.6米。围墙向外的三面有堞雉，想是后来加筑，作军事守望之用。城内中央形成洼地，但靠墙根都有很厚的堆积层，在北墙及东墙根还可看出用土坯建筑房屋的残墙，必为当时住宅区。在南城外有些高地，疑为建筑遗存。在距城西南隅约50米，有一剥蚀土丘，其上残存墙壁高达10米，用土坯垒砌，疑为晚期建筑。综上所述，此城结构和建筑技术显然有两个时期，即古城荒废后又经过了一个时期，重加修筑作为驻军之用。斯坦因在城内垃圾堆中掘出了不少关于军事的藏文文件及军用皮革等注12，据此，该城改建可能是在8世纪吐蕃入侵之时。
2.塔庙遗址
遗址有两处。一在米兰古城西0.5公里左右，散布在通敦煌公路两旁，大都是古代塔庙废墟。在公路北者有废塔二座，房屋残墙一处，都用土坯垒砌。塔顶作圆拱形，周45.5米。在其东约40米左右又有一废塔，形式与前者相同。在这些建筑遗迹中间夹杂一些沙丘，其下是否埋有古建筑无从得知。在塔的南边有房屋遗址，现仅存两堵墙壁，屹立于公路两侧，周73.2米，中间用70厘米见方土坯铺地。在该遗址之南，距公路约30米，有一残塔屹立在2.5米高之土台上。塔作圆拱形，周33.6米。塔周围壁画已被斯坦因剥去，有翼天使壁画即原存此塔之护墙壁上注13。此外，在距塔身2米左右有一道围墙，在附近堆积中采集了一残断绢片，书有芉卢文。在路南还有两处房屋遗址，均建筑在不高的方形土台上，现仅存几段残墙。其中土台较大的周144米，台上的残墙土坯垒砌，被火烧得通红。附近有两个直径约1米的圆形窖穴。该建筑可能原是一座庙宇。以上所述均在米兰古城之西。
另外，在米兰古城东偏北亦有遗址一处，距古城约2公里左右。该遗址原是一座废寺，斯坦因于1907年在残塔的堆积中，盗去了许多精美的佛像头部、婆罗谜文写的残纸和贝叶经，均见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七章《磨朗的遗址》中，今不重述。
综上所述，此地自古城西到古城东，遗址绵延约4公里左右，虽经历年风沙摧毁，找不出一完整的寺庙结构，又经帝国主义分子多方破坏，残存的壁画和雕刻及其遗物又被盗掠一空，但根据现有的情况和盗去的遗物看，可以说这里当初是一个国家的佛教中心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中心区。从出土文字和佛教艺术作风来看，其时代可能在3世纪和4世纪之间，这时正是鄯善国最隆盛时期。当4世纪末叶，法显过鄯善时称鄯善国王奉法，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注14。当时西域各国是政教合一的，鄯善既以佛教为国教，佛教的兴盛必有赖于政治力量的支援，因此该地既为鄯善佛教中心区，亦必为政治中心区，或是国都所在地。至于此处是否为鄯善伊循城问题，我在《罗布淖尔考古记》论鄯善国都问题时，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认为米兰即鄯善伊循城旧址。盖因米兰到若羌的距离与伊循城到石城镇的里程相当，且又有海水南迁作依据也。当然，现在尚缺乏直接的证明资料，但在未寻出其它可依据的遗址之前，我仍持旧说。此外，斯坦因等认为米兰是衘泥城，若羌是伊循城注15，显然不确。关于这个问题已另文论述，兹不赘及。
三、若羌、米兰出土遗物
1.梵文写本断片
若羌县北且尔乞都克古城中出土。共发现二片：一为贝叶写，长8.7、宽1.3厘米；一为残纸写，长10、宽2.5厘米。一端残断，都是两面写。经请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初步鉴定，认为是用婆罗谜字体写的梵文，“是笈多北派，与新疆出土的大庄严经论字体相类似，但有八个字母不大一样。时代是笈多王朝”。按笈多王朝兴自4世纪初期，亡于7世纪末叶。新疆不产贝叶，必自印度传来。但何时传来，尚无确切证据。不过晋释法显赴天竺求佛经，路过鄯善时称“国国胡话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注16。法显是在隆安三年发迹长安，过鄯善时当在隆安四年秋季，此时梵文佛经必已传入鄯善。
2.丝织残幡
在古东城塔庙区公路南废塔围墙中出土。在乱土堆中拾出一根残纽带，上有结头，解结后展开为二块三角状残片。一片上写民族古文字一行，长15.7、宽13.7厘米；另一块无字，长11、宽10.7厘米。两块均有一边是原来边缘，尚存针眼，原件当很长，可能是幡帜残余。斯坦因于1907年在废塔中亦发现有残幡，上写芉卢文字，长约22吋，宽约6——8吋，被认为是幡帜注17。此件或为彼盗走之残余，后经人结成一纽带，当作束缚之工具。上书文字与斯坦因在尼雅所盗掘之木简及羊皮所书文字相同注18，可能同样是芉卢文字，时代亦当在3世纪至4世纪之间。
3.铜、木件
铜钗
米兰古城附近土台上采集。系由一根铜丝曲卷为两足，长12厘米，两足相距1厘米，一足略残。楼兰3至4世纪遗址中亦出类似铜钗注19，此件或与楼兰所出为同一时期。
木梳
米兰古城附近采集。宽7.6、残高6.5、厚0.8厘米，计32齿，俗以齿密者为篦，齿疏者为梳，皆用以栉发。此件齿密当为篦也，我于1930年在罗布泊北部曾发现4件，有的出于古烽亭遗址中，与汉简同出；有的出于古坟中，与漆器同出，皆为汉代物注20。此件形式与我在罗布泊北部所发现者相同，或亦为同一时期之遗物。贝格曼在米兰古坟中亦寻得木梳1件，形式与阿德克古坟中所出者相同注21，时代相当于汉。此件是在古城附近采集，或是由古坟中散出者，时代或亦相同。
4.毛织鞋
米兰古城出土。用粗毛索编织而成。鞋长25、底宽9厘米；鞋面中隆起，长14厘米，鞋口径长12厘米。形状类旧式棉鞋，底与帮同样编织，厚薄相同，均为15毫米左右，但底已残破。另一件已破乱，有毡补痕迹。另有残断粗毛索，当时必为束系鞋足之用，在鞋帮口上尚有具索痕迹可证。遗物时代不详。但由于以毛线索编织，必为游牧民族所习用，疑是8世纪吐蕃入侵时士兵所遗。
5.刻字陶片
共二片，米兰古城附近采集。均为灰陶，面光平。一件上有类似“关”字，或是一种民族古文字。另一件上刻很细的刻纹。贝格曼在凹石峡亦采拾有划字的陶片，彼断为藏文字母，是8世纪遗物注22。此次采集的刻字陶片与彼颇类似，可能也是藏文字母。如然，则亦为8世纪的遗物，此时西藏人正占据古城。
6.谷物
我们在若羌且尔乞都克古城中清理积土时，发现有谷子、黍子等。我们各采集一二作标本，以明本地的农作物。
谷穗
其一，谷穗作金黄色，穗长5.5厘米，穗下残茎长8.5厘米。
其二，谷粒小而饱满，但较内地穗小多芒。
其三，为残谷茎，残长12厘米。
黍子穗
呈金黄色。穗直长。一穗颗粒已落，仅存枝、茎，长13——15厘米不等，已为农民改作扫帚之用。一穗长8——10厘米，颗粒尚存。另一为黍茎，残长3.5厘米，根长3厘米。
以上两种在沙卤地区普遍生长，牧民取以为食品。此与写经残片同出，则亦系纪元4世纪前后遗物。有人谓沙卤地区不生五谷，得此可不攻自破矣。
附：麦粒
据说出自凹石峡古城中。又当地有关人员介绍，将出土之麦粒再种土中仍可生长。凹石峡古城为8世纪前后遗址，千余年后谷物还能再生，亦可见新疆地区之干燥。
（原载《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
罗布淖尔考古简记
一、罗布淖尔石器遗址与石器文化
余赴罗布淖尔考察，前后共二次。第一次在1930年春季。余等在吐鲁番工作完后，于4月8日发自鲁克沁南之得格尔，穿经库鲁克山，6日程抵达罗布淖尔海边（图一）。工作20余日，5月6日，返鲁克沁。往返共计一月。第二次为1934年，亦为春季。赴新疆考察教育及文化。阻于兵事，乃南行，入罗布淖尔考察。5月初，仍出发自得格尔，至库鲁克山中之英都尔库什，改依西一道而至库鲁克河畔。往返共月余。余两次旅行，时间均甚短促，踏查未周。但吾人亦感幸运，时间虽短，而收获尚佳。尤其在汉代烽火台遗址中之发现，为吾人意外之收获；至于古冢及石器，犹其次也。
英都尔库什
此地在库鲁克山中，北距得格尔约100公里，南距阿提米西布拉克约75公里，当得格尔与罗布淖尔中间。凡由鲁克沁直穿库鲁克山而至罗布淖尔，必经过此地。盖以南以北，均无良好水草，此地泉水虽咸尚可为驼马饮料也。在英都尔库什山沟之南口，突起平原，沙碛弥漫，柽柳丛生，猎户以此地为休憩之所；并叠石块及柽柳为室，以避风雨。有井一，位于芦苇丛中，胡桐交槎，风景颇优，同人誉为荒山乐园。而远古人类之遗址，亦分布于附近，盖求安居之念，古今人相差不甚远也。
余等于1930年4月8日，由得格尔南行，穿库鲁克山，10日抵英都尔库什，时已下午7时矣。次早巡视有沙碛之区，在沙阜附近，检拾石刃片数十件，石核数件，多以石英碧玉为质，要皆取材于附近山中岩石也。停留一日。第二次旅行新疆时（1934年春）复经此地，停留二日，又在沟旁拾石刃片数十片。两次共拾120余件。并在沙阜旁拾打制不规则之石斧两件，一横形，均为石英质，与石刃片同出土，其为一时代之产物无疑。石斧口部两角略圆，形成弧线，而左边复打制一缺口，以便手握，其形制甚为精巧。又在此数十刃片中，亦有制作甚精之品，刃部均加细工修凿。有两器顶巅打制成肩状尖器，以为钻孔之用。同时尚拾有蛤壳饰物，半圆形，上刻小环圈，象征鱼目，必为当时人民之装饰品，而当时人民生活状况，亦由此可见也。
罗布淖尔北岸
罗布淖尔为海之名称，在库鲁克山南麓，《史记》称为盐泽，《汉书》称为蒲昌海，皆指今之罗布淖尔也。古时海水在北岸，后向南移，以此沿库鲁克山麓，留存古海岸之遗迹，其坚则如石之泥层，皆为古海中之沉淀物也。沿岸土阜重叠，鳞次栉比，如沟渠状，率西南向，要皆为东北风之剥蚀所致。吾人试立于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南望，则见累累高阜，如城阙崇楼，漂浮海面。实皆此剥蚀之土丘也。在库鲁克山南麓，有一河，名库鲁克达里雅，维语“干河”之义，中国旧图称为孔雀河、宽柴河或浣溪河，实为一河。古时河沿山南麓，由西而东入罗布淖尔。后因河水改道南流，河水干涸，故称旧孔雀河，河东为干河。河水既改道，故海水亦向南移，旧罗布淖尔遂成为涸海。由近来考古之发现可知也注23。1921年，河水复故道，海水亦北移。当余之赴罗布淖尔考察也，已大水横溢矣。
余于4月14日，由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出发南行，经过冈峦戈壁地带而抵碱滩。被风水剥蚀之土阜骈立于碱滩中，高约30余米，宽广不一，碱滩泥层，坚结如石，驼行甚苦。复西南行，即遇孔雀河溢水，形成小池，方圆大小不一，红柳丛生，枯胡桐倒置水中，盖孔雀河末流之所汇也。转西南行，驻于水旁。
当余等第一次之抵罗布湖畔也，意在南行访楼兰故墟。而溢水四出，终无得达。乃舍弃渡河计划，而转从事考古工作。在18日之中午，余等方工作河北岸之古坟，仆人毛拉由向西之土阜上拾二石器归；一为玉斧，一为玉刀，均白玉质，磨制甚光。余因在此工作完后，即移棚帐于Lㄉ地，傍河边而驻，毛拉复在此一带之土阜上下，拾石矢镞数件，修凿极细。同时尚有红陶片，中含黑沙质，又有三棱铜矢镞，杂布其间。在河之南岸土阜上，及附近鱼鳞地带，又拾石矢镞数枚，打制极精，亦为三棱状石镞，与北岸所出形式相同，作风亦相似。同时亦拾有三棱铜镞及铜件之类。由是知库鲁克河两岸Lㄉ与Lㄊ之石器，为同一时代之产物。又西一平滩上，拾石核及大泉五铢等件，同时尚有汉铜镜碎片，及绳纹陶片等物。在此金石陶杂陈现象中，固无地层之根据，确实年代，颇难断定。不过暗示吾人一事，即罗布淖尔及库鲁克河沿岸，铜器时代文化冲入以后，而本地新石器时代之遗物尚与铜器并存也。
余第二次赴罗布淖尔，系由英都尔库什转西南行，过图和拉克布拉克，出鲁戈斯特而直抵孔雀河边。转向东北行，土阜迤逦。散布于盐壳覆盖之平滩上，吾人即在此拾石核十余件，并石刃片数枚。复东北行。5月8日暮，抵一草滩，即在阿提米西之南，余第一次所驻Lㄎ之东也。土阜骈比如城郭，石核石块，散布四周。最可异者，土阜上有一古代遗址，叠碱块以为墙，苇草为衿被。吾人掘之，出草绳、泥杯各一件，及长方石剑等件，又在土阜上拾绿玉刀一枚，磨制光平，无疑皆为先史人类所遗留。土阜下，复有捶石、砺石等物，与石核杂陈地表。其土器为手抟法所制，尚未经烘烧之土胚。其时代吾人虽不能确定，然由磨制玉刀观之，其时代与Lㄉ地之白玉刀相差当不甚远也。次日即到达目的地之古烽燧亭。工作完后，14日复返西行，循古道前进，时行于山旁之戈壁滩上。17日午，过一三角形之涸海湾，土阜重叠。仍西行，略有黑沙，散布地表。一土阜屹立碱滩上，余在其附近拾石核二十余枚，并刃片数枚。此17日下午2时也。自北而西，余所拾石器不多，而余在罗布区域关于远古文化之探查，亦因此终止也。
吾人在此尚须连带叙述一事，即吾人第一次来此时，库鲁克河水返故道未久，由西向东流至阿提米西布拉克之南，水即分散横溢以入海。故吾人初抵此，颇感水患。时余未有舟楫之准备，乃编洋铁筒为舟，系绳牵引，相为递渡。所采河南之石器，即用此方法取得者也。相信由此而南，必能多得石陶诸器，但以阻于积水，无法前进。第二次到此，水已归道，枯草发荣，前之沙堆亦已渐溶解，而河旁之枯胡桐尚复倒置河旁，再无生殖之望。又吾人所采集之石器，其种类虽不一致。但有一同点，即所有石器遗址，必在淡水边，必为沙碛或鱼鳞地带。同时必有许多剥蚀土丘，骈比重叠，如沟渠状。或上为土层，而下为盐壳覆盖之沙堆，但在上在下，必有石器与古冢。因此吾人甚疑罗布北岸之剥蚀土丘，与古代人民居宅或有关系，而为吾人研究远古人类居住之启示。因以现在地形观之，决非人类所能居。则当远古人类之定居时，其地形若何，是否与现在吾人所见相同，为一问题矣。
次述石器遗址在文化上之地位：当余之由蒙古草地自东而西也，沿驼路按次西进，每站均有石器之发现，详细研究固有俟于异日。但其发现情形，有为吾人所应引以作参考者，即在蒙古地所拾石器，自贝勒庙以西至额济纳河，其发现地形势均有同一现象，即或在山坡，或在河旁；在山坡者必向阳，在河旁者必在河之两岸，或平原，或在旧时河床之旁。无河流之处，绝少石器，此其一。凡有石器之地，必为柔土或沙碛，若戈壁或不毛之地，吾人亦绝少觅得，此其二。又吾人所采集之石器，除阴山南部及包头一带不计外，若蒙古西部，则所发现之石器咸为一通类，即均属打制。以石刃片、石核或石块为最多，石斧亦采集少许，要皆属打制。至磨制石器，则余尚未发现。故蒙古石器文化，据余所采集者，可云以打制细石器为中心，此则由于当时人民之生活状况与环境所造成者，无可惊异也，此其三。反之蒙古一带石器，无陶片及金属附品出现；虽贝勒庙间有红陶片或红底黑花陶片，然亦为少数，由此往西即绝迹矣，此其四。因此，吾人感觉蒙古石器，即蒙古西部石器之文化，似已自构成一系统，与磨制石器时代，不相混合。虽吾人未作发掘工作，在地层上之证据，颇感不足，但由吾人踏查之路线与石器之分布，亦可推其仿佛。即在某一时期中，蒙古石器时代文化大抵相同，即均属打制石器也。
次述新疆石器文化：新疆在历史时代，处东西文化交通之枢纽，对于此点研究者颇多，但对于石器时代文化，一般人颇少注意，英国斯坦因在楼兰附近，亦曾觅得若干石器，但斯氏多注意关于历史与地理上之考察，对于石器未曾尽量工作。及吾人之至新疆也，亦多为历史文化工作之时间所占有，未能充分尽力于远古石器之探查。但为欲与蒙古石器文化作比较，故对石器亦略有搜集。最感幸运者，余在库鲁克山中英都尔库什觅得一石器区域，此地在余前旅行新疆之探险家、考古家均未发现。虽吾人觅得之石器数量不多，但在文化之传播上，为一极有价值之成绩。盖吾人如欲由北部或吐鲁番至罗布淖尔，必须经过库鲁克山，故库鲁克山为吐鲁番盆地及罗布淖尔盆地中间之界山。而库鲁克山为一著名不毛之干山，现已无居民痕迹。吾人在此觅得远古石器，且其石器与蒙古及罗布淖尔之细石器，即石刃之类，其形制作法相同。是不啻为蒙古与新疆及南至罗布淖尔，觅得一交通线之联系。而古时文化传播之路线，由此可以证明也。又库鲁克山中之石器，虽吾人踏查未周，未能表明其一般现象，但就余所采集部分言，所有石器，除石刃及少数石核及打制之类似石斧外，再无他物；即与石器时代有关之陶器，毫无一见，此其一；又无磨制石器及打制极精之矢镞等类。但其石刃之作法，与蒙古西部相同。因此，余疑库鲁克山之石器与蒙古西部石器为同一系统，其时代之先后或亦相连续也。虽石刃由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之延长，乃至金石并用时期，均曾沿用。但蒙古西部及库鲁克山均无陶片及磨制品。故可云与罗布淖尔前期石器文化相同。盖罗布淖尔石器时代，吾人拟分为两期，例如Lㄎ、Lㄕ石器，近山坡，以刀片及石核为最多，磨制石器及铜陶件未获一见；反之Lㄉ、Lㄊ、Lㄐ等地石器，均沿河岸，磨制打制杂陈。且有铜陶件出土。显然为先后两时期之产物。吾人虽无地层上之根据，但由其分布线观之，吾人不能不认后者较前者为进步也。因此，吾人称打制细石器及无铜陶件附品者为前期，反之金属物与石器件并存者为后期；前期与英都尔库什相同，而后期则为英都尔库什所无矣。故吾人可说罗布淖尔石器，自新石器时代，或云英都尔库什时代，直延长至金石并用时期，犹为沿用也。又吾人检查罗布淖尔及库鲁克山两地之石器，种类极为简单，要以石核、石刀、石镞为大宗；小型石斧及石捶、磨石，亦略有一二，而具椭圆形之大型石貄及石皿、石棒，均未一见。是可证当时人民生活之简单，除渔猎牧畜所必需之用具外，而对于农田耕作，毫无注意。由此可知罗布居民在新石器时代之生活，完全为渔猎或牧畜生活，及至最近，有一部居民仍旧未改。据此，是铜件或陶片必系来之他方，非本地人民自身的产物。反之，则其邻国人民已入于农耕时期，其铜器时代文化已杂入罗布石器文化中，而成为罗布后期之金石并用文化也。又在蒙古石器中，有石核、石刃同于罗布淖尔，而打制矢镞中，除一件三角形者外，而扁圆桂叶状之石器，则为蒙古所无也。因此，吾人对于蒙古新疆石器文化，可得一结论：即蒙古西部之石器文化与英都尔库什之石器文化，在罗布淖尔初期石器文化时，为同一层次，且属于同一系统。盖由库鲁克山为桥梁，而司蒙古与罗布交通之责也。但以后因罗布淖尔交通线之变更，冲入新兴之文明，即金属文明，与罗布前期遗留之石器并行，且时加改良，而进入后期之金石并用时期矣。
余写至此，并提及一事：即斯坦因氏在楼兰LT古堡斜坡上及高岗附近一带，曾拾许多铜件和石器，其碧玉制之磨制石斧，与余在Lㄉ所拾者形式作法相同。但斯氏曾根据彼所检查之区域，而推论由楼兰遗址及喀拉库顺中间一带之宽阔地面，由西到东，在史前时代，有一长久时间为游牧民族所占据云云注24。但余所拾，则越过库鲁克河北而至涸海海湾之盐层地带，亦有同样发现，反之过涸海以东则无有。是当时人民完全居在涸海西岸，分布库鲁克河之南北平原，其分布路线，北与英都尔库什相接连。因此，余认为罗布石器文化路线，系由东北向西南，并非由西向东也。但斯坦因氏又根据石铜杂陈之现象，谓楼兰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和中国通西域时期，相距并不太长，此则为吾人所赞同；不过东方所传播至西域之金属时期文化，系由东向西，与西域本土之新石器文化交杂并存，而成一金石混合之现象，即为罗布淖尔后期石器文化所昭示者尔。
二、罗布淖尔古冢与罗布里克人
（一）Lㄋ古冢
当余之赴罗布考察也，意在南行访楼兰故墟，阻于水，不得达。而余之随从早舍其渡河计划，转从事于探古之工作矣。在4月15日之暮，小侯拾一美丽之蓝黄色残衿归。称距此西北约3.5公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试掘之，出女人头骨，髻发尚存，额前乱纸覆之，旁陈残绢帛及毛绳麻布之类，似为死者头部之饰物也。余于17日复偕小侯往视其遗址，抵土阜旁，阜高30多米，宽约相当，长90多米。阜中倾陷若沟渠，宽3米多，深亦3米多，长30多米。死者即藏于此倾陷处，覆以芦苇，以未经修凿之木料支持之。土阜上层为黄土，厚约2米，或3米多，下为干沙，凝结坚固，死者即埋藏于沙土层内，衣衿骨络，几与干沙胶结为一。掘现木把杯二，在头部旁。又有羊骨2枚，以木板承之，木板形如芭蕉叶，说者谓蒙古风俗如此，然不必仅蒙古人始然也。死者衣服，均为丝织，约有五袭，衫、禅、裚、纩均备。袖口宽约0.3米，指骨外露，其颜色有谷黄及紫绛等色，惜迎风而碎，未能取出以飨读者为憾耳。又死者右手第四指，戴有戒子一，以薄铝为质，上刻环圈五，状类梅花。衣衿中，藏铁刀一，柄已碎断。综合观察，极类似一贵妇人之墓，惜无文字以为佐证耳。又左侧亦有古冢一，掘现木把杯及几各一件，形式略同于前。在此阜南半里许戈壁上，有木橛一行，环栽土中，露出地面尺许，说者亦指此为古时冢墓之故居也。在其西南约4公里，枯胡桐林中，时露古时陶片，则为当时居民居住之所，而埋其死者于山边耳。
（二）Lㄈ古冢
在余等方工作Lㄎ古坟时，余之毛拉等则四出探巡古迹。据称：在东约5公里处，有古房及古冢遗址，乃决计东往。当日晚大风，次日仍未息，尘沙弥漫，白昼昏黑，石子飞扬如雨，不能张目。故决定休息一日。据余之猎户云，此地多大风，风多作西南向，每五日或十日必有一次。据此，是沙碛之迁移与海水之变迁，与风沙不无因果关系。4月20日，虽风力稍杀，而酷冷如严冬。吾人均衣老羊皮袍，犹不足以保温暖，沙漠天气转换之剧烈如此。余等于上午7时出发，向东北行，遵来时旧道。9时转东行，时有溢水。11时东行微偏南，抵河岸。河宽约百余步，两岸枯胡桐横陈。沿河而进，溢水载道，时阻予之行程。12时转东偏北行，抵古房遗址。在一大土阜上，顶颇平整，长约五六十步，宽约二三十步不等，遗址即在土阜之洼陷处。叠碱块为墙，芦草覆之，方径丈许，有房十余间，羊粪骨角，散布地表。检亦无他物。余等即驻于其南傍水之平滩上，并在其附近作古物之探寻也。
在余住处西北有一土阜，前后宽广，中腰颇狭，形同葫芦。阜上坦平，面覆枯胡桐树6株，即为古坟井口所在。循迹发掘，深4尺许，发现尸骨4具，重叠而葬，衣服已腐朽矣。头部有漆木桶状杯，及木把杯，圆底木俎之类。又有残块铜镜，及耳饰等，由铜镜之边缘，可决定其为汉物无疑也。是此冢亦为两千年前后之遗址矣。又在土阜附近，拾铜3棱镞，及石矢镞之类，及土阜上红陶片内含灰陶，想与此墓中人之时代相距或不甚远。但四尸骨重叠于一穴为可异耳。
（三）L古冢
在余住处之南约里许，四周积水，有风化层之土阜一座，屹立中洲，上栽立木杆为标帜。发掘其下，有石柱作长方形，长约1米许，直立穴中，或用以支持土块为墓室之架梁者。尸骨均已搅乱。同时墓中发现草篓一具，以藤为经，再以劲草编织之。两旁有耳，系绳之痕犹存。圆底豁口，形状椭圆。疑为死者生时盛食物之具，死后即以此殉葬焉。又有漆木桶状把杯一件，外涂朱漆，但彩色已毁，形式与Lㄈ冢中把杯相同。又有骨器六件，均作锥形，有四件一端尖锐，疑为古人搔发之簪。有一件一端作柄状，疑为女人头上饰物。疑冢中死者，或为一女人也。又有玉、石、骨等件，与之同时出土。其中有玉耳饰二枚，作椭圆形，中空。又有方形者，有圆粒形者，有薄叶状者，无疑皆为耳上之饰物。又骨粒一串，形同冠缨。又一长方石块，三面磨制甚光，一面为天然石状，底凿一横槽，用意不明。但亦疑为装饰之具也。
（四）Lㄇ古冢
当余之工作Lㄎ古冢也，余随从毛拉告余云：在此地之西土阜上，有一古冢，尸骨尚未腐化，采归草篓二枚为证，余甚异之。及余移驻于L也，急使导余往观。累越高仰层之土阜，至一三面有水之三角洲。其高阜，四周风化，显露其泥层绉折之迹。在沙土岩处，有木桩一，犹以为偶置之也。审视其沙土倾陷处，露毛织品之一角。余乃大异，去其沙土，即露以木钉钉合之木板，形如扁叶，以黑牛皮覆之。木板刨制甚光，显为长久工作水中者。长1.65米，宽1米，缺处另以木片补之，疑为死者之舟。旁树立之木杆，盖为拨船之具也；一端颇尖，形类今之撑篙，死后其亲族即以其具殉焉。次揭去木板，即显露以毛织物包裹之腊尸。头戴毡帽，高25.4厘米，上形尖锐，帽系骨粒帽缨六七股，垂络唇颚。毡帽内，尚有红毛索编成之里帽，冠戴不正。头发截断，下披两肩。额部及两眉间，有红绿色所绘之横纹三道，极类本地女人之画眉。两耳穿孔，尚有毛索遗痕，以备系耳珠之用。两眼微陷，两颧耸起，鼻陷而唇斜，似负痛苦以死，而表现忧戚之容者。在其头部，有草篓二个，一外涂朱漆，死时即以此殉葬焉。次除去其包裹之毛织品，即呈露其身体，经盐硝之浸炙，皮肉坚结，尚保存其原形，毫未腐化。两手下垂，下围以棕黑色毛线织成之长带，带绥下垂至足，足履皮靴，毛里而皮外。身作绛色，骨骼坚结为僵质，击之作木声，直立转侧皆可如意。头长25厘米，额宽10厘米，面宽11厘米，下腮突出，显现尖削之状，通高1.6米。据医学家言，凡腊尸皆由盐水之浸炙，积久遂成腊形，永久不坏。然非有两千年之浸炙，不能成功也。据其所述，参合此处有水之时代，及同时发现之遗物，当亦在两千年前后。盖以后海水南徙，当无此腊尸之造成。头部之草篓与L冢中之草篓形式质料相同，当为同一时代之产物。而L同时发现之骨器、漆、木器，余已订为两千年前后之故物，彼此互证，则此腊尸有两千年历史之说益可信也。
其次言及死者种型问题。余对于人种学，毫无研究。且亦未加科学测量。但以由死者埋葬之方式，及其殉葬物品，推测死者确为本地人，与汉通西域时之楼兰国人，或为一致。盖其所表现，全为游牧人及渔猎人之生活，与内地人久孕育于东方文明者，绝然不同。故吾人在另编中，已略有论述。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起见，再补述末意，以备参考。斯坦因氏在L F4古冢中，发现死者头畔衣襟中，系二小口袋，中盛小麦粒，及其他细枝注25。纳恩德博士（Dr.A.B.Rendle）认此细枝为在西藏至波斯一带繁殖的胡麻，据柏格曼君称印度跋希人（Parsees）现仍用麻黄细枝代替能产生浩玛或所玛（Haoma or Soma）之某种植物。（所谓浩玛或所玛在古印度伊兰人祭祀中，曾占重要地位。）注26余在Lㄈ古冢中，发现篫麻质口袋一，亦有同样盛物，但当时不注意，遂致遗失。在此地僵尸中则未之见也。但以麻黄细枝为殉葬品，确可代表此一带一部分墓葬之习俗。换言之，即为本地人墓葬之习俗。若然，则楼兰人，或即与印度跋希人，有密切之关系也。至此，余当另引中国记载所述一事，以助研究之兴趣。按斯坦因氏所述之跋希，与中国记载所述之白题西音相近似。杜氏《通典·西戎传》云：“且末国，汉时通焉。北接尉犁丁零。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葡萄诸果。人皆剪发。着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按《通典》所述与《梁书·末国传》字句微异。如云：“末国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按此处均有脱误。其云“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义意不可通。波斯在葱岭西，如何可接。故此处当云：“东与白题西接，西接精绝。”波斯疑为白题西之小注，表明其为波斯人。后人遂将小注录为正文，而又删去，西接二字，义意遂不明了。《太平寰宇记》，引作“东接白题，西接波斯精绝”，错落同上。盖波斯仍当为白题西下之小注也。设余之解释不误，则且末东为白题西人，即波斯种人所占据也。又据中国史书所记，且未在三国时，已为鄯善所并。故《通典》所云且末人，当即汉时之鄯善人。所述之且末人之习俗，亦当即鄯善国人之习俗。剪发着毡帽，小袖衣，开颈而缝前，且末人既如此，则汉时鄯善国人亦当如此。由余等所发现僵尸之形态，即其剪发戴毡帽事，更可证明其然也。彼此互证，则汉时楼兰人种型不难推知，或即属于印度伊兰人种型也。现昆仑山中，有操伊兰语之噶尔喀族人（Galca），或为其遗种欤。
以上皆为余第一次所考察湖畔古冢之经过也。第二次之赴罗布淖尔考察也，适值战乱，且准备未充实，不能尽量考察。但亦略有所见，兹略述如次。
当余等于5月初间，由鲁戈斯特南抵孔雀河畔也，由余一驼病足，放置于此。即率其余驼东行，沿一干河岔，枯桐红柳，迤逦如带，时有土阜间之，阻余行程。傍晚驻一碱滩中，一面派毛拉赴辛吉尔购办米面，余等则作古坟之探查。在余等驻地旁有一风蚀土阜，上竖枯胡桐三株，作交叉状。以余等第一次探查之经验，凡类此者上必有古人墓室，即攀登察看：上颇平坦作椭圆形，有井穴二，南北对峙，穴口有枯胡桐六株，长3米多，骈比横陈，二穴相同。余等掘其南穴，深至1米，发见木棺一，作长方形，四围板壁已遗失，仅存底部。冢中土层搅乱殊甚，出木几二，已腐朽倒置其中，又几足四，作屈腿状，显系早为他人盗掘，而留其遗弃物于冢中。故余亦不欲尽取之。8日转东行，在戈壁上见一地室，屋架犹存，以枯胡桐作檩条，覆以芦苇，涂以泥浆。据本地人称述，在室中曾发现古棺木数具，现已无存。复东行戈壁上，时见以木桩栽立之椭圆形建筑，数冢相联，组合为群，据猎户云，此亦为死者之居室。其栽立之木桩，长约0.66米，一端尖锐，入土不深。因余忙于行路，未加工作，殊可惜耳。
（五）Lㄖ古冢
当余等于古烽燧亭工作完后，5月14日复返西行，路遇毛拉于途，并携米面而归。庆幸之余，复谈及往西约5公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衣巾外露，乃使导之前往。试作发掘，出小头骨一，黄发尚存，作黄金色，审视为七八岁之姣童，所谓黄发小儿是也。冢中绸绢衣巾，尚未腐朽，有枕头一，四方形，头枕之迹犹存。手帕一，亦为长方块，一端具带，疑为缀系于衣巾之用。袖口缥骧，均崭然如新。一袖口黄绢为底，绿绸为边缘。虽属小儿，亦满身文明副戴，供吾人之鉴赏，与裸体葬者，有文野之别矣。
综上一二两次所获，由其埋葬方式，及装殓物，显有两种不同之现象：前者为赤身葬，后者为衣冠葬。在中国通西域以前，楼兰人民之生活如何，吾人在《汉书·西域传》中不难窥其一二。《西域传》云：“鄯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同俗。”又云：“自且末以西，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能作兵，略与汉同。”是楼兰本为行国，不事耕作，至为显然。及楼兰迁都伊循，改国号为鄯善，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伊循以镇抚之，楼兰至是始有田作。然皆在汉通西域以后，田作者亦多为汉人，非本地人也。据此，楼兰文化，可分两阶段。即汉未通西域，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为前期，完全为本地土著文化。自公元前1世纪以后为后期，盖受东方文化之影响，渐变其习俗也。在石器遗址篇中，已略有阐述。今据湖滨古冢，其情形亦大抵相同。由余之Lㄇ冢言之，露体埋葬，断发文面，革履、裹毡，皆非东方之习俗。而东方文明，以丝绸为大宗。凡在西域之被汉化者，莫不锦绣珠玉。而此冢除毛革二种外，不着衣裳，十足表现为畜牧，或渔猎生活状况。其殉葬物品，除草篓外，再无他物。而此物质料，又大概为本地所出，亦显未受东方文明之影响也，惜余所工作只此一冢，而斯坦因在楼兰附近，柏格曼在阿德克一带，所工作之古冢，其情形与此近似者甚多。阿德克之DI冢，与余Lㄇ尤为接近。其殉葬之物品，不外毛织、皮革、树枝、木条之类，与余所拾大致相同。而余Lㄇ冢中不见树枝，毡帽上不盘红索，及饰鼬鼠皮，较为稍异耳。但此为繁简之别，而于人民生活状况初无有异也。又其埋葬之俗，露体裹毡，凿木为棺，复以牛皮，冢后树一木杆，则所有古冢皆同。此与较进化之埋葬法，已大异矣，此可注意者也。其次说到后者，柏格曼在阿德克另一区域，发现三座小坟地，在EI冢中发现之僵尸，为一年高富人，白须面窄，确为典型长头种人。衣黄绢外衣，边缘镶以红绸。CI冢中为一妇女骨骸，衣绸外衣，镶棕红绿三色边缘，袖长过手，袖绣各色条纹。并副带铁镜一，复以红绸。又有皮质及丝织小口袋。又铁剪一把，挂在腰际。颈上再挂有白色骨质佩饰一串。复次，再北行，将近库鲁克河南岸，又发现A冢，内尚保存颇完整的黄绢外衣，缘领露胸，系结于内，袖长而小，还有毡袜、高靴、皮裤之类注27。凡此诸冢，虽各个微有差异，但有一共相，即均用丝织物装殓，全幅带着东方文明，则此类古冢，必在汉通西域以后，无可疑也。至是否为汉人，则有待于人种学之研究矣。又此项小坟群，均在库鲁克河以南，及渐近于库鲁克河一带，与余发现之文明冢，相距虽有数十公里之遥，但均在库鲁克河流域也。例如余之Lㄋ、Lㄈ、Lㄋ冢，其埋葬方式，与柏格曼E、C等冢，大致相同，即同具衣冠葬者。不过余冢中所发现之殉葬物品，较为丰富，而表现文明，更为明确耳。尤其Lㄋ、Lㄈ之铜镜碎片，及漆木把杯与簪栉之类，与Lㄇ之殉葬物品，确为两个不同的来源。无疑的，一为土著，一已接受外来文明，生活遂有优劣之别耳。但余所发现之冢，均在库鲁克河北岸，正当汉通西域路线孔道。据鱼豢《魏略》所述，西汉通西域路线中道，经居庐仓，西北行，过龙堆，到故楼兰，即余所发现之古烽燧亭遗址地。再西行，沿库鲁克河，直诣龟兹，此为径道。而余所检查之文明冢，完全在大道两旁，其受汉文明影响，毫无可疑。虽Lㄇ亦在大道附近，犹留着本地土著之风尚，然余所发现仅此一冢，且亦不如阿德克古坟中之纯土著化。由此吾人所述汉通西域后，本地人已他徙，或渐被同化。因此一带已被汉人视为军事政治之重要区域，其柔土处或为屯田之地带，本地游牧生活已无可用其力也。反之阿德克在库鲁克河南约35公里，不当西行孔道。故本地土著人民，尚仍然保存其旧生活，游牧渔猎。如现今之罗布里克人，在生活上甚少改变，可为证也。
三、罗布淖尔古代遗址的考察
（一）汉烽燧亭遗址
方余在L地之工作古冢也，复派两组人四周探寻古迹，悬赏以待。一组毛拉等三人，向西南行，期以两日。一组猎户拉亦木东行，亦期以二日。余与脚户则在驻地工作。诸人于4月23日上午出发，下午大风忽起，尘沙弥漫，如同黑夜，当地人名此为黑风。余棚帐几被摧拆，至晚未息。想念出发诸人，均未带皮衣，现憩息何所，闻风声之怒嚎，远处诸人辛苦，不胜烦闷。次日上午，猎户之子归，告诸人无恙。未久，而毛拉等亦归，略拾铜矢镞之类，余心稍安。时大风虽息，而尘沙未减，遍地作黄色，寒冷异常。将晚忽瞥一骑马人，身披大裘，戴皮帽，猎枪横陈马脊，左手执缰，右手秉栉，踏蹀徐行，掠余帐而过。余异之，揭帐而视，非他，即余之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欣喜之余，慰勉有加。而余在罗布淖尔最有名之发现，古烽燧亭遗址，随拉亦木英勇之姿而出现于世矣。
汉烽燧亭遗址，即在土垠平滩上（第一次、第二次路线图Lㄅ）。北距得格尔约175公里，位于北纬40°50′、东经90°处（此据同团陈宗器君所测），傍于海岸之三角洲，三面环水，惟北路通陆，形同肺叶。而此址即在其末端。四周土阜骈峙，如岛屿，如城郭。行人由西至东，或由东至西，至此城时，必须沿湖环行，越过土阜数重，方达到此址，盖已至湖泊之中洲矣。遥望海中土阜重叠，迤逦若断若续，似无数战舰，为避风涛之袭击而停泊于海隅者。风起沙飞，类同烟雾，白鹤翱翔于天空，鱼凫游戏于水上，洵为海中奇观。此处为孔雀河末流所汇，故为淡水。水极清澈，可饮可濯，过此皆为咸水，旅行家之往东西者，咸憩息于此，为通过艰险长途作准备也。此地适当汉通西域北道之冲，凡出入玉门关而至西域者，必须经此。以今揆古，其情实同。故当时在此设烽燧亭以护行人，乃必然之势也。
当余于4月25日之至遗址也，已近黄昏，不及视察。次晨兴起，尚未及盥洗，而余从人汗木多利、毛拉等，即以所捡古物至，铜矢镞、铜钱，各盈一握。余甚喜，即往检视遗址。在余帐棚之西，有城墙遗址一段，高0.60米，余三面均被冲刷。在南有长方形土台，高约2.5米，长5.8米，宽1.65米。上竖立木竿五，南北直列，高约3.7米。每竿相距约3.7米。木竿上端凿一方孔，疑为穿桔槔之用。尚有若干废弃木料横陈其旁，木上均有斧凿痕迹，或中凿一圆孔，或方木而中凿一槽，均长不及丈，疑皆为支持烽竿之用，类今之取水井架也。在竿之四周，尚有许多四方井穴，用柳条渗以木屑，编织为褡，复于井口，约1.3米建方，彼此相通为甬道。就其构造方面言，显然为古时烽火台遗迹。《汉书·贾谊传》注云：“边方备胡寇作高橹，橹上工作桔槔，头悬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按所谓橹，疑即木竿。桔槔即竿头所悬者。桔槔失，而竿头之方孔尚存耳。又《墨子·号令篇》云：“望见寇，举一垂，入境举二垂，狎郭举三垂，入郭举四垂，狎城举五垂。”按垂为附竿之横木，每有一竿，必有一垂，此处木竿五，即所谓五垂也。举垂必有兵卒，疑竿旁之井穴，皆兵卒避藏之地，如敌人来侵，避匿其中，免受敌人之攻击也，余在竿之两旁，曾掘二井，内满储沙子，无一他物。余于1934年第二次前往时，复掘其旁之其他井穴，有类似高粱之谷粒，已腐化结为干饼，或井中兼储食粮，亦未可知也。在台上南北部，各有房址一座。北房现已倾圮，墙基尚存，高约1.3米，重叠不规则之土块与碱块为墙。土块长约38厘米，宽约20.3厘米，厚10.2厘米，略作长方形，间以苇草。碱块长约40.6厘米，宽约25.4厘米等，形状极不规则，盖随意取诸碱滩中也。南房上复以柳条与木屑编成之屋顶，顶已倾塌，内满储沙子。余曾清理其遗址，捡残断木简一枚，现存“从事人姓名”等字。北面之房亦存墙基，上无覆顶，中无何物。又台之南北两端，略作斜坡形，疑为房址。掘其南端，至与台齐。悉沙灰土，别无他物，或因台土下倾所致也。在烽火台之东约百余步，有古房址一所。在一宽广平滩上，周里许，略作椭圆形。地为硝卤。在滩南枯木横陈，类似古时建筑遗构。东边似有墙壁遗迹，西边已被风水剥蚀，而作沟渠状矣。在此平滩之北，略与烽火台北端东西对值，有围墙遗址。叠碱块为墙，旁集苇草，长3米多，高约2米，形成弧状。中积沙成阜，高与墙齐。余发掘其下，出汉木简数十枚。墨书隶字，完整者，长八寸，宽三分，残整不一。一简有“黄龙元年”字样。黄龙为汉宣帝年号，距今已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矣。又有“左部后曲候”“右部后曲候”等简，疑此地为“左部曲侯”所在地也。又在此苇草中，发现漆杯一件，椭圆形，长三寸五分，宽二十八分，高一寸。内为朱漆，外涂黑漆，里画几何花纹。又有木匣漆木杆之类，西汉之漆器，由此可见一斑。尤能使余满意者，即在苇草堆集中，发现古代之炬，长1米多，以苇草束之。炬，《说文》本字作苣，束苇烧也。盖见寇则燔炬为号，每举一垂，即燔炬一通，以燔炬之多少，示敌人之远近也。唐《兵部烽式》云：“寇贼不满五百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三炬，蕃贼五百骑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余寇万人亦四炬。”（《白氏六帖》引）此以烽炬之多少，示敌人之多寡，与《墨子·号令篇》所述微别。要之此束苇为燔燧之炬，则无可疑也。又在烽燧亭之北，约数十步，有土阜一所。阜之倾斜处，苇草外露，似为古房遗址。余命小侯掘之，上层浮沙土，中层灰土，下层干沙土。木简皆在中下两层，在中层出“元延五年”木简一枚，元延为汉成帝年号，已至西汉之末期，而亦为余所获木简中最后之年代也。干沙倚阜处，岩壁屹立，中留灰土痕一线。知古时凿阜为墙壁，倚岩构屋而居。此处除发现木简数枚外，余无他物。由此而东，直抵海岸，地面因水冲刷，上阜鳞次栉比，在其不平齐之地面上，似有凿壁构屋遗迹，但大半已被风水剥刷净尽。除高岸处渐露修凿遗痕外，余已淹灭无迹矣。余第二次复赴罗布淖尔考察，在5月9日，到达余第一次所发现之古烽燧亭遗址。除采拾木简十数支外，又在烽燧台之南北两端，在高低不平之地面上发现东西相承之凿痕一线，其凿削处以在C处之土阜旁，最为显著。余在此掘拾《论语》残简一枚。其余凿土或浅或深，因土阜高低参差，以为凿削之标准。然必一线相承，底下平齐，宽度相同，显然为当时士兵屯驻之所。又知古时凿地为营垒时，其地平面必不如现在之不平齐也。由此，知当时屯戍兵士，栖息一孤零海岛，伏处壁中，北瞰匈奴，南防土寇，以维护东西过往之行旅。其坚苦英勇之精神，二千年来，犹历历如画，无任神往。
余在此前后两次所得之古物，除木简约七十余枚不计外，尚有铜件四百九十二件，铁器一十五件，漆、木器，及漆麻布计三十七件，丝麻织衣履残巾之属计三十九件，木竹杂器二十二件，料珠十二件，草具二件，以及骨、石、陶、玻璃等项，共计六百余件，皆为余一、二两次所获得者。均因时间促迫，未能尽量工作。或仍有埋藏地下，未经发现，留待吾人第三次工作者。然就此所获，于学术上贡献亦不无少补。尤其汉简，其数虽不多，而于汉代在西域之军事与政治情形，藉此可以窥见一二，而此地自汉宣帝黄龙元年，至汉成帝元延五年，共四十二年。在此四十二年之间，正值匈奴日逐王降汉之后，汉都护权力正盛之时。中国政治军事之威力，表现于西域，亦以此时为最著。由所发现汉简年代之指示，则此地在此四十二年之间，甚为兴旺，而汉文化之输入亦以此时为最盛。余在此所发现之其他古物，其年代亦由此可以确定也。在余所发现古物之中，以铜件为最多，大概皆散布地表，随手捡拾，非由发掘而得。但其三棱、实体矢镞及五铢钱，均作紫铜色，皆可表示为西汉遗物。尤其在烽火台附近，拾铜印一方，文曰：“韩产私印。”疑为一汉人名章，或即护守此烽火台之曲候亦未可知也。余若带钩弩机，及其他零铜残件，未可一一俱举。然由其所发现之兵器，可证此地在汉通西域线上，为一军事重地也。次及漆器：余在苇草堆中，发现漆杯一件，椭圆形，有两耳，以篫布为胎。内髹朱漆，外涂黑漆，形如小舟。古时称为羽觞。《事物纪原》云：“束NB232对晋武帝问曲水事曰：‘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晋以来三月三日曲水流杯，即其始。”是羽觞之名，因在流水行觞，故称为羽觞。其形状亦象征小舟。在周时即已有此物。现在西北一带，及中原本部，发现类此之形制甚多，要皆以瓦为之，或以铜溜金为之，漆器尚不常见。日本人在朝鲜发掘乐浪郡王盱之墓，发现漆器甚多，漆杯形式与此正同注28。但内为木胎，外髹漆，与余器为纯篫麻胎者有异。此器形样完整，颜色鲜明，如同新作。汉代文明遗留于东西边陲者，当以此为最精矣。其次为漆木匣，以木为质，夹篫髹漆，形式颇为坚固，但用途不明。又漆木杆一根，上有“卅六”二字。其次若漆木片、漆麻布，皆足以表现汉代已知髹漆为坚固防腐之良剂，应用于许多器物矣。
其次则为织品，及珠玉杂品。或则散布地表，或则埋藏于苇草之中，随余清理古遗址而出现。但此地为汉人在此设立之烽火台所遗，衣履当为汉人服用之物。检查其遗物之中，吾人可得一总观念，即所有织品，以毛麻为大宗，丝织品次之，棉布则不一见。由此可证汉时中国尚无棉织品也。《南史·高昌传》，称高昌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ND83E，名曰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观其所述形态，极类棉布。但中国之有棉，自魏晋以后，或自西域传来也，至于丝麻，则中国发明独早。汉王逸《机赋》云：“帝轩龙跃，桑叶是创。仰揽三光，悟彼织女，爰制布帛。”《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是中国以丝麻制为衣裳，传说始于黄帝。至汉时已臻精巧。随汉国力所及，流播远方。余写至此，须连类述及汉与西域之交通。《汉书·西域传》云：“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又罽宾条云：“国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又云：“自玉门关出南道，历鄯善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汉书·西域传》又云：“安息东与乌弋山离（东当从《后汉书》作南）接，西与条支接，国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武帝始遣使至安息。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据上所述，是中国与安息在汉时交通已臻繁密。而安息多商贾，则中国货物，因安息以运至西方各国，而条支罽宾之货物，亦因安息以运至东方，此为极可能之事。但汉时通西域之路，在西汉时多行径道及南道，后汉则辟南北二道，而径道转湮，故罗布淖尔为东西通往所必经之地。此烽火台又当径道之冲，则安息贩运财货亦必须经过此地，而东西货物之遗留于此地者，乃为当然之事实。吾人据上所述，中国货物则以丝麻为大宗，西域则以珠珀为商品。由是言之，则此地所遗留丝织残件，及珠珀杂件，无疑的皆为古时东西各国所遗留之文明结晶品也。现欧洲人称古时罗马人常贩丝于中国注29，经行中国通西域古道，因称此道为罗马贩丝之道。但此路由张骞首凿，武帝随通，故东西人民，由此交往，安息不过藉其通衢以行商贾耳，无可惊异之处也。
（二）汉代古道及住宅
当余等第二次旅新时，在古烽燧亭工作完毕后，猎户称由此往北约近2公里，有大道遗迹，类似古道。两旁常有铜钱散布。于5月14日下午3时，使猎户导之前往，向北偏东20?行，4点，遭遇古道于坚刚盐层开处，中显白色泥痕，宛若辘轳，刮磨光平，显为往来人迹所遗。由西南向东北，蜿蜒屈行，或在山坡，或在平地。吾人遵道而行，一若二千年前，发自玉门西诣龟兹之故态。盖舍此道外，再无他路可行也。道两旁时有五铢钱，及零铜件，与玛瑙之属，必为当时行人所遗。然由此亦可证明此道为二千年前往来之人所经过之大道也。天晚仍南行，驻于积水之旁。
15日，仍驻此地，余单骑偕汗木多寻觅古迹，在大老坝北岸之土阜上，觅得古址一所（第二次路线图LГ、LТ）。在一倾圮土坯中，显出苇草。即发掘其下，出骨器五件，草具五件，有一骨片作椭圆形，上端磨光，似经长久之使用者。因上端略尖，疑为割切之用。有二片为长方形，系取鸟之腿骨，下端削尖，用法不明。或头上之饰物也。有一牛角，想为当时人陈液体之物。又有针状物，或为穿孔之具。其他草具，类皆以芦草编之。最可异者一以芦草为茎，下附椭圆形之泥捶。一以芦草编为蓑衣。一束芦草为裝，缠以藤绳。又有泥杯及纺车等。凡诸此类，皆表现初民生活之形态。由其取鸟兽骨为器具一点观之，其人民必尚为渔猎生活无疑也。复北行，又与古道会。沿道西偏南20?行，在土阜之旁，五铢钱散布地表，俯拾即是。归而数之，得六百余枚。但无居住遗迹，其为行人所遗无疑也。16日，全队出发，仍沿古道行。满地均为盐壳所覆盖，惟波浪开处，时显古道，平坦砥直，实不觉若何困难。然古道时隐时现，几令人目眯不可捉摸。及至库鲁克河之末流，又拾五铢钱及铜矢镞之类，则当时沿大道往来之人，已极臻其繁密矣。再西沿河畔行，时有陶片铜件，但不见古道，疑此后为居民聚住之区，古道渗入村中，遂湮其痕迹耳。
当余第二次抵孔雀河边也，因黄驼病足，牧放于此。而孔雀河边之青草馥郁，红柳丛生，足以饱余驼而无待他求。及余之返也，余驼无恙，且健壮焉。乃巡视四周遗迹，流沙开处，时露黑红陶片。此地古时必有居民麇聚于此。由余放驼处东行，果觅得古渠旧迹（参考罗布淖尔第二次考察路线图Lㄍ）。宽3米余，高者约0.7米，直通于河，则当时引河水灌地情形，至为明显。渠畔布陈黑沙陶片，显为当时居民所遗。在北有沙碛堆二区，周里许，胡桐丛立，虽已枯槁，犹能表现当时人烟之稠密，社会之繁荣。一沙堆上，有古房二所，编芦草为褡，中夹胡桐叶，覆盖其上。下有木梁及柱以支持之。均取天然之胡桐，略加斧凿而成。形式虽极简陋，但当时人民居住之痕迹，由此可见一斑。在此一带，黑沙陶片极多，有一陶器残底，凿七孔，类古陶甑，或为花盆底部。然无论其用法若何，必为先民日用之器无疑也。再由此西行，在河边拾铜镜碎片，及陶片。约行20余公里，抵河之北岸，有一柳堤，即余毛拉所觅得者。由余毛拉夜露宿于此，得一神秘之幻觉，疑此为一有名古城，即本地人所常称之喀达克沁，归以告余者也。余次晨巡视一周，乃一长形之柳堤。西南东北行，长九百五十双步。下为土埂，上覆柳条，旁栽柳条一线。宽1.9米，高0.8米。每隔1.7米，竖植胡桐一根，高5.4米。其附近即有一四方土台，不知当时何用。其旁有枯胡桐倒地横陈，上有斧凿痕迹，似为当时建筑之用者。西属平原，东临干河。河岸高30余米，干河川中，青草馥郁，距有水之河约2公里，水大时，尚浸润及此。盖库鲁克河之东流也。自此往西约2公里地，转生支流，一支屈向东南流，即现有水之河是也；一支东北流，即沿山之干河，即余等来时所行之干河岔是也。疑当时东北支水势甚大，而东南地势平坦，可以种地。故筑堤障水，使水东南流灌地。现在东南旧河川甚多，而东北支则久已干涸无水矣。现水复故道，亦入东南支。由其堤障之遗迹，可以明了也。吾人抵此欲在此寻觅古地及古物，终不可得，但在此堤之东南约3至7公里地，时觅得零铜件及玉器之属，则当时居民必麇聚于此堤之东南，及大河两旁垦殖地无疑也。而此堤则为大河之龙头耳。又西2.5公里许河北岸枯树鳞比，在河之分岔处，亦显露以芦草编制之房顶作圆形，而河对岸似筑有类似之柳堤。但因余无舟，未能渡河一观，然度此地必为当时垦殖重地无疑也。余写至此，引《水经注》述楼兰故事二则，以资参考。《水经注》叙注宾河时，述其屯田之事云：“敦煌索劢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人，横断注宾河。河断之日，水势奋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注30按此记虽近神话，但屯田伊循城，亦见《汉书》所记，不为无因。不过伊循今之密远，其屯田地当在此处之南。此言屯田楼兰，当在其北，决非一地。然筑堤断流，引水灌地，为当时屯田之遗法，至今犹复沿用。是此地河旁之柳堤，为汉屯田时所筑，固无可疑也。《水经注》又云：“河水又东迳注宾城南，（按南当为北，因上下文而误，注宾城当因注宾河得名，注宾河为南河之末流，北河不得反出其南。）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盖莦田土所屯，故城禅国名耳。河水又东注于ND836泽。”董祐诚《水经注释地》曰：“楼兰田土屯此，非楼兰治所也。”是汉在北河北岸，有屯田士卒，或因楼兰南迁，而汉袭据其地以屯田，故云城禅国名。以地望言之，屯田地应在库鲁克河北岸，当河水入罗布泊之西。按库鲁克河北岸，除此地有宽广柔土可耕殖外，余均非屯田之所。故余疑当时屯田地，当在此堤之南。则此处柳堤，亦必为当时田卒所筑，断河流引水以灌地者。现余等在此南所拾之玉器及铜杂件可为当时有居民之证，惜其遗迹湮没耳。总之，汉通西域，其政治军事上之组织，以屯田为惟一政策。据《汉书》所记，除轮台、渠犁有田卒数百人外，又车师、莎车均有田卒。今余又发现楼兰之屯田地，则当时西域三十六国所有柔土之区，类多有汉人田卒。则因屯田而发生之文明，例如货币及小工艺之纺绩木陶诸业，当亦同时发展。由现南路各地所散布之遗物，可以证明其然也。故汉通西域，在西域文明史上另划一时期，当无人能否认也。
（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
伊犁考古调查简记
伊犁之名首见《唐书·突厥传》，称为“伊丽”，实为“伊犁”之异名，在我国极西北部，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自治州。民族复杂，以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为最多数。解放后建立以哈萨克为首的自治州专署统12县，人口约40万左右。除精河、温泉、博乐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外，新源、特克斯、绥定、尼勒克、察布查尔、伊宁、霍城、昭苏、巩留9县均在伊犁河流域。南北有大山，伊犁河流贯其间，水草丰盈，花果满地，故古有果园之称，为历来游牧民族争逐之地。首见于史籍记载者为塞种、大月氏。塞种自西来；大月氏由东往，匈奴、乌孙接踵而前，莫不以此地为乐土，繁殖生息其间而留其残迹。前者以乌孙据此时间较长，与内地关系亦多；稍后者，则为突厥、突骑施、契丹、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内地皆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我们研究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伊犁是一个重要区域。
我们到伊犁考察是在1958年7月初，同行者有赵信、阿克尼牙子、努尔毛拉三位同志。于7月8日由乌鲁木齐市出发，在石河子逗留了五天，考察了莫索湾的古迹，再西行经乌苏、精河，12日到达伊犁，开始工作。共调查了伊宁、绥定、霍城、特克斯、察布查尔、昭苏6县，至8月11日返回乌市。经历共一个月零五天，旅行了3856公里。发现古城十余座，玛札寺庙数处及古冢石雕人像等若干处。兹择要分述如下。
（一）古城
我们此次调查所发现的古城除沿途不计外，属于伊犁区者共11座。除清代所建或情况不明者外，比较重要的约有4座，今分述于下：
1.吐鲁番吁子旧城
在伊宁市东北约26.2公里处有两个旧城，一名“阿脱诺克”，译为大金场；一名“克其克阿脱诺克”，译为小金场。因在1936年盛世才统治新疆时，设金矿局，到处掘挖古城寻觅金子，故名金场，并非古城原名。
大金场旧城在吐鲁番吁子村旁，被附近的园林房屋所包围。城中蔓草丛生，中间有一大道横贯城中，辟城为两半。城墙已不可见，现仅存墙基，略作方形，周约1400、高约1——5、宽约2米左右。现城中因被矿局破坏满呈沟渠状，所有建筑已无一存。城中散布有夹砂红陶片，也有上划水波纹的灰陶片。据本地人说：城中曾出现过陶缸；1953年新疆文物调查组曾在城中发现一件陶灯，据说是唐代的；还发现过阿拉伯文铜钱。我们在城中也发现同样的两个半边铜钱，也许是回鹘或蒙古统治时期所通用的一种钱币。根据这些铜钱和陶片，此城在8世纪前后可能又有了居民，直至13世纪还继续存在。
小金场旧城在大金场旧城东北，相距不及半公里。但我们在勘察时，因限于水，遂分两段观察。城在一高原上，北紧靠北山有吉尔格郎河南流于旧城的东面，靠旧城有一深沟，宽50、深约6米左右，据本地人说是农民取土及山水冲刷所成。但在断崖间露出板筑痕迹，可能是古时建筑遗存淹埋于地下者。古城遗址即建筑在断崖上面。城墙已倾圮，步其基址，周约840、宽约2米。城中陶片大部分为夹砂红陶，与大金场旧城同，但也有红底黑花彩陶片，我们采集了两片。因此，我们认为此城出现或较大金场旧城为早，它的最晚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2世纪。但我们在这两个旧城都没有作较细的发掘工作，地下情形怎样，我们不知道。是否为先后所筑，或同时所筑而有先后两期，均有待于将来的发掘来作答复。现仅就这些极少数彩陶片的分布路线来说，东自哈密、吐鲁番、焉耆，西达库车、拜城、伊犁，东西形成一线，对于研究彩陶的来源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2.磨河旧城
在绥定西北7.5公里有两座旧城：一名“塔基”，即清初所建伊犁九城之一的塔勒奇城。南距伊宁约55公里，城墙遗址尚保存完好。周约1564米，合1.5公里余，与《西域图志》称在伊宁北120里建一小城塔勒奇城周3里之说吻合。一名阿脱洛克，在塔勒奇城北2.5公里。北依塔勒奇山，南临伊犁河，隔一沙岭到伊宁，中起平原，城即建立于平原上。东南两面有一较深河床，宽约100余米，深约60米左右。青草葱绿，沟中有一小河流，建独木桥以济行人。《西域水道记》称为磨河，即乌里雅苏图水之东支，城即建筑在河岸上。城略作方形，周约2282米。城墙为夯土所筑，间有存者，高约3.4、宽约2.5米。东西开门，门宽约4米。在城的西门外有土埂一道，疑是城的外围，但其他三面不显。城内外散布有许多红陶片。因城中被矿局破坏，满是沟渠，城中建筑已残毁无遗；陶片亦被堆集，失去了原来分布形势。多数陶片均为轮制，亦有红陶片上刻水波纹，亦有器口沿部作隆起三角纹或卷草纹。根据陶片纹样和制作似为8世纪前后遗物，相当于唐代。《西域水道记》卷四亦记载此城，谓ND122地者多得明珠瑟瑟之属，残瓷断瓦，五色玻璃，布散径路，有得碎玛瑙者，上镌细字近于回部书，文献无征，莫知其由。我们在阿力麻里城亦得此玛瑙，上刻阿拉伯文字，认为是伊斯兰教入新后，人民所用之装饰品。如此城所出与阿力麻里城相同，则应是13世纪前后遗物。因此，我们认为此城活动时间较长，可能自8世纪至13世纪，此城仍有居民，与吐鲁番吁子旧城情形相同。
3.阿力麻里城
这是一个古城的名称。现本地哈萨克称此城为“阿勒泰”，维族称之为“阿脱诺克”，皆是出金子之义。由于盛世才时期设金矿局在古城中挖金子而得名，与吐鲁番吁子旧城塔勒奇北旧城情形相同。
城在霍城县东北10.7公里，北依克干山南麓，有克干河流于城东转南。现无城墙，但城的范围甚大。据本地人说：北抵克干山，南到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马札，西至卡纳威，东西5公里，南北未量，当不止此数。据本地人说：周约25公里左右，城中已开垦成地，麦穗栩栩。城中建筑，已不可见，但有不少高高低低土丘，测其一，周约3.1、高约1米左右。城中间有一条石铺路，据说是盛世才时代的公路。城中间有红陶片，但不多，曾出土无孔金银钱及石刻、陶器等。我们曾采集石刻3块，有的上刻十字架及叙利亚文字。又购入无孔银钱4枚，上刻阿拉伯文字。又在阿勒泰村一农民家中见一小口鼓腹陶缸，红胎外涂白灰面。我们又觅得一玛瑙饰品，上镌阿拉伯文字。根据银钱上所铸的年号，经专家鉴定为回历727年即公元1327年，显然是蒙古人统治新疆时代所通用之货币。因此则遗址在14世纪时亦必还继续有人居住。
上述石刻三枚，均刻有十字架及叙利亚文字。以各地出土带十字架古物为例，石刻应是基督教传教士所遗留的纪念物。据意大利人巴拖罗谋在14世纪末叶著《圣徒传》，详载西班牙传教士巴斯喀尔受命往察合台汗国阿力麻里城宣道，被回教徒所杀的事迹（张星NFEC4：《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52页）。现石刻上文字尚未译出，不能证明是否即是巴斯喀尔等所遗留。但此城中在14世纪中叶有基督教徒在城中传教是一事实；而此城即元之阿力麻里城亦可得一证明。一说这是12——13世纪时乃蛮部落中景教徒墓石。但在14世纪蒙古人占据此地时，亦有景教徒在此宣教。现此城无城墙遗址，由于13——14世纪时战乱相寻，又经历年农民取土破坏，城墙早已不存了。
4.海努克古城
旧城在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北偏东6.6公里，在伊犁河南岸草滩中，距伊犁河约5公里左右。城墙遗址尚存。现本地人称为阿脱诺克，名称来源与上述数城相同。原名当作海努克，或作喀亦诺克，现地名海努克乡，盖由古城原名而来也。
城为内外两重。内城作长方形，城墙尚存断续残壁，南墙与北墙等长，每面约431米，东西墙每面为390米，墙高约2.05米。夯土所筑，版厚约12厘米。城北隅略存建筑遗迹，他处全被破毁，满呈沟渠状。外城城墙无存，现仅存一土埂，周约2275米。在北西两面有一小河，绕城而过，疑为当时护城河。东面也有一小河东南流，惟城的南面不见有河流。城中陶片及铜、铁件甚多，皆被矿局搅乱成堆聚状。略加检查，以红胎面涂青色陶衣的陶片为最多，亦有红胎面划水波纹或弧线纹，大抵皆为轮制。又采拾有上镌阿拉伯文字的无孔铜钱及铜件等。在城内外还有少许元、明磁片。又农民在城中拾一玉石印章，上镌篆文“公生明”三字，这是用《荀子·不苟篇》语，今出现在新疆古城中诚为难得，但时代恐不甚早，或是明、清间遗物。据说，另有一印章已遗失了。
我们根据这些遗物，虽无直接证明此城年代的遗物，但就阿拉伯文铜钱与陶片作推论，可能与霍城阿力麻里大城时代相同，而为13世纪前后之遗址，直至清初又恢复它的活动。据昭苏一喇嘛云：此城原名喀亦诺克（按即海努克之译音），原为蒙古人所居，以后，准噶尔人来伊犁亦居此地。按蒙古喇嘛所说蒙古人疑是指察合台汗国后王阿鲁忽领地。多桑《蒙古史》云：阿速台率第二军继至，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并及阿鲁忽本人之领地（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一章，第306页），海努克正在伊犁河南，为阿鲁忽本人领地，故阿速台渡伊犁河往取之。至清代，准噶尔亦以此地为政治及宗教中心区。《西域水道记》引《西藏总传》云：“初厄鲁特崇黄教，噶尔丹策凌建都纲于伊犁河滨，北曰固尔札，南曰海努克。都纲者，大寺也。谚称固尔札为金顶寺，海努克为银顶寺。”现银顶寺虽不存，而其遗址可能即在此城中也。
以上，仅就踏查现状作一简略报告，至关于各城的历史问题，拟另文论述。除此外，我们在昭苏尚见了两个古城：一名木札尔布拉格，在木扎提河旁，北距特克斯台（即下台）19.2公里，以时间过晚，不及细查。一名努哈托罗盖古城，在特克斯台西南，距特克斯台约42.2公里。城墙无存，现仅存墙基周约1430米。城作方形，外有城壕，城中建筑无存，所分布陶片亦不多，仅拾到几块红陶片，时代不详，本文从略。
（二）寺庙
我们在伊犁发现寺庙数处，今举较大的两处言之。
1.金顶寺废址
此是汉名，维族称为“孔塔已”。在伊宁市东北郊3.6公里，位于高岗上。麦穗栩栩，建筑遗迹已不可见。但隐约可见一方形土台，周约700米左右，高约3米余，残砖、瓦颇多。我们采集了一绿色琉璃砖残块，上刻一怪兽面。又拾一佛坐像，头部残缺，细腰袒胸，盖为喇嘛寺中常见之塑像供品。因此，亦可决定其为喇嘛教寺庙废墟。《新疆图志·建置志》云：“伊犁旧有佛寺噶尔丹策凌兴建固尔札寺，俱为喇嘛坐床之地，后毁于火。乾隆二十七年建小堡于其地，曰固尔札，在伊犁郭勒北廿里。乾隆廿七年筑宁远城于东冈上。”（《图志·建置志》二，第34页小注）
按现伊宁市维族仍呼为固尔札，则伊宁市东郊之遗址，必为噶尔丹策凌所建之固勒札寺。今所见之方形土台必为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所建之小堡。在遗址北面尚有一范围较大之遗址，名托卜墩。地面亦有陶片及残砖瓦散布，或为固勒札寺初建之遗址也。汉人呼为金顶寺，传说寺庙屋顶以黄金装饰，故名。
与金顶寺对峙亦准准噶尔所建者曰银顶寺。《西域水道记》引《西藏总传》云：“初厄鲁特崇黄教噶勒丹策凌建都纲于伊犁河滨，北曰固勒札，南曰海努克。……都纲者，大寺也。谚称固勒札曰金顶寺；海努克曰银顶寺。固勒札都纲为阿睦尔撒纳所毁。余宿海努克军台搜访遗纵，台南里许，小阜隆起，残刹数椽，颓垣断壁，丹青藻井黯淡犹存……。”（《西域水道记》卷四，第20页）按海努克现属察布察尔县一区海努克乡，为区政府所在地。在海努克乡北偏东约6.5公里，有古城一座，维名阿脱诺克，即上文所述之海努克古城。在古城南约2公里左右有一小城，作正方形，土坯所砌，周约240米左右，墙宽约3米，高约80厘米。城中光平，已无房屋建筑遗存，疑为古时庙基。但曾在小城中拾一半边镌阿拉伯文无孔铜钱，显然非清代遗址。又无如徐松所说的“颓垣败壁，丹青犹存”现象，显然非准噶尔所建之银顶寺。一说银顶寺即建筑在海努克古城中，城中尚有明、清磁片可证。因盛世才时代金矿局在城中挖金子，建筑悉被破坏，致失其痕迹，也许可信。
2.大西沟中石窟寺
大西沟在霍城县东属四区二乡，距霍城52.5公里。石窟有三座，均在沟中，阿赫苏山腰。洞口向西南，原为已崩圮石洞，后人在洞中续有所修建。
第一窟（西洞）中间宽约24.5米，深17.5米。中间有一方形六级土台，高2.48米，疑为佛座。洞壁崩圮，在半壁间有后人建一所围墙，或是驻兵防卫之所。土台西有土房一间，土坯所砌，亦为后人所筑。
第二窟中间宽35米，深21米。洞西有土房三间，土坯所砌，草泥抹平，白灰粉饰，墨绘人物花草鸟兽。洞东壁有一土台，上有佛塑像腿部七具，台南有一佛龛，旁绘人物花草，已模糊不清，中间泥塑，亦已脱落。
第三窟（东窟）宽约14米，深约6.3米。在护墙壁东头墨绘龙云等物；西壁有墨笔题识云：“鬼伏神欣正果成，猿熟马训真如见”十四个大字，不具人名及年月日。
以上三窟倾圮过甚，就中窟东壁残存塑像腿部七具来说，可能是佛教寺庙中所塑之七佛像，因而也是佛寺。但它的时代决不很早。徐松作《西域水道记》叙大西沟水，尚未提到有佛寺，可证寺庙修建尚在清道光以后。中窟、东窟均有墨绘人物花草龙云等，或是近人所绘，就寺庙修建为避暑胜地。一说为道观，但亦无确据。
（三）古冢
伊犁昭苏、察布查尔两县草原上散布有若干土冢，排成行列，大小高度不等，俱作梯形。表铺鹅卵石，极类似陕西汉、唐陵墓，兹将已勘查者略举于下。
1.昭苏土冢
共有三处：下台乡（柯尔克孜族乡）距下台沟口3.2公里，在附近草原上有土冢，大者12个，小者甚多。我量了二个，一大一小，大冢下脚周约253.4米，高7.1米，坡度29——16米，顶平，周约11.2米。小冢周约11.2米，高3.20米，平顶，周4.2米。在下台沟口有大冢三座，量其一，下脚周约245米，高约5.75米，坡度23米，顶平，周约56米。每冢均为梯形，外面均铺有鹅卵石，顶有建筑痕迹。在昭苏三区二乡萨克阿甫附近有若干土冢，南北排，一排5个，一排3个，外有方沟绕之。在西北又有两排，一排11个，一排8个，冢外围有圆沟绕之。每冢均铺鹅卵石，与下台沟口同，此是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同志所述。
2.察布查尔土冢
共有二处：索腾布拉格土冢在二区区政府所在地西4.8公里，有土冢12个，中间为一大冢，周约84米，坡度12米，高约90厘米，面铺鹅卵石。周围另有11个小土冢，量其一冢，周约45.5米，高约40厘米。在土冢之北约7公里处，又有土冢10余，分两行排列，大小不一，上铺鹅卵石。康乡土冢在康乡西3公里处，又有土冢6座，南北排列，在草原上，顶平，表铺鹅卵石与下台同。我测其二：大冢周约126米。顶平，周约70米，高约2.5米。坡度9.6米。冢周围有双线立石群环绕，周约196米，宽3.5米。距冢约15米左右，在立石群南边有大立石数方，疑表示墓道也。小者形式与大冢同，周约84.7米。顶平，周约50米。外围立石，周约112米。高度及坡度未量。
以上各冢，虽大小不一，但有一共同点，即均作梯形，顶平，周围铺鹅卵石，冢与冢之间作有意义排列。尤其萨里阿甫附近，每冢外围有圆沟或方沟，康乡土冢外围有双线立石群，皆是有意义的做法。我们根据有些古冢，例如吐鲁番三堡和雅尔湖古冢，每每上面堆砌石块及冢外有围墙，认为这也是古冢。又据《隋书·突厥传》称突厥有在墓前立石以记杀人多寡之习俗，因此我认为这土冢，周围立石群即死者纪功的标志。又因其每冢均作梯形、顶平，与陕西汉、唐陵墓极相类似，以古代在此地活动的民族来观察，认为这些土冢也许是乌孙或突厥族贵族陵墓。当然，确实的判断，仍有待于将来的发掘。
同时尚有二处疑非古冢，一在布拉克巴什，属昭苏阿赫苏乡，有土冢三个，亦作梯形，量其一，周约175米，高约2米，顶未量，四周下铺鹅卵石，散布在草原上。据引导人云，这土冢曾掘开一个，出现许多烧砖。我们曾查勘了一已掘土冢，全为沙土堆集，坑中有木架梁及苇草搭，疑是后来羊户所做，以避风雨者，冢中不见任何遗物。一在昭苏阿克牙嘴沟口外往北约5.4公里草原上，有一土冢，周约80米。在土冢前面约20步左右，两旁有土堆，内有红烧砖平铺地，一砖作弧形，一砖上溜黄色流汁，显系被火烧过者。
以上二者，前者我认为是沙阜，外表不铺石，堆集又不规则，疑为后来风沙所组成；后者我认为是古建筑遗存。又据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同志谈：在阿克牙嘴沟口内有红烧砖及三角砖累砌的遗迹，我疑也是建筑残迹。沟口内之三角形烧砖，沟口外弧形砖，或均是建筑圆形物或半圆形物所用，但是否与古冢有关，及其真确时代均有待于将来的发掘。但我们根据弧形砖及三角砖与城固张骞墓厚薄砖比较，两者疑系同一用途，而为纪元前后遗物。
（四）石雕像
我们在伊犁共觅出石雕像四处，其中在昭苏有二处是石雕人像；在霍城有二处，一是人像，一是动物像，大都是在原石上用极简单线条刻划而成。兹分举于下。
1.科达和尔石雕像
在阿赫苏四区区政府向下台公路上，距区政府7.4公里，在一个山沟口上，地名科达和尔，为蒙族牧地。在丛草中有石雕人像二，面向东，南北行列，相距约500米左右，一直立着，一稍歪，俱用一长方条石在石上端刻划人像头部。在北的石雕像高130、宽30厘米，上雕刻人像头部，眼耳口鼻俱甚明晰，无须，唇厚，口方，据说为女像。在南的石雕像高38、宽36、厚25厘米，上刻划人像头部，面目甚清楚，有八字唇须，口作合字形，据说为男像。以上两像，均在大路左畔，面向东。据说由此进沟，过冰大坂可达南疆阿克苏、拜城等地。
2.阿克牙嘴石雕人像
此地名斯木塔石，属阿赫苏四区，距四区区政府26.6公里，北距昭苏县城60.8公里，石雕像在阿克牙嘴沟口，南北行列，直立草地上。在北的石雕像利用长方石条浮雕全身人像，高140、宽47厘米。原头身断为二，我们摄影时结合起来。头高56、厚34、鼻长23厘米，横眉，三角眼，长鼻，合字口，唇须作八字形。身衣缘领开颈小袖衣，右手抚刀，刀鞘脱落在地，左手曲置胸前，手执一杯形物，雕刻颇细。由此像往南约700米左右为在南的石雕像，高110、宽28、厚26厘米，仅用线条刻划头部，高44、宽26厘米，面目尚可见，身部被剥蚀无法知其全像。时大雨不止，未及摄影，殊为可惜。后李遇春同志在沟口内拾一石雕人像，一手执刀，一手执物，与我在口外所见者同，唯我所见石像面作长形，彼处石像头作宽面为异耳。关于此类石刻，除伊犁区我们所见者外，在伊斯色库尔沿岸也有类此石刻。据《西域水道记》云：“扣肯巴克水东近淖尔岸，有城堡遗址，石翁仲一，偃仆草中，著巾佩剑，右手抚剑，左手当胸，若捧物状。石已残泐，莫知年祀。”又云：“西行四十里乃海北岸。其处翁仲无虑数十，嘉庆十七年索伦营领队福勒洪阿行边至此，作诗……盖古勃律君长葬地，或有陪葬如唐昭陵制欤？”（《水道记》卷五，第8页）后者虽未言翁仲形貌，但既称翁仲，必与前同。由于着巾佩剑左手捧物姿态，完全与阿克牙嘴沟口相同。由此而知此类石刻之分布，除伊犁外并及依斯色库尔一带也。又此类石像又见于蒙古及阿勒泰等地，其全身人像与伊犁石像大致相同，是此类石像分布至为广泛，而为古代游牧民族在墓前所常用之标志也。
其次关于年代问题，因为石像本身没有题记表示它的真确年代，今仅就它的形貌佩带及雕刻作风作相对的推论。此类石像不仅见于新疆境内，在西伯利亚、阿尔泰、蒙古均有类此石雕像的发现。据苏联学者叶甫琴赫娃研究阿尔泰山区石雕像结果，肯定它们的年代是在7——10世纪，并指出是出自阿尔泰的鄂尔浑突厥人（Л.波塔波夫《南阿尔泰人族源概述》，《民族史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我们又看到了他所发表的石雕像图片（《苏联考古学资料和研究》第24号72——120）与伊犁所出石雕像大致相同。他们根据发掘品并参合中国史书《突厥传》作了推论。但所引文字与原文稍有出入。《隋书·突厥传》云：“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但波塔波夫引作《唐书》，查新、旧《唐书》均无此文；又作“富人葬仪，在死者墓前立死者形仪”，与原书“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意义完全两样。不过可能“屋”是一个错字，按汉语法“屋”不能言立，且当时游牧民族尚住毡帐，由于上文“停尸帐中”可证，此处言屋显然是史书作者不知实际情形妄改。但原来是一个什么字呢？波塔波夫在他的《南阿尔泰人族源概述》一文里引鲁布洛克的话说：“钦察将死去的人埋在地下，上面堆成一个大土堆，对着坟堆修起一个木像，面向东，手里拿着碗。”他接着说：“上述7至8世纪阿尔泰突厥人之石雕像，就是阿尔泰钦察人在8世纪仿照画像做的。”（《民族史译文集》，第100页）又据新疆文物调查组1953年材料：“在昭苏叶森培孜儿草原上发现许多用卵石排成的方阵，石人就在方阵的东边，面向东，无题记，在石人后边还有用卵石堆起的石堆，形如墓丘。在叶森培孜儿东8公里也有类似石人和墓葬。”我们根据上述材料推测，可能最初在死者墓前是用木雕像，8世纪才改为石雕像。《隋书》作于唐初，书中叙述的突厥是6世纪后半期和7世纪初期的历史，可能还是用木料图画死者形仪，因此《隋书》“屋”字应是“木”字之误。而伊犁这些石雕像手中所持杯及其形仪完全同于阿尔泰石像，可能也是7至10世纪遗物。同时突厥民族在8世纪前后分布在伊犁及依斯色库尔湖一带，伊犁为其政治中心之一。因而留其残迹，极为可能。故我们判断这些石像是8世纪前后突厥民族所遗留，不能谓为不真确。
（五）霍城
1.霍城石翁仲
此石现存霍城县署。据说石像原在小玛札东北昆带山大石头正北，地名库鲁斯，后农民搬移至小玛札，后又由小玛札移置县署。原有二石，此石是女像；另有一男像，送乌鲁木齐博物馆保存。石高85厘米，宽40厘米，厚30厘米，两手合捧一物置脐下，两乳突出，面部眉眼鼻口颇清晰，无须，据说是女像。从石刻作风来说，与内地墓前普通石翁仲相同。面圆眉目口鼻均表示为东方人形貌。因此，它的时期较苏昭石像为晚，相当于宋、元之间产物。据说在附近还有土墩及蒙古人兵营遗迹，如然，则此石像或相当于元代也。但两乳突出，不具盔甲，仍保持着西域本土风格，时代或许要早。
2.昆带山岩石刻画
昆带山距霍城县17.5公里，石在半山腰，地名塔木达什，俗称大石头。在一岩石上凿成似字非字，似画非画形象，例如等等，形同牛、山羊、马之类，必为游牧民族所刻绘原始图画，象征他们的牧群。西北考查组在特克斯东约16公里处唐木洛克塔石亦发现岩石上刻画，有山羊、鹿、狼等物，同时，尚刻有蒙古文字，可能是蒙古时代所刻。但此类岩石刻画，新疆境内如昆仑山中及天山山中亦有之，不必均有题识。如是唐木洛克岩石所刻蒙古文或系以后所刻，与原刻画非同一时期所为。总之，我们关于此类材料很少，将来俟有更多的发现再作较详评定。
（原载《考古》1960年第2期，篇名《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
1957——1958年新疆考古调查简记
这一次的新疆考古队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到新疆后承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派了六位干部参加工作（有五位是少数民族），于1957年9月开始至1958年8月止，共调查了5个专区、2个自治州、24个县、2个市。调查了古城、遗址及寺庙约127处（内包括古城58座），并在焉耆、库车作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为丰富。现将工作概况分区说明于下。
一、焉耆专区的调查与发掘
焉耆专区现改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包括和硕及和靖、焉耆自治县。四面皆山，北、西为天山，南、东为库鲁克山；中为博斯腾湖；西、北两面隆起大平原，海都河流贯其间。古代的危须、尉犁、焉耆三国分布在海都河沿岸及博斯腾湖的西北边。其初都是小国，到魏、晋以后，危须、尉犁并于焉耆，而焉耆始为大国，东与高昌接，西与龟兹接，南与鄯善接，北界天山，而与匈奴、乌孙为邻。
（一）调查
我们到达焉耆后，共调查了古城11座，土墩、寺庙、古坟等9处。古城及遗址，大都在开都河两岸及博斯腾湖西北部平原上，举其重要者如下：
1.曲惠旧城
此地属和硕县曲惠乡，西去焉耆58公里。城墙还存，周约427米，高3——5米不等，宽约9.5米；夯土筑。城中现已种地，看不出任何建筑痕迹，间有粗厚红陶片散布。据老乡说：此城曾出有“大泉五十”、“开元通宝”等铜钱及磨石等。
2.萨尔墩旧城
城在六十户西北2公里，属一区一乡，六十户距焉耆14公里。城的面积很大，据当地人说有四百亩。内外两重，内城周约388.5米，外城未测，内城中原有夯土筑的高大建筑物，已残破不堪。在有些遗址中有许多圆形坑穴，直径大小不一，小者约1米左右。坑穴内均是粮食，有的已腐朽，变成土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黄米、高粱等农作物。据说，城中还出现有石磨盘、磨刀石等，当地人说是粮仓，为古时存储粮食之地，同时城中散布有粗厚红陶片。
以上二城一在开都河的北面，一在开都河的东面，及博斯腾湖的北面，根据《水经注》所述敦薨水入海的形势，可能是古代焉耆、危须二国地。
3.四十里城子旧城
四十里城子属焉耆自治县第四区，在开都河南岸，距焉耆18公里。有小巴杂，在巴杂附近有三个旧城，一在巴杂东约3公里，现蒙古人称为喀拉马克沁（义谓蒙古城），城墙为夯土筑，断断续续尚有存在，高约1.5——2米，宽约2——3米不等，周约2856米。城中建筑已无存，中间变成淖泥洼地，靠西南一隅地形稍高，但看不出建筑痕迹。城中散布有红陶片及灰陶片。据说，此城常出铁锅、铜钱、金饰、手镯等，但均已散失。我在1928年过此时，曾在城中拾一半边“开元”钱，可以证明此城在唐时还在活动。在此城东南半公里多地有一小城，四周仅存墙基，中间有一土堆，大概是倾圮了的建筑物，陶片散布颇多，与大城相同。在大城西北约半公里另有一古城，为此次新发现的一个大城。分内外两重，外城城墙无存，现仅有墙基，周约2332.4米。内城周约445.2米，东边有一长形土台，长约94.5米，宽15米，夯土筑成。城中间又有方形土台，南北30.1米，东西23.8米，或是当时城中建筑，但建筑痕迹现已无存。四周都是低地，常有积水，城中不见遗物，间有红陶片亦不多，因此这城的年代无法推定。但此城与喀拉玛克沁旧城相连，大小亦相若，两城必有关系，或同时所筑，或先后相承，但必同属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区。由于我们在哈满沟中塔石店及南3公里的西岸曾发现古铁门关的遗址，距喀拉玛克沁旧城约23公里，与贾耽《道里记》所述“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之语暗合。因此我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补注中曾推论焉耆在魏、晋以后迁都于此，为焉耆新都，不是汉之员渠城。我现仍保持此说。
4.锡科沁旧城
旧城有二，一在锡科沁北约2.5公里，名唐王城，我们作了发掘工作。一在锡科沁南1公里；城有内外两重，内城周约56米，外城周约716.1米，城墙已圮，现仅存墙基，城中青草丛生，不见任何遗物。但这些旧城均在紫泥泉子西北约10公里左右，在紫泥泉子以北以东，阿什土拉以南，地势低洼，沙包棋布，本地人称为土子诺克，译为盐池，疑即《水经注》之西海。《水经注》有：“西海过尉犁国，国治尉犁城”之语，推论锡科沁一带原为尉犁国地，焉耆并有尉犁后，尉犁改为焉耆之一县，唐王城疑即焉耆之尉犁县也。
历来学者对于焉耆、尉犁、危须三国的位置模糊不清，焉耆都城何在，亦无定说。今据实地查勘有关系的几个旧城，配合文献，作一说明，以供参考。其他尚有北哈拉木登之阿拉致格旧城，南哈拉木登之阿拉尔旧城及克列木托罗盖旧城均为此次觅出，不及一一俱举。
（二）发掘
我们在焉耆发掘有二处，一为明屋，二为唐王城，兹将两地工作分述于下：
1.明屋
在焉耆县西南30公里，四十里城子西南12公里，在霍拉山东麓有一道东西行沙梁，山上山下废寺排列成行。我在1928年6月间路过此地曾在此处工作十天，发现泥塑像及木件等遗物。此次重来，根据杨州长的意见，在明屋发掘。分沟北、沟南两处清理。
（1）沟南
是在一大殿的后侧和右侧，依墙壁的积土很厚，高约3——4米，先清理后侧积土，因为土层经过后人扰乱，工作了两天，无重要遗物发现，乃停止后侧工作。转在大庙右侧靠墙清理积土，随时均有小型佛头、佛身和佛饰件等出土。又靠墙开了3米宽的一个深沟，深及地面约3米，发现骨灰罐2个，同时也发现些佛头和佛身的饰件，总计在右侧出现佛头约80余件，佛饰若干。
（2）沟北
在大庙右侧工作完成后，乃移掘沟北，发掘A、B、C三个地点。A地是一个小庙，墙壁尚存，房中积土颇厚。乃沿墙壁开了一个探沟，长3.4、宽1.25米，在深30厘米处发现一些木框，或系墙壁上的窗子。乃继续在东墙发掘，发现一土台，台的附近有倒塌的泥塑残片。在台的北头空隙中，发现墨书木版二枚，上书古维文，还有木雕残件。焉耆发现古维文还是第一次，可以证明在回鹘人入新疆，到达焉耆后，佛教仍是兴盛的。B地在A地右侧，积土厚约2.5米，发现佛头一个，未经火烧。继续往下挖，出现泥塑像及模型等，又掘到1.5米时，发现一佛龛，壁画颜色甚鲜，同时又发现一较大菩萨头，面带彩画，颜色如新。C地在A地后面，B地左面，清理积土深至1米，出现铺地砖，有一砖上墨画一人像颇简陋，有些白灰质泥塑残片。又发现一陶罐，高50厘米，其中满盛泥塑残块，间有贴金者，想系以后重修庙宇时，收拾前残塑像于罐中窖藏在地下的。
总计这次发现，沟南的佛头80余件及佛身、佛饰、木件等；沟北的有壁画七八块，墨写古维文木简2件、大型佛头3件（内有带彩佛头1件）、模型4件、陶罐2件及残木件等。
我们通过这次发现遗物，证明明屋佛教艺术有两个时期；沟南较早，例如沟南所发现之佛头及佛身，犍陀罗风格较浓厚，细眉高鼻，面庞圆好，时代约在6世纪至7世纪之间。沟北出现的也有佛头壁画模型等，但同时出现有墨写古维文木简及彩绘佛头，时代可能要晚些。古维文在新疆通行是在9世纪后半期；回鹘在9世纪中叶，自北庭到吐鲁番，并信仰佛教，通用维文，势力向西方扩展，焉耆及龟兹，同受其影响，古维文木简就是在这时遗留下来的，故沟北的遗物年代约在8世纪至9世纪。再以作风来说，沟北的面带彩画，两颊及额彩绘纹饰，眉用墨笔勾勒，作柳叶形，两目点珠，面庞方正，完全表现了东方艺术的特征，与沟南所出的佛头来比，不特时代有先后，而来源也不同。因此，我们相信焉耆佛教艺术，早期是接近西方艺术，而后期的则又受了东方艺术的感染，彼此交流融化，丰富了焉耆的民族艺术。
2.唐王城
位于锡科沁西北约2.5公里，城作方形，墙为夯土所筑，断断续续间有存者，高约5米，周约450米。在发掘中清理出房屋基址及粮仓等遗迹。出土物有铁斧、铁铧及陶器、陶纺轮等件，时代可能相当于唐（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37页《新疆考古三个月》）。最特别的是与陶器同地层出土的，发现有谷物如小麦、谷子、高粱、胡麻等和一些极细的面粉。谷物有的还很完整，这对于研究焉耆农作物的发展，提供了很好资料。
二、库车的调查和发掘
我们在12月21日结束明屋工作后，一部分人仍留在焉耆发掘唐王城，我同另一部分同志前往库车、沙雅、新和作初步探查，共调查古城和遗址16处，内有古城4座。又西行到喀什、和田，发现古城5座，遗址5处。例如喀什的霍纳古城，和田的麦里格洼提古城，都是较有意义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代喀什和于阗的历史是有帮助的。详情我已写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附注中，兹不再述。现仅将在库车一带工作作一说明。
库车为古龟兹国地，它在西域诸国中是一个大国。据《大唐西域记》所述，“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东起库尔勒以西，接焉耆，西抵巴楚，南隔一大沙漠与于田相对，居于东西交通之中心。汉、唐都护府均设在龟兹境内，在政治与文化方面二千年来内地即与龟兹建立了密切关系。因此探寻古代龟兹国的政治和文化遗迹，成了我们这次中心工作。1957年11月间，我们发掘、调查两组先后到达库车，直到1958年4月底离开库车返乌鲁木齐，四个月的时间，均集中在库车工作。以发掘为主，兼作些调查，兹将主要工作简述于下。
（一）苏巴什古城的发掘
这个古城在库车县西北偏东23公里，确尔克山南麓、伊苏巴什河（即铜厂河）出山口处，当时建筑遗址分布于河的两岸，尤其是河东、河西的几座高塔，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工作集中在河西岸小城中，发掘出土物颇丰富，有铜器、铁器、陶器、木器、壁画、泥塑等，单铜钱就有500多个，又发现写古民族文字的木简2枚（《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38页图3、4、5）及残纸等，有一纸墨书“一十人于田兵”七字，颇为珍贵，此纸或系写在唐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记录从于田调来士兵的数目（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37页《新疆考古三个月》）。
（二）龟兹古城的调查
在1958年3月初我队在库车休息过冬期间，当地农民取土肥田，偶尔在麻札普坦城墙脚下发现了陶器和人骨架。我们跟着多次调查，又发现东、北墙同南墙；西墙未觅着。它的规模很大，倘西墙与南墙等长，周围当有7公里左右。在城的西部有一条干河，名乌恰河，从苏巴什大龙口分出依西一枝水，向南偏西流，直贯古城中间。苏巴什河即《水经注》之龟兹东川水，乌恰河即东川水枝水。《水经注》云：“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故延城矣。”（《水经注·河水篇》）又《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都延城，因此根据现在河流的情形配合文献初步推定，这个古城即古代龟兹国的延城。《水经注》称故延城，是此城在北魏时已荒废了。根据北墙和东墙建筑方式有先后补修的痕迹，则此城在北魏时已荒废，可能在唐时又恢复了。
在这个旧城内，有不少土墩及遗址。举其较大者，例如靠近北城墙的南海墩，在乌恰河的西岸，高9.4、周150米，南、东两面尚可见夯土所筑的建筑痕迹。又如在乌恰河与库车河中间的萨克萨克土拉，原来很高大，现被盖上楼房（即本队所住处）。据说此处曾发现石础、石臼、陶器等。又如皮郎土拉在乌恰河东，靠近古城东城墙的南端，南城墙东端的城隅，夯土筑的高台，高约1.5米，周约120米，顶平，有建筑痕迹，出现有绳纹灰砖，可能是一个残塔。其次如乌库土拉、毕占土拉，由于农民取土，现已灭迹。哈拉墩也是其中若干土墩之一，为我们工作区，留在下面讲。此外在南海墩附近一个土台上，据说曾发现些金器，又挨近北城墙土城里，还出现三方石础。据说原来是庙宇，在附近还可以看出三间房屋痕迹，白灰抹面的残墙，尚可辨识。在城内农民住宅里或果园中不断出现陶器和小铜钱、铁锅等。此外还有很深的灰坑，则到处可见。至于城外附近建筑和遗址，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都说明这个旧城昔日是很繁荣的。它的历史也是很悠久的。我们判断它是古代龟兹国的一个重要城市想不会错误吧。
（三）哈拉墩的发掘
哈拉墩是龟兹古城中若干土墩之一。在库车县东约3公里。在龟兹古城的中间，乌恰河东岸乌库公路北面约240米，北临百材艾力克村，是一个残破不完整的土墩。南北长约25米，东西宽约15米，高出地面3.2米。我们曾在中间开了一个探沟，未发现任何遗物。在墩子的南、北、西三面，农民取土发现4个大灰坑，从断面来看灰土堆积相当的厚，层次也很分明，在附近散布各种各样的陶片和兽骨，在墩北以西一灰坑中，还有3个陶缸半露于外。经过发掘后，发现陶缸33个及遗物许多。兹将遗迹和遗物分述于下：
1.遗迹
主要的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33个大陶缸，今分为三组叙述。
（1）A组
7个陶缸，稍完整者5个，分布在3个探方中，编号为A、B、F、E、D，约占12平方米，面积彼此相距40——80厘米，距耕地面积约50——85厘米，均为夹砂粗红陶，面涂青色陶衣，面不光平。A缸颇完整，口部呈椭圆形，底呈尖状向外突出，身高90厘米，壁厚15厘米，外表有耳形柄4个。B缸形如仰盂现已破碎。F、E、D三缸均在T6发现。F缸口径1.26米，底径约30厘米，高约85厘米，质色同于A、B缸，惟F缸具有40只耳朵为特异。E、D大体同于F缸，惟不具多耳为异。以上五缸质色大抵相同，每缸都有40——60厘米厚的浮沙包围着，不过缸的造型微有差别。但以距地表高度相差不远，都在1.2——1.3米左右同一地层（即均在第二灰土层上面），质色又相同，可能是同一时代所埋藏。至缸中原盛何物，根据缸中积土及破损的情形，知此地经过长时间的荒废和堆积，由于缸中积土有石子及草根树根渗杂与缸外土层相同，故缸中原盛何物，现已无法知晓了。
（2）B组
这组缸共18个，分布在T10、T11、T12中，排列颇整齐，若南北数，则为3排，每排6个，若东西数，每排3个则为6排，约占面积为48平方米。缸与缸之间的距离以肩距计算，20——80厘米不等，每缸外面均有10厘米厚的胶泥保护着。每缸大小相等，细红泥质，外涂淡青色陶衣，平底卷口，外面光平，口部多有残缺。今就K6、K7完整缸来计，口径50、底径45、高150、胎厚20厘米。其它各缸底径、胎厚、质色均同，唯口径有20——75厘米不等。口部距耕土面约40——50厘米，缸底距耕地面约3米左右。这些缸均埋葬在第一层黄褐色土层中，土质硬且粘，厚约1.9米，所以我疑埋缸也是黄土层人所为。再下为灰土层，因缸未取出，故未施工，可能与其旁探方灰土层相同。缸中出土物经稍掏了一下，缸满盛灰土，包含铁块、铜片、青灰方砖、筒瓦等，缸中出一陶片上墨书汉文“章”（？）字，缸底出现一五铢钱，同时也有残砖块、筒瓦等，并有少数骨器。由于缸中有方砖、筒瓦，可能是房屋倒塌倾入缸中者，有一方砖背面还带柴灰木炭及黄土泥，可为后人倾入缸中之证。至缸中原盛何物，须俟化验积土后，方可得出结论。在缸群左侧距地表约70厘米处，出现南北排灰砖5块累叠两层，在砖下距地表2米左右出现石础两方，南北排列，相距1.3米，右侧也有同样的石础与东侧石础成平行，相隔约4.3米。这些遗迹均在黄土层内，可能是埋缸以后，同时有一种建筑来保护它。但石础不全，只有3块，且残破成半，石的正面向下，是又经过后人扰乱，非复当时建筑的原样了。
（3）C组
这组陶缸共8个。分布在T14内，在距地表20厘米黄土层下发现10——13厘米夯土，这8个缸就是埋在这夯土层下。缸的上部距地表20——25厘米左右，缸的质色与B组相同。口部多残破，径约90——100厘米，底径均为45厘米，高约90——120厘米。在缸组的周围，距耕地面约1.8米又发现若干柱洞，口径约10厘米，深约40——50厘米，朽木灰尚存，在竖木柱之间有的还有横卧的朽木，这些柱洞可能是当时缸周围的建筑。在缸内掏出填土深宽约50厘米时，出现大量的兽骨及陶片，无其它遗物，缸中原盛何物，仍是一个谜。有一部分人推测B组缸可能是当时盛酒用的酒库。但从其有秩序的同时埋藏同样的许多大缸，必是一种有意义的用途，不过现无法知道。至于何时埋藏，由于缸中所堆积的东西，例如B组缸中所出的方砖、筒瓦等时间不会很早，根据我们在B组两缸之间深1.5米处，发现了“开元通宝”铜钱，又在深0.5米处发现一“大历元宝”，同时还有筒瓦及印纹陶片与缸中所出现的相同，又在深1米处发现“中”字钱及“建中通宝”，或深或浅，都是在埋缸的黄土层中发现。虽然出现五铢钱，但背无内郭，疑是梁武帝时女钱，为后人抛入的。C组八缸情形也是如此。至于A组七缸由于与上二组群缸的质色形制都有显著的不同，决不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在缸中及周围所出现的是残断石器、骨器及彩陶片和粗砂红陶片等，因此我认为A组群缸的埋藏当在B、C两组缸之前，即在唐前。但真确年代，仍有待于将来进一步之研究。
2.遗物
我们在哈拉墩工作，除T10、T11、T14及T13因要保存缸的原有位置，不便取出施工，缸底下灰土层中的包含物无从得知外，但我们在缸群的周围，开了8个探方，均挖到底。T2、T6、T8出土的7个缸，除缸F留一缸座外，余均同全部坑穴同时揭露了。他们的出土物连同墩西T5、T3所出，共编了千余号，遗物种类约为石器、骨器、陶片及铜钱、铜片、铁片、象牙等器，而以石器、骨器、彩陶片为较多，今分别说明于下。
（1）石器
以石镰刀为较多，大部分是断残的，有完整的，一部分均作扁豆形，中宽、背稍厚略曲，长17、中高6厘米不等，刃口有的磨制很锋利，有的略加打制，无特置柄部，背也不钻孔，当时或系作为裁割之用。除石镰刀外，还有磨石、石捶、石杵、石钻、石纺轮等，还有装饰品，例如耳坠、耳环等，有一耳坠系取一直径32厘米、宽20厘米椭圆形天然石子作成，在石的上端凿一径0.4厘米的孔为穿线之用，还有中间凿0.3厘米之槽为系线之用。这些都是小型的器物，大型石锛、石斧，尚未发现。
（2）骨器
骨器中有骨锥、骨针、骨簪、骨箭头、骨玩具、骨装饰品等，以骨锥为最多数。骨锥系取家禽胫骨破成一部分，一端磨尖，长短不一，有长9、宽0.15厘米的，有的长2、宽0.9、厚0.1厘米。骨针大部分取鱼鳍骨来作头磨尖，但不钻孔，有的骨镞作扁叶形，两端锋利，长0.28、宽0.7、厚0.6厘米。有作三棱形，长0.22、宽0.18、厚0.8厘米。有些玩具，取动物距骨两面磨平，有的上刻枞树叶纹饰，现新疆本地人仍用作玩具称为“毕洗”。其他骨器有作筒状的，中空，疑作手把之用；有作柱状的，一端磨制很光，表现是长期使用的痕迹；有作管状的，我疑是刻划陶器上环圈花纹的工具；有的或是乐器上用的；此外还有些骨料，未成器，有火烧过的焦骨，及人脑骨。
（3）陶片
我们此次在哈拉墩所得，除T3中一圆底陶罐外，大部分都是陶片，可分为三种：
一种彩陶片，数量最多，大概都是与骨器、石器同出。有的是器口部分，有的是器壁，但其共同点都是在粗砂红陶上涂一层白粉面，用紫色笔涂画简单纹饰或作三角纹，有作平行条纹，很少涡纹或方格纹。与仰韶彩陶不同，可能是另一系统。新疆有彩陶的地方除哈拉墩外，如焉耆的阿希土拉、白土墩子，哈密的焉不拉村，新和的于什格提，拜城的赛里木旧城，伊犁的阿脱洛克旧城，皆出现彩陶而形制花纹大致相同。这对于我们研究新疆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一种粗红陶片中含砂子，面涂一层朱红陶衣，或面隆起旋纹，或三角纹，或刻环圈纹，如用管状骨器刻划陶器上环圈大小适合，故我疑管状骨器为制陶的用具即由于此。与此同出的也有骨器、石器等。另有一种细泥红陶片，厚约1厘米，皆是轮制，上刻以点纹为中心纹饰，或以三角纹与环纹合组纹饰，或作水纹波，或为素面红陶，最特别在T1中出现一块细泥红陶片，在口沿部分墨写不同型的两种民族古文字，内一种是古维文。与此同出的有铜片、铜钱等。其他尚有筒瓦、板瓦、残砖块等，很少有石器、骨器同出。
如上所述遗物，根据它的形制花纹，为不同的两时期的人们所遗留。再就土层的关系来说，也可以说明这些遗物有早晚的分别。我根据各个探方记录，石器、骨器和彩陶、粗红陶等，大概均在第二或第三地层中出土，厚达2——3米左右；又在生土面还出现灰坑及柱洞，如T5、T6、T12、T7的生土面皆有大小不同的灰坑或柱洞，时代当较早。至于细红陶、筒瓦、方砖及铜钱等，大部分在第一层出土，距耕地面大约在1——1.5米左右，时代当较晚。至晚到甚么时候，我们根据第一层中出土的唐钱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有民族古文字的陶片，它的时代相当于唐，也就是在8世纪前后。至于石器、骨器、彩陶，它的时代问题，我们尚未获得足够的证据，很难判断其确实的年代。但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我于1928年在吐鲁番雅尔湖曾觅得一彩陶罐及彩陶片，在《高昌陶集》中，根据沟北出土的圆地红陶，面带朱红陶衣，曾推论它的时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此处虽未获得完整陶器，整个陶器形体无由获知。但就陶器残破的底部仍作圆形，口部稍削，均与吐鲁番所出同。粗红陶朱红陶衣亦与雅尔湖相同。因此它们时代可能与雅尔湖沟北期约略相当，可能也是纪元前3至1世纪的遗物。确切年代仍有待于将来之发现。
（原载《考古》1959年第2期，篇名《新疆考古的发现》）
图二 塔里木盆地考察路线图（哈拉柯尔） 2.博者克拉格沟口刻石
我等在可可沙考察完后，11月23日出发，向西偏北行，绕道哈拉柯尔，转西偏南行，24日至克衣巴杂，属于拜城山中之一市镇。余等抵此镇后，即拟前往访问为我国学者所艳称之乌累碑，洵知碑在博者克拉格沟口，距巴杂约30公里。12月25日上午9时，由克衣巴杂向西北出发，经行戈壁转入博者克拉格河滩，沿河北偏西行，下午1时至榆切大坂，住一维民大拐提马木家。渠曾看守石碑数十年，据说此碑在沟内刻于一岩石上。次日携带拓字器具，由住处前往，向北行，渡博者克拉格河，入戈壁，小山阜起伏不绝，约10公里抵博者克拉格沟口，刻石即在沟西一岩石上。刻字处距地面尺许，随岩石之隆洼曲折凿刻。有二处：南为诵文，有字处，宽约40厘米，长约48.3厘米。字为汉隶体，极工，每字约11平方厘米。共八行，每行约十三字至十五字不等，惜字多剥蚀，不尽可辨。以北为作诵辞人题名，与诵文相距约1米余。长约18、宽约16厘米；隶体，每字约3.7厘米见方。共三行，每行四或三字不等。题名云：“京兆长□|淳于伯□|作此诵。”按淳于伯□（隗）为作诵文之人，京兆当为地名，而王树蒧《新疆访古录》释为“乌累”二字，实与事实不符。诵文第一行作“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七月二十九日发家”；第六行为“□□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第七行为“□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按永寿为汉桓帝年号。永寿只三年，四年改为延熹（公元158年），而西域不知也。刘平国当为治关城之人。此碑宜正名为“刘平国治关城诵”，后人以为有“乌累”二字，遂以“乌累碑”呼之。并疑为汉都护治所之乌垒国在此建关，实则因此关之东有以石累砌之营垒，因其色黑，故名乌垒，皆为刘平国同时所作，与乌垒国非一事也。此碑原文，在遗物说明内另有考证，此不具述。关设在沟口，两旁岩石耸立若双阙。在沟东半山岩石上，凿有两孔，下堆积有许多碎石块，必为当时凿孔遗渣。疑当时建关塞在岩石上，凿孔以置木闩或栅栏，日开夜闭，以稽行人。诵文第四行云：“八月一日始断岩作孔……”正说明此事。又西岩下有石巢一道，上有石孔一，口径圆周约1.5、深约1.2米，下距刻字处约1.5米许。传说为近代所凿，但必渊源于古。此地为古龟兹国东境，建关处，即在博者克拉格沟口。据说循此沟北行六站，可至伊犁。即古乌孙国地。汉使至乌孙必通过龟兹，故《汉书·西域传》有龟兹截留乌孙公主之事。则此地为当时南北通往要津，故在此设关，以稽查行人，亦意中事也。其次说到城堡。在诵文中第七、八行，有“此东、乌垒，关城皆将军所作也”之句，是刘平国建关时，同时尚建城与垒，但此地山石崎岖，非建城之地，亦无城垣遗址，是建城必另为一地。据本地人说，距此地东南约30公里之克衣巴杂附近，有古城古墩遗迹。乃于11月27日，由榆切大坂住处南行，沿途并发现石垒和土墩三处：一在额克尔大坂沙梁上，有破石垒，圆形，旁有土墩，为石累砌而成，是在沟东。复渡河南行，至明布拉克庄，在东南里许，又有以石累砌之土墩，本地人呼为沙亦墩，亦即石墩之义。周约162米，墙已倾圮，地面满布黑色碎石块，略有红陶片。后转东南行，滨博者克拉格沟边沙梁上，地名阿占其，亦有一不完整之石垒，并有以石累砌之房屋基址，其形式与阿拉癸沟口之石垒相同，中无遗物，周约162米，与沙亦墩同，疑皆由城至关塞途中所设之守望站也。在克衣巴杂之西偏北里余有一古城，名黑太克尔（黑太义指汉人）。城墙已圮，只余东北基址，其余皆泯灭。城周约360米，城墙为土筑，城中隆洼不一，皆为古时房屋建筑之遗迹。城中满布红陶片，颇粗厚，且有压纹青陶片，以此证明此城时代当较早。又有磨石等遗物，证明此城古时必为垦殖区域。城东南隅有土墩一座，南亦有一土墩，与轮台、沙雅旧城形式相同，是此城与石垒及关城均旁博者克拉格沟，相距约30公里，因山地不便建城，故建关于沟口，而建城于此也。此地已属平滩，兼可种植，故在此建城，以便屯驻戍卒。如然，则诵文中之乌垒、关城，可得一明确之解释，即沟口为关，而此地为关城矣。
余等考察乌垒及关城完后，即向克孜尔首途。11月28日上午9时半发自榆切大坂住处，向东南行，渡博者克拉格水，至明布拉克庄，1点40分，抵明布拉额梗。此为泉水，出明布拉克山，山在明布拉克庄西北，为一小山，距刻字处约25公里，《新疆访古录》谓：“乌垒碑出明布拉山”，非是，刻字处在喀拉克山东麓也。“明布拉克”，千泉之义，沿河两岸泉眼棋布，据说尚不止千泉也。渡河即为额特尔塔格，横亘于明布拉庄与特特尔庄之间。山北为明布拉庄，山南为特特尔庄，冈峦起伏约25公里。2时，进额特尔山口，经行奇克里克额梗沟中南行，6时过可干，有旧时铜厂，转西南行，冈峦戈壁，奇石嶙立，出山口转西行，晚8时，抵特特尔村庄，住一维族家中。在特特尔村庄之北，距村里许，在额特尔塔格南麓，有佛洞十余。29日曾骑马往视。佛洞多在山腰，绵延约0.5公里。中有一洞颇大，壁画大尊佛像尚完好，其余大半为小洞，或已倾圮，或墙壁尚残存，或为沙土所掩。余等因急须赴克孜尔，故在此处未有工作。下午1时15分，发自特特尔庄，沿克孜尔河西南行，旋转南行，2时20分进克孜尔庄。庄户栉比，田亩相续。地为红土质，房屋墙壁皆用红土所筑，故呈红色，克孜尔亦即红色之义，盖为庄名所自出。博者克拉格水经行克孜尔庄东南，以经行之地名水，故名克孜尔河。水极清澈，并非红水，与喀什之克孜尔河以水色红，故名克孜尔河异。由村中转东南行，抵克孜尔河畔。河宽0.5公里许，水流颇激，底为顽石，河上架桥以渡行人。过桥转东南行，过克孜尔巴杂，转南偏东行，穿行明屋塔格，下山即克孜尔河与木扎提河汇流处。复沿河东行，8时20分抵维族梯米尔家中住焉。此地有居民四家，垦地种殖，惟梯米尔曾随莱柯克到吐鲁番工作，与汗木多利熟识，余住其家中，亦由汗木多利之介绍也。
六、克孜尔明屋之工作
克孜尔明屋（《新疆图志》称为赫色勒千佛洞）为新疆有名之佛教遗址，属拜城县。在克孜尔巴杂之南约10余公里，滨木扎提河北岸。有克孜尔河，经行克孜尔巴杂，南流至麻札和卓，与自西来之木扎提河汇流东逝，约10公里，经行于千佛洞之南，至亦狭克沟，转南流，穿行确尔克塔格山中，约20公里，出库木土拉山口为沙雅河，即渭干河也。在木扎提河北岸，有一低脊山脉，本地人称为明屋塔格，义谓千佛洞山。山自克孜尔巴杂北滨河东行，岩岸壁立，山峰耸峙，与确尔克塔格遥遥相对，木扎提河流贯其间，所有佛洞，均凿于河北岸之岩壁上，或在岩下，或在半山，洞窟栉比，自东至西，约200余所分布在苏格特沟东西两岩，形如古磬。沟西者西南东北行，沟东者东西行，中出平滩，有庄户数家，开垦种地，余之房东梯米尔亦住此处。
余于1928年11月30日来此调查。由梯米尔导引，大略巡视一遍。在沟东者，我分为三组，第一组在山后，二、三两组均在山前临河。自东至西，大约有60余洞。在沟西者，我分为两组；自西至东大约有80余洞。据我的不完全的记录，约共140余洞。因有许多已倾圮；或有过高无法前往探查者；以及尚未发现者，当不在少数。据本地人传说，有200洞，现新疆文化厅调查数目亦如此，则我之所遗漏者多矣。大部分佛洞除在后山子里克沟有佛洞十个外，余均分布在苏格特沟两岩岸，及西岩南头，我的工作亦多在此一带。先言沟西工作。在沟西岩壁，紧靠沟有佛洞十余，分上下两层，坐西向东，上层九窟，下层四窟。由下层有石阶作梯，可达上层。在上排九洞中，除第三洞已残，第一洞为圆顶方形洞外，余二、四、五、六均为大洞。中间有一壁龛，分前后室，此为龟兹佛洞普遍形式。但第五洞顶为平顶式，四周突出双线条，加绘彩色图案。墙壁凿有小型壁龛三排，每排三龛，每一龛中均有圆光及通身光痕迹，必是当时龛中有石雕佛像或泥塑佛像，但像已遗失，仅存空龛耳。在中间石壁龛四面均凿有佛龛各一，其形与壁龛同。第六洞亦为平顶，但上突出，石椽斜行，成三角状，较为特殊。前室墙壁，亦凿有小型壁龛，分上下两层，每层五龛，龛内圆光痕迹，皆与第五洞同。疑皆原有佛像，以后遗失耳。第七洞在大洞旁，有一甬道，侧通正洞，洞前壁凿一窗牖，亦有在墙壁角附凿一火炉，为当时生火取暖之用，与现在本地房屋建筑相同。此类洞室，大概均无壁画，或者为僧侣住持之所。现在此洞均为土半塞。12月8日嘱蓝福苟等着手清理，在上排一至四洞中，出现残纸及木版画之类，残纸多为民族古文字及汉文。在第一洞中，出一汉文文书残纸，上书“贞元七年西行牛二十一头”，按贞元为唐德宗年号（贞元七年系公元791年），是此地在8世纪末尚在活动。此纸疑为往来人员过此之签证。同地又发现一汉文文书云：“□□节度押牙特进太常卿”等字，节度上疑为“碛西”二字，节上按其笔画痕迹，亦类西字。按《资治通鉴》：“碛西节度使，为开元十二年三月起杜暹为安西副大都护，碛西节度使。为有碛西节度使之始。”押牙为碛西节度属官。是此纸为开元间所写。在另一佛洞中亦掘拾一残纸，上写“碛西行军押官”，必为同时所书。又在第二洞中，发现一木版，长23、宽11、厚0.6厘米，彩绘一佛立像，现仅存右边一部分佛的通身光圈及右手下垂尚可见，面部及身躯均已残失，在正反两面，均有民族古文字题识。又在第四洞中发现陶制模型及泥塑像之类。五、六、七洞均未出任何遗物。下层四洞除有两洞已残破外，有两洞均堆积浮沙，掘下30厘米许，即为干草、蒲苇与木柴，再下层为灶灰土，厚约30厘米左右，灰土甚坚结，并掺杂牛羊粪及草茎，形同茶砖，掘至底除牛羊粪外，无任何遗物出现。余初疑洞内牛粪为后人牧饲牛羊于洞中所致，但《大唐西域记》称述印度之俗云：“壁以石灰为饰，地涂牛粪为净”，或是当时原有此习俗。除此外，我们又在西岩滨河佛洞工作，我编为第五组。在岩之极西头南端，转角过一小沟，东北行，有佛洞数十。分上、中、下三层，下层三洞滨河已残破；中层三洞，我编为十八、十九、二十，均在半山腰，悬岩陡壁无路可达。我是由山上下行，经行陡岩，以手拊壁，足踏岩边徐徐移动。或系绳于腰，以一人曳之，余以手捉绳而足踏岩，徐下约120米之陡岩方达最高第一层洞窟处。再用前法而达到中层，即吾人所工作处。在十九、二十两洞中未掘出任何物。次掘第十八洞，系一僧侣所住之寮房。旁有甬道通正室，在正室后侧仍有一复室，从正室凿一甬道通之。洞中满积浮沙，厚约1米。在通复室甬道口，掘现民族古文字及汉文残纸与器物多件。有一汉文残纸上书：“碛行军押官杨思礼请取……阗镇军库讫被问依……”我在遗物说明中已考出碛上为“西”字，阗上为“于”字，盖碛西行军押官杨思礼到于阗镇军库押取军械之文书。我在遗物说明中曾推论为唐开元间与突骑施相攻战时所写。同时又发现板状木具数件，长60余厘米，中有长方孔，疑为纺织机残件。其他尚有衣饰残件，由于与残纸同出土，可能为8世纪遗物。又在最上层填以朱色，颇秀隽，疑为唐人手笔。在西壁有用木具或金属具所划之牧民走马图，满壁皆是。同时又刻有“惠灯坚行”、“法兴”等题识，与库木土拉C洞题识同名，必为一人同时所题。由此洞东行约数十步为三十六洞。系一大庙，高约40米，分六层，亦有前后殿。据说欧洲人在前殿中掘出写经残纸甚多，但我则无所获。在依东一洞即第三十六洞中（D），为圆顶方形，洞半塞土。吾人于12月9日在此洞中掘现一木马足，及汉文铜钱二枚，一为“大□元宝”，“大”下当为“历”字，“大历元宝”为唐代宗大历四年所铸（公元769年）。一枚字不明。10日仍继续发掘。又出现有民族古文字之木片二枚，破乱绸巾一卷。我们整理后，大多数是衣巾或围幔残片，由各色绸补缀而成。在此洞之东北约百余步，有四洞，上下排列，皆半塞土。先掘下层，未出何物，因下层地湿不易保存，乃掘上层两洞。以树作梯，攀绳而上，在第四洞中（E）掘出木简数枚，两面均书民族古文字，每简长短、宽窄不一。有一简版心有一圆孔，或为系绳之用。其形式与法人伯希和1907年在盐水沟佛洞中所掘出木简大致相同，彼简经法人烈维译出为商队出入关津之通行证（《龟兹语考》，《亚洲报》1913年9、10月刊，冯承钧译载《史地丛考》）。此简性质，可能与之相同。惜原物毁于兵燹，今仅将照片付印以供专家之研究。以上均属于沟西工作。至于沟东，我们所作不多，仅在二组十九洞，及另一洞中略采拾残块壁画，及在子里克沟第二洞中发现天宝十三载题记，可作审定此地时代之参考。我等在此地之收获，仅此而已。因时间所限，即离此他去。
七、往返拜城阿克苏途中之古址
我在克孜尔千佛洞考查完后，即按原订计划赴阿克苏转和田考查。12月16日，由千佛洞出发西行，至克孜尔土拉村庄。克孜尔河经行克孜尔巴杂南流，经克孜尔土拉至麻札和卓，入木扎提河。居民均居于克孜尔河滩中。河宽0.5公里，两岸岩壁甚高，中悉辟为田地，细水流灌其中，渡河而北，即为克孜尔土拉旧城。城滨河西岸，东墙已倾圮于河中，仅有西、南、北三面墙基，周约258米，盖亦龟兹小城也。由旧城西行，转西北行，至赛里木巴杂。赛里木为拜城一大镇市。在赛里木村边有土墩一座，高约3米。此处有小道，通裕勒都司巴克，现已无人行走。次日，即循库车至拜城大道，西经亮果尔腰店子，至拜城。途中经过若干土墩，皆近代之物，为里程碑标识，并非古代之守望台也。
拜城为一盆地，在库车之西北。南北有大山，东西为山岭，北为喀拉克塔格，东西行，与库车之额什克巴什山相接，皆自汗腾格里山分支，绵延于拜城北境，为县之屏蔽，与额什克巴什山以博者克拉格沟为分界线，以东属库车，以西属拜城。其南为确尔克塔格，由库车北之盐山口至阿克苏北之盐山口，即东西两大坂，亦即两托和拉旦，与喀拉克塔格相接，中间山势展开为一盆地，拜城县适居于盆地之中央。境内冈峦陂陀，戈壁漫延，但因有克孜尔河及木扎提河两大河流经其中，故民多沿河而居。又因气候早寒，土地瘠薄，故物产不如库车之丰盈也。由拜城赴阿克苏有二道：一为北道，至和约伙罗，与阿克苏至伊犁驿道相合；一为南道，由拜城至温巴什至察尔齐，或由黑米仔地至察尔齐。北道为余1930年返乌鲁木齐时所行之道。余此次去阿克苏，系走南道，即经察尔齐至阿克苏也（图三）。
12月20日正午，由拜城出发西行，过哈布萨浪河。河出北山特勒克山口南流，分为四水，均名哈布萨浪水，至东南可赖里，入木扎提河。过河转西南行，下午5时抵木扎提河。河出于木扎提山，即木素尔岭（译言冰岭），东南流至察尔齐，折东流。因察尔齐有铜厂，故又有铜厂河之名。河东流会哈布萨浪河后，东至麻札和卓与克孜尔河会。经千沸洞，东至吴宗土垓入确尔克塔格南流，约20公里至库木土拉。出山口为沙雅河，即渭干河，河宽0.5公里，深处过马腹，现有木桥以渡行人。渡河，沿河西行，渐有树木田舍，5时半至温巴什巴杂，附近有旧时铜厂，因天晚，不及往查，7时抵鄂衣斯堂西村庄中住。此村庄名吉克地里克，已逼近山边。在村庄西南约4公里有小沟，为吉克地里克沟。沟中有佛洞六七处，位于沟之两岸，均在山腰或山麓，但已倾圮，亦无壁画。依南一洞有壁画，亦已剥蚀。洞之形式与克孜尔佛洞相同，或属同一系统。沟中有土阜，横亘沟中，瓦砾甚多，或为古庙宇遗址。余等在此拾残铜件及小铜钱，与库车境内相同，是亦为古龟兹国之遗物。余在此视察完后，即返驻次。下午3时继续出发向西行，仍沿木扎提河行，后转入戈壁。7时30分至卡克其庄，过察尔齐河，9时半至察尔齐巴杂住。22日出发向西南行，经行戈壁，约5公里余入山口，此即喀拉克塔格与确尔克塔格两山相接处。进沟往西为滴水岩，为拜城有名铜矿区。居民三四家，铜厂在其北土阜上，依岩凿洞，形如石室，门向南者二处，向东者一处，疑为工人住室。在洞穴前面，堆积炭渣及尘土甚多，在土阜上有石灰残块及陶片，为旧时房屋遗址，本地名为穹康，义谓大铜厂。又有小铜厂在南山中，现均停闭。过滴水岩，向西南行入戈壁，20公里入沟，至托和拉旦。此为拜城县属之西托和拉旦，与库车所属之东托和拉旦，遥遥相对，形成拜城盆地之东西两缺口。23日由西托和拉旦西南行，经一大坂，《新疆图志》称为求里黑塔达坂，抵喀拉玉尔滚腰店子住。玉尔滚义谓红柳，即载记所称柽柳，为沙漠中特产，高不过1.7米，红茎绿叶，枝条茂密。此地由玉尔滚西至托木台为一湖滩，遍生红柳苇草，有红柳为黑色，特异他处，故称喀拉玉尔滚。《新疆图志·道路志》谓：“回语玉尔滚谓垂柳，柳荫深黑故名”，非其实也。12月24日，继续出发向西行，过一干河川，又连过二小河，即抵扎木台巴杂。扎木台为阿克苏一大镇，北通伊犁，东至拜城，均由此分途，故此地为交通要道。余等住扎木台西15公里之克子尔鄂依斯塘，距阿克苏45公里。12月25日，余等遂遵循大道至阿克苏。
以上是余于1928年去阿克苏路线。在1929年返乌鲁木齐时，亦经过此地。但当时系走北道，傍北山边行，现将回程附带叙述如下：我于1929年9月23日，由阿克苏出东行20公里至四十里栏干。往北约7.5公里，有一旧营垒，名喀拉克沁，周108米，有城墙一段，高2.6米，土筑。地面散布红陶片及铁块甚多，城东并有房屋遗址，城北红泥起伏，亦散布红陶片，尚有一瓦缸半掩土中。据说此城东约5公里沙碛中，亦有一古址，其名相同。传说北山口有一石城，又有白石，上刻字，我于24日雇一引导前去查看。由栏干旁之麻札出发，沿阿克该鄂斯塘北偏东行，经石戈壁，20公里至达郎山口，达郎河从山口流出，有若干小石堆散布河两岸。据说此处原为一石城，名喀拉马克沁，义谓“蒙古城”，后为敌人所毁，故已失其原形。余疑为古人驻兵之地，并非城。余等在达郎山口察看石堆后，入口北行，经石戈壁至阿克打什，确有白石高33米多，屹立戈壁上，类似房屋，检视并无刻字。然在此石堆附近，有古道遗迹，竖石为记，或即古时北通伊犁之支路也。9月26日，复由扎木台北行，转北偏东行，经石戈壁，约30公里进山口，即盐山口。出盐，方如枕块，坚硬如石。山上土石作红色，有阿瓦提对里雅河从山口流出，《新疆图志》称为阿尔巴特河。源出汗腾格里山，东南流至铁干可洛克庄，转南流出山口，转东南流，至喀拉玉尔滚灌地。进山口北约2.5公里，驻阿瓦提腰站。《新疆图志·道路志》称为阿尔巴特驿。此地为赴伊犁驿道，有客店一，但余等驻于一草滩中。传说在阿瓦提北约10余公里，地名那格拉哈那，为从前一蒙古王子所居，上有居住遗址。余曾前往勘查，那格拉哈那山在河西岸，孤峰耸峙，其形如柱，四面皆深沟不得上，亦无住人遗迹，或传言之妄也。乃转北偏西行，至铁干可洛克庄。28日，复由铁干可洛克出发，初向北行，次转北偏东行，又经一胡桐林，密布河沟之两岸。过此至麻札阿拉的，转东北行，入哈拉样大坂。从此上岭入一草原，村舍棋布，树林葱翠，约5公里，下草原转东行，至克子尔不拉克驿住。《新疆图志·道路志》称为黑不拉村。北10公里和约伙罗驿，一名可力峡，有卡伦（《新疆图志·道路志》三，一九）。我于29日前往勘查，卡伦设在山口，有旧城墙，称为可干旧城。城墙完整，南北开门跨沟中，内设驻卡兵士以稽行人，凡往来于伊犁者必须经过此地，疑此为清光绪初年所建，为由阿克苏至伊犁通过冰达坂必由之道。现我等系至拜城，故转沿木扎提河东行，至鄂斯堂不一，有克尔克仔人在此牧羊，由渠指引渡河至哈拉巴克。滨河有一古城，周330米，地名柯尔塘。旧城名喀拉玛克沁，意谓蒙古城，以石累砌而成。惟城墙现已无存，城中有大石堆数处，必为古代建筑遗迹。城内散布红陶片及红底黑花陶片甚多，与阿拉癸沟口石城内之情形相同，疑此亦为公元前后之遗址，但亦有粉红色陶片，则又为唐代遗物。在城之西北约100余米，有一土墩，堆积烽渣甚多，当为古时烽火遗渣，则此地又设有防守工事。沿河西行约百余步，有古冢数座，中间隆起土阜，周围以石。又北约5公里，河东岸哈拉姑洗，土阜陂陀，散布红陶片，皆为古时有居民之证。由于此一带所散布之陶片，可证此地自汉至唐皆属活动中心。因此，我疑此城为汉姑墨石城，唐拨换城旧址。徐松《西域水道记》谓：“汉姑墨国在拜城滴水岩一带。”《新疆图志·道路志》谓：“哈拉玉尔滚唐拨换城也。”按滴水岩及哈拉玉尔滚一带均属戈壁，并无古代遗址，但此地与哈拉玉尔滚南北对峙，如所推论不误，则汉姑墨石城及唐拨换城应在此山边。徐松所言，方位或是，地点则非也，但因未作发掘，无实物之证验，不能决定必然耳。30日继续自哈拉巴克向东行入岭，步步升高，田舍相望，树木林立，一片荫绿。转东偏北行，过一草山，本地名为牙依列克塔格。下午4时至柯洗克阿达麻札。旁有小沙岭一道，东西绵延，此沙岭东自强博洛克，西至喀拉克土垃，与喀拉克塔格相接，平原亦尽于此。此大平原疑即突骑施之沙雁州，宋欧阳NC124《舆地广记》称：“由千佛洞逾岭至突骑施沙雁州，西至拨换城。”（见《新疆图志·道路志》三引，查不见原书）以今地考之，由克孜尔明屋西行，只有此一道沙岭，则逾岭者必逾此岭也。此岭之西即为平原，或为突骑施之沙雁州。在柯洗克阿达麻札东北10公里许，有一麻札及古城，均在喀拉克土拉山口。麻札名鄂力伯克，在河西岸，古城在河东岸，中隔喀拉克土拉河，沿沟中行，可至雪山牧场。城周270米，无墙，北跨小土阜临河。西面临河，东南两面为平地。城内掘痕甚多，陶片小石亦不少，皆为朱红及粉红色陶片，与哈拉巴克之古城相同，或为同一时期之遗址。此城本地人亦称为喀拉玛克沁，义谓蒙古城，但决非蒙古时代所筑也。10月1日继续由喀拉克土拉向东偏北行，旋转东行，入沙岭，屈行岭中二小时，出口处名阿子干布拉克。仍东行过哈布萨浪河，抵强博洛克庄。河出北山，东南流，经强博洛克庄，转东流至拜城县，转西南流，入木扎提河。时天大风，甚冷，余等均改穿皮衣，继续前进，至拜城已晚11时矣。休息二日，乃由大道至库车，复沿大道返乌鲁木齐。我在南疆考察至此遂告一段落。
（原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若羌考古调查
若羌是新疆东南隅的一个县，县治设在卡尔克里克。其位置在库鲁克山南边，阿尔金山北麓，北与尉犁接壤，西邻且末，有且末河迳流于北，塔里木河流于其西，东隔罗布泊而通敦煌。地斥卤多沙漠，在历史上为楼兰鄯善国地。因其国境及汉地相接，汉通西域常以为导引，负水担粮，迎送汉使，由是楼兰鄯善与内地发生密切关系，在中西交通线上和文化线上显出他的转输作用。至9世纪以后，因历史的进程与交通的变迁，罗布全区沦于沙漠，所以楼兰鄯善久已不为世人所闻问。元代虽一度设罗布城，未久亦废，直至清代末叶在此置县，方复青春。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列强怀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纷纷往新疆派遣所谓探险队，大肆劫掠，破坏新疆的文物古迹。自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古楼兰国遗址以后，英国人斯坦因相续前往，并在若羌米兰一带盗走不少文物，而楼兰鄯善之名亦藉此复显于世界学林。
我于1930、1933年两次访问罗布泊，发现西汉通西域台站及水复故道等遗迹注11。此次我们在若羌共待六天，调查了古城两座，遗址两处，古寺庙区二处，并访问了一些古迹。兹简述于下。
一、若羌古城和遗址
1.且尔乞都克古城
城在若羌县城南稍偏东戈壁滩上，距县城6.4公里。城作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外城周720、城墙宽1.5、残高1米，用卵石垒砌。内城基址周220米，墙用土坯垒砌，宽1.6——2、残高0.5米左右。在内城的西北角有一残土墩，顶部已毁，底部尚存，是用宽厚土坯垒砌的。土墩面积81（9×9）平方米，残高3.15米。土墩可能是一座残塔，其前面已被盗宝人掘了一个缺口。在内城两侧还有些房屋建筑，基址尚可看出。西侧约有三排房址，共十余间，相互毗连，门径相通，中间有一庭院。庭院长9.2、宽7.3米，较四周稍低。东侧亦有房屋基址五六间。在北城墙中间有一缺口，宽2米，可能是门道。在内城城墙靠近外城的西边和北边，有若干石砌基址，横直界划作长方形，类似田埂，面铺一层黑石块，可能是古代村落或街道的残迹。又由于内外城的建筑术不同，布置也不匀称，所以可能为前后两个时期所筑。
我们在内城试掘两处，一处在内城的西北隅（定为A点），一处是内城的东南隅（定为B点）。A点面积9.8米×3.2米，可能是一个寺庙的大殿。除去地面上的砾石和表土，即露出房屋的墙壁。靠墙开了一条不到1米宽的探沟，掘下约50厘米就到底了。堆积全是黄褐色粘土、苇草，并杂有土坯碎块，地层已被扰乱。在堆积中发现有贝叶及纸片上写的梵文，经鉴定为4世纪前后所写，内容尚未译出，可能是佛教经典。此外还发现有泥塑像、壁画残块以及谷穗、黍穗等。
B点清理了几间房址，露出几段残墙。在堆积中发现有泥质灰陶和红陶片；也有少量黑紫色硬陶，中含砂粒。以陶片论之，可能是3——4世纪遗物。因此内城建筑可能在4世纪前后，与米兰庙区属同一时期。外城为以后重建，疑是7世纪中叶康艳典为镇使时所重建之石城镇。
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引贾耽《四夷道里记》云：“又一路……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循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镇，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按敦煌发现之《沙州图经》七屯城作屯城，西八十里作一百八十里，当据改正。若以米兰东7公里之古城和遗址为汉之伊循城，则若羌之卡尔乞都克古城应即石城镇，以距离言之亦颇相当。现若羌到米兰古城为83公里，与《图经》之一百八十里适相吻合。《图经》又云石城镇“本汉楼兰国……。汉立其地更名鄯善国。置鄯善镇，隋乱其城遂废。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其城四面皆沙漠，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按《图经》所记比唐地志为详，必为唐地志所以出。如《图经》所述石城镇，勘以现且尔乞都克地形，亦复相合。现古城外城为卵石垒砌，基址尚存，必为取名石城所由来。古城周围都是戈壁，亦与镇城四面都是沙碛的记载一致。如我所推论不误，则现且尔乞都克外城即为康艳典所筑之石城镇。
2.孔路克阿坦遗址
遗址在县城南偏西20°左右，距县城约10公里，位于一个不高的红土岗上。土岗东临一条小河，有20米深的岩岸，余是漫平的戈壁。遗址的范围不大，南北84、东西26.4米，现只剩几堵残墙，完整建筑已不可见。其中一座可能是寺庙大殿，现仅存一面残墙，用土坯垒砌，残高2.5米，墙上还有柱槽。在殿的西侧有一方形残塔，面积5.8米×5.8米，残高不到1.8米。塔身抹泥并粉面，外有围墙。其它建筑物为房舍等，都已破坏，无一完整者。在地面发现有残木屑、壁画残块、无文字小铜钱（与库车所出者同），并有少许夹砂红陶、灰陶及紫黑色硬陶片等。由于所见遗物与建筑上使用的土坯与且尔乞都克古城完全一致，因此也可能是4世纪前后之遗址。
3.土台
在县城西北约3公里，台周180、残高10米左右，土坯垒砌。台顶平，但不见建筑痕迹。在土台四周有较大的卵石，以及红烧土、灰土、陶片、骨片等。
二、米兰古城和遗址
1.米兰古城
米兰古城在若羌县米兰乡东7公里，位于通敦煌大路的旁边。城作不规则方形，周308米。城墙夯筑，西与南墙个别部分是后用土坯垒砌的。墙厚6——9米不等，其中东北墙角高达8.5米。城的四隅都有突出的墩台，在东、北、西三面城墙中部各有一个马面。墙的顶部有的是用树枝和草泥垒叠而成，一般是每隔35厘米左右即夹叠一层树枝和泥草，类似草搭。久经风沙剥蚀，草搭露出约10厘米。在西墙北头有一缺口，宽3.3米左右，可能是西门门道，门口有木柱二，半露地面，半埋土中。南墙西头也有一缺口，可能是南门门道，但较西门为小。北墙中间有用土坯垒砌的痕迹，疑原来为北城门门道，后复被堵塞。在城门内的房屋建筑正对着城外土台，土台分作两行东西并列，在中间有2.4米宽的甬道，疑为古时北城门的瓮城，后因城门堵塞，而瓮城残墙独存。南墙突出一小城，高达9米，作不规则圆形，南北直径16.2、东西10.2米。小城下为土台（用土坯夹树枝构筑），上起围墙，高5.6米。围墙向外的三面有堞雉，想是后来加筑，作军事守望之用。城内中央形成洼地，但靠墙根都有很厚的堆积层，在北墙及东墙根还可看出用土坯建筑房屋的残墙，必为当时住宅区。在南城外有些高地，疑为建筑遗存。在距城西南隅约50米，有一剥蚀土丘，其上残存墙壁高达10米，用土坯垒砌，疑为晚期建筑。综上所述，此城结构和建筑技术显然有两个时期，即古城荒废后又经过了一个时期，重加修筑作为驻军之用。斯坦因在城内垃圾堆中掘出了不少关于军事的藏文文件及军用皮革等注12，据此，该城改建可能是在8世纪吐蕃入侵之时。
2.塔庙遗址
遗址有两处。一在米兰古城西0.5公里左右，散布在通敦煌公路两旁，大都是古代塔庙废墟。在公路北者有废塔二座，房屋残墙一处，都用土坯垒砌。塔顶作圆拱形，周45.5米。在其东约40米左右又有一废塔，形式与前者相同。在这些建筑遗迹中间夹杂一些沙丘，其下是否埋有古建筑无从得知。在塔的南边有房屋遗址，现仅存两堵墙壁，屹立于公路两侧，周73.2米，中间用70厘米见方土坯铺地。在该遗址之南，距公路约30米，有一残塔屹立在2.5米高之土台上。塔作圆拱形，周33.6米。塔周围壁画已被斯坦因剥去，有翼天使壁画即原存此塔之护墙壁上注13。此外，在距塔身2米左右有一道围墙，在附近堆积中采集了一残断绢片，书有芉卢文。在路南还有两处房屋遗址，均建筑在不高的方形土台上，现仅存几段残墙。其中土台较大的周144米，台上的残墙土坯垒砌，被火烧得通红。附近有两个直径约1米的圆形窖穴。该建筑可能原是一座庙宇。以上所述均在米兰古城之西。
另外，在米兰古城东偏北亦有遗址一处，距古城约2公里左右。该遗址原是一座废寺，斯坦因于1907年在残塔的堆积中，盗去了许多精美的佛像头部、婆罗谜文写的残纸和贝叶经，均见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七章《磨朗的遗址》中，今不重述。
综上所述，此地自古城西到古城东，遗址绵延约4公里左右，虽经历年风沙摧毁，找不出一完整的寺庙结构，又经帝国主义分子多方破坏，残存的壁画和雕刻及其遗物又被盗掠一空，但根据现有的情况和盗去的遗物看，可以说这里当初是一个国家的佛教中心区，同时也是一个政治中心区。从出土文字和佛教艺术作风来看，其时代可能在3世纪和4世纪之间，这时正是鄯善国最隆盛时期。当4世纪末叶，法显过鄯善时称鄯善国王奉法，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注14。当时西域各国是政教合一的，鄯善既以佛教为国教，佛教的兴盛必有赖于政治力量的支援，因此该地既为鄯善佛教中心区，亦必为政治中心区，或是国都所在地。至于此处是否为鄯善伊循城问题，我在《罗布淖尔考古记》论鄯善国都问题时，根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认为米兰即鄯善伊循城旧址。盖因米兰到若羌的距离与伊循城到石城镇的里程相当，且又有海水南迁作依据也。当然，现在尚缺乏直接的证明资料，但在未寻出其它可依据的遗址之前，我仍持旧说。此外，斯坦因等认为米兰是衘泥城，若羌是伊循城注15，显然不确。关于这个问题已另文论述，兹不赘及。
三、若羌、米兰出土遗物
1.梵文写本断片
若羌县北且尔乞都克古城中出土。共发现二片：一为贝叶写，长8.7、宽1.3厘米；一为残纸写，长10、宽2.5厘米。一端残断，都是两面写。经请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初步鉴定，认为是用婆罗谜字体写的梵文，“是笈多北派，与新疆出土的大庄严经论字体相类似，但有八个字母不大一样。时代是笈多王朝”。按笈多王朝兴自4世纪初期，亡于7世纪末叶。新疆不产贝叶，必自印度传来。但何时传来，尚无确切证据。不过晋释法显赴天竺求佛经，路过鄯善时称“国国胡话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注16。法显是在隆安三年发迹长安，过鄯善时当在隆安四年秋季，此时梵文佛经必已传入鄯善。
2.丝织残幡
在古东城塔庙区公路南废塔围墙中出土。在乱土堆中拾出一根残纽带，上有结头，解结后展开为二块三角状残片。一片上写民族古文字一行，长15.7、宽13.7厘米；另一块无字，长11、宽10.7厘米。两块均有一边是原来边缘，尚存针眼，原件当很长，可能是幡帜残余。斯坦因于1907年在废塔中亦发现有残幡，上写芉卢文字，长约22吋，宽约6——8吋，被认为是幡帜注17。此件或为彼盗走之残余，后经人结成一纽带，当作束缚之工具。上书文字与斯坦因在尼雅所盗掘之木简及羊皮所书文字相同注18，可能同样是芉卢文字，时代亦当在3世纪至4世纪之间。
3.铜、木件
铜钗
米兰古城附近土台上采集。系由一根铜丝曲卷为两足，长12厘米，两足相距1厘米，一足略残。楼兰3至4世纪遗址中亦出类似铜钗注19，此件或与楼兰所出为同一时期。
木梳
米兰古城附近采集。宽7.6、残高6.5、厚0.8厘米，计32齿，俗以齿密者为篦，齿疏者为梳，皆用以栉发。此件齿密当为篦也，我于1930年在罗布泊北部曾发现4件，有的出于古烽亭遗址中，与汉简同出；有的出于古坟中，与漆器同出，皆为汉代物注20。此件形式与我在罗布泊北部所发现者相同，或亦为同一时期之遗物。贝格曼在米兰古坟中亦寻得木梳1件，形式与阿德克古坟中所出者相同注21，时代相当于汉。此件是在古城附近采集，或是由古坟中散出者，时代或亦相同。
4.毛织鞋
米兰古城出土。用粗毛索编织而成。鞋长25、底宽9厘米；鞋面中隆起，长14厘米，鞋口径长12厘米。形状类旧式棉鞋，底与帮同样编织，厚薄相同，均为15毫米左右，但底已残破。另一件已破乱，有毡补痕迹。另有残断粗毛索，当时必为束系鞋足之用，在鞋帮口上尚有具索痕迹可证。遗物时代不详。但由于以毛线索编织，必为游牧民族所习用，疑是8世纪吐蕃入侵时士兵所遗。
5.刻字陶片
共二片，米兰古城附近采集。均为灰陶，面光平。一件上有类似“关”字，或是一种民族古文字。另一件上刻很细的刻纹。贝格曼在凹石峡亦采拾有划字的陶片，彼断为藏文字母，是8世纪遗物注22。此次采集的刻字陶片与彼颇类似，可能也是藏文字母。如然，则亦为8世纪的遗物，此时西藏人正占据古城。
6.谷物
我们在若羌且尔乞都克古城中清理积土时，发现有谷子、黍子等。我们各采集一二作标本，以明本地的农作物。
谷穗
其一，谷穗作金黄色，穗长5.5厘米，穗下残茎长8.5厘米。
其二，谷粒小而饱满，但较内地穗小多芒。
其三，为残谷茎，残长12厘米。
黍子穗
呈金黄色。穗直长。一穗颗粒已落，仅存枝、茎，长13——15厘米不等，已为农民改作扫帚之用。一穗长8——10厘米，颗粒尚存。另一为黍茎，残长3.5厘米，根长3厘米。
以上两种在沙卤地区普遍生长，牧民取以为食品。此与写经残片同出，则亦系纪元4世纪前后遗物。有人谓沙卤地区不生五谷，得此可不攻自破矣。
附：麦粒
据说出自凹石峡古城中。又当地有关人员介绍，将出土之麦粒再种土中仍可生长。凹石峡古城为8世纪前后遗址，千余年后谷物还能再生，亦可见新疆地区之干燥。
（原载《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57——1958）
罗布淖尔考古简记
一、罗布淖尔石器遗址与石器文化
余赴罗布淖尔考察，前后共二次。第一次在1930年春季。余等在吐鲁番工作完后，于4月8日发自鲁克沁南之得格尔，穿经库鲁克山，6日程抵达罗布淖尔海边（图一）。工作20余日，5月6日，返鲁克沁。往返共计一月。第二次为1934年，亦为春季。赴新疆考察教育及文化。阻于兵事，乃南行，入罗布淖尔考察。5月初，仍出发自得格尔，至库鲁克山中之英都尔库什，改依西一道而至库鲁克河畔。往返共月余。余两次旅行，时间均甚短促，踏查未周。但吾人亦感幸运，时间虽短，而收获尚佳。尤其在汉代烽火台遗址中之发现，为吾人意外之收获；至于古冢及石器，犹其次也。
英都尔库什
此地在库鲁克山中，北距得格尔约100公里，南距阿提米西布拉克约75公里，当得格尔与罗布淖尔中间。凡由鲁克沁直穿库鲁克山而至罗布淖尔，必经过此地。盖以南以北，均无良好水草，此地泉水虽咸尚可为驼马饮料也。在英都尔库什山沟之南口，突起平原，沙碛弥漫，柽柳丛生，猎户以此地为休憩之所；并叠石块及柽柳为室，以避风雨。有井一，位于芦苇丛中，胡桐交槎，风景颇优，同人誉为荒山乐园。而远古人类之遗址，亦分布于附近，盖求安居之念，古今人相差不甚远也。
余等于1930年4月8日，由得格尔南行，穿库鲁克山，10日抵英都尔库什，时已下午7时矣。次早巡视有沙碛之区，在沙阜附近，检拾石刃片数十件，石核数件，多以石英碧玉为质，要皆取材于附近山中岩石也。停留一日。第二次旅行新疆时（1934年春）复经此地，停留二日，又在沟旁拾石刃片数十片。两次共拾120余件。并在沙阜旁拾打制不规则之石斧两件，一横形，均为石英质，与石刃片同出土，其为一时代之产物无疑。石斧口部两角略圆，形成弧线，而左边复打制一缺口，以便手握，其形制甚为精巧。又在此数十刃片中，亦有制作甚精之品，刃部均加细工修凿。有两器顶巅打制成肩状尖器，以为钻孔之用。同时尚拾有蛤壳饰物，半圆形，上刻小环圈，象征鱼目，必为当时人民之装饰品，而当时人民生活状况，亦由此可见也。
罗布淖尔北岸
罗布淖尔为海之名称，在库鲁克山南麓，《史记》称为盐泽，《汉书》称为蒲昌海，皆指今之罗布淖尔也。古时海水在北岸，后向南移，以此沿库鲁克山麓，留存古海岸之遗迹，其坚则如石之泥层，皆为古海中之沉淀物也。沿岸土阜重叠，鳞次栉比，如沟渠状，率西南向，要皆为东北风之剥蚀所致。吾人试立于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南望，则见累累高阜，如城阙崇楼，漂浮海面。实皆此剥蚀之土丘也。在库鲁克山南麓，有一河，名库鲁克达里雅，维语“干河”之义，中国旧图称为孔雀河、宽柴河或浣溪河，实为一河。古时河沿山南麓，由西而东入罗布淖尔。后因河水改道南流，河水干涸，故称旧孔雀河，河东为干河。河水既改道，故海水亦向南移，旧罗布淖尔遂成为涸海。由近来考古之发现可知也注23。1921年，河水复故道，海水亦北移。当余之赴罗布淖尔考察也，已大水横溢矣。
余于4月14日，由库鲁克山南麓阿提米西布拉克出发南行，经过冈峦戈壁地带而抵碱滩。被风水剥蚀之土阜骈立于碱滩中，高约30余米，宽广不一，碱滩泥层，坚结如石，驼行甚苦。复西南行，即遇孔雀河溢水，形成小池，方圆大小不一，红柳丛生，枯胡桐倒置水中，盖孔雀河末流之所汇也。转西南行，驻于水旁。
当余等第一次之抵罗布湖畔也，意在南行访楼兰故墟。而溢水四出，终无得达。乃舍弃渡河计划，而转从事考古工作。在18日之中午，余等方工作河北岸之古坟，仆人毛拉由向西之土阜上拾二石器归；一为玉斧，一为玉刀，均白玉质，磨制甚光。余因在此工作完后，即移棚帐于Lㄉ地，傍河边而驻，毛拉复在此一带之土阜上下，拾石矢镞数件，修凿极细。同时尚有红陶片，中含黑沙质，又有三棱铜矢镞，杂布其间。在河之南岸土阜上，及附近鱼鳞地带，又拾石矢镞数枚，打制极精，亦为三棱状石镞，与北岸所出形式相同，作风亦相似。同时亦拾有三棱铜镞及铜件之类。由是知库鲁克河两岸Lㄉ与Lㄊ之石器，为同一时代之产物。又西一平滩上，拾石核及大泉五铢等件，同时尚有汉铜镜碎片，及绳纹陶片等物。在此金石陶杂陈现象中，固无地层之根据，确实年代，颇难断定。不过暗示吾人一事，即罗布淖尔及库鲁克河沿岸，铜器时代文化冲入以后，而本地新石器时代之遗物尚与铜器并存也。
余第二次赴罗布淖尔，系由英都尔库什转西南行，过图和拉克布拉克，出鲁戈斯特而直抵孔雀河边。转向东北行，土阜迤逦。散布于盐壳覆盖之平滩上，吾人即在此拾石核十余件，并石刃片数枚。复东北行。5月8日暮，抵一草滩，即在阿提米西之南，余第一次所驻Lㄎ之东也。土阜骈比如城郭，石核石块，散布四周。最可异者，土阜上有一古代遗址，叠碱块以为墙，苇草为衿被。吾人掘之，出草绳、泥杯各一件，及长方石剑等件，又在土阜上拾绿玉刀一枚，磨制光平，无疑皆为先史人类所遗留。土阜下，复有捶石、砺石等物，与石核杂陈地表。其土器为手抟法所制，尚未经烘烧之土胚。其时代吾人虽不能确定，然由磨制玉刀观之，其时代与Lㄉ地之白玉刀相差当不甚远也。次日即到达目的地之古烽燧亭。工作完后，14日复返西行，循古道前进，时行于山旁之戈壁滩上。17日午，过一三角形之涸海湾，土阜重叠。仍西行，略有黑沙，散布地表。一土阜屹立碱滩上，余在其附近拾石核二十余枚，并刃片数枚。此17日下午2时也。自北而西，余所拾石器不多，而余在罗布区域关于远古文化之探查，亦因此终止也。
吾人在此尚须连带叙述一事，即吾人第一次来此时，库鲁克河水返故道未久，由西向东流至阿提米西布拉克之南，水即分散横溢以入海。故吾人初抵此，颇感水患。时余未有舟楫之准备，乃编洋铁筒为舟，系绳牵引，相为递渡。所采河南之石器，即用此方法取得者也。相信由此而南，必能多得石陶诸器，但以阻于积水，无法前进。第二次到此，水已归道，枯草发荣，前之沙堆亦已渐溶解，而河旁之枯胡桐尚复倒置河旁，再无生殖之望。又吾人所采集之石器，其种类虽不一致。但有一同点，即所有石器遗址，必在淡水边，必为沙碛或鱼鳞地带。同时必有许多剥蚀土丘，骈比重叠，如沟渠状。或上为土层，而下为盐壳覆盖之沙堆，但在上在下，必有石器与古冢。因此吾人甚疑罗布北岸之剥蚀土丘，与古代人民居宅或有关系，而为吾人研究远古人类居住之启示。因以现在地形观之，决非人类所能居。则当远古人类之定居时，其地形若何，是否与现在吾人所见相同，为一问题矣。
次述石器遗址在文化上之地位：当余之由蒙古草地自东而西也，沿驼路按次西进，每站均有石器之发现，详细研究固有俟于异日。但其发现情形，有为吾人所应引以作参考者，即在蒙古地所拾石器，自贝勒庙以西至额济纳河，其发现地形势均有同一现象，即或在山坡，或在河旁；在山坡者必向阳，在河旁者必在河之两岸，或平原，或在旧时河床之旁。无河流之处，绝少石器，此其一。凡有石器之地，必为柔土或沙碛，若戈壁或不毛之地，吾人亦绝少觅得，此其二。又吾人所采集之石器，除阴山南部及包头一带不计外，若蒙古西部，则所发现之石器咸为一通类，即均属打制。以石刃片、石核或石块为最多，石斧亦采集少许，要皆属打制。至磨制石器，则余尚未发现。故蒙古石器文化，据余所采集者，可云以打制细石器为中心，此则由于当时人民之生活状况与环境所造成者，无可惊异也，此其三。反之蒙古一带石器，无陶片及金属附品出现；虽贝勒庙间有红陶片或红底黑花陶片，然亦为少数，由此往西即绝迹矣，此其四。因此，吾人感觉蒙古石器，即蒙古西部石器之文化，似已自构成一系统，与磨制石器时代，不相混合。虽吾人未作发掘工作，在地层上之证据，颇感不足，但由吾人踏查之路线与石器之分布，亦可推其仿佛。即在某一时期中，蒙古石器时代文化大抵相同，即均属打制石器也。
次述新疆石器文化：新疆在历史时代，处东西文化交通之枢纽，对于此点研究者颇多，但对于石器时代文化，一般人颇少注意，英国斯坦因在楼兰附近，亦曾觅得若干石器，但斯氏多注意关于历史与地理上之考察，对于石器未曾尽量工作。及吾人之至新疆也，亦多为历史文化工作之时间所占有，未能充分尽力于远古石器之探查。但为欲与蒙古石器文化作比较，故对石器亦略有搜集。最感幸运者，余在库鲁克山中英都尔库什觅得一石器区域，此地在余前旅行新疆之探险家、考古家均未发现。虽吾人觅得之石器数量不多，但在文化之传播上，为一极有价值之成绩。盖吾人如欲由北部或吐鲁番至罗布淖尔，必须经过库鲁克山，故库鲁克山为吐鲁番盆地及罗布淖尔盆地中间之界山。而库鲁克山为一著名不毛之干山，现已无居民痕迹。吾人在此觅得远古石器，且其石器与蒙古及罗布淖尔之细石器，即石刃之类，其形制作法相同。是不啻为蒙古与新疆及南至罗布淖尔，觅得一交通线之联系。而古时文化传播之路线，由此可以证明也。又库鲁克山中之石器，虽吾人踏查未周，未能表明其一般现象，但就余所采集部分言，所有石器，除石刃及少数石核及打制之类似石斧外，再无他物；即与石器时代有关之陶器，毫无一见，此其一；又无磨制石器及打制极精之矢镞等类。但其石刃之作法，与蒙古西部相同。因此，余疑库鲁克山之石器与蒙古西部石器为同一系统，其时代之先后或亦相连续也。虽石刃由中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之延长，乃至金石并用时期，均曾沿用。但蒙古西部及库鲁克山均无陶片及磨制品。故可云与罗布淖尔前期石器文化相同。盖罗布淖尔石器时代，吾人拟分为两期，例如Lㄎ、Lㄕ石器，近山坡，以刀片及石核为最多，磨制石器及铜陶件未获一见；反之Lㄉ、Lㄊ、Lㄐ等地石器，均沿河岸，磨制打制杂陈。且有铜陶件出土。显然为先后两时期之产物。吾人虽无地层上之根据，但由其分布线观之，吾人不能不认后者较前者为进步也。因此，吾人称打制细石器及无铜陶件附品者为前期，反之金属物与石器件并存者为后期；前期与英都尔库什相同，而后期则为英都尔库什所无矣。故吾人可说罗布淖尔石器，自新石器时代，或云英都尔库什时代，直延长至金石并用时期，犹为沿用也。又吾人检查罗布淖尔及库鲁克山两地之石器，种类极为简单，要以石核、石刀、石镞为大宗；小型石斧及石捶、磨石，亦略有一二，而具椭圆形之大型石貄及石皿、石棒，均未一见。是可证当时人民生活之简单，除渔猎牧畜所必需之用具外，而对于农田耕作，毫无注意。由此可知罗布居民在新石器时代之生活，完全为渔猎或牧畜生活，及至最近，有一部居民仍旧未改。据此，是铜件或陶片必系来之他方，非本地人民自身的产物。反之，则其邻国人民已入于农耕时期，其铜器时代文化已杂入罗布石器文化中，而成为罗布后期之金石并用文化也。又在蒙古石器中，有石核、石刃同于罗布淖尔，而打制矢镞中，除一件三角形者外，而扁圆桂叶状之石器，则为蒙古所无也。因此，吾人对于蒙古新疆石器文化，可得一结论：即蒙古西部之石器文化与英都尔库什之石器文化，在罗布淖尔初期石器文化时，为同一层次，且属于同一系统。盖由库鲁克山为桥梁，而司蒙古与罗布交通之责也。但以后因罗布淖尔交通线之变更，冲入新兴之文明，即金属文明，与罗布前期遗留之石器并行，且时加改良，而进入后期之金石并用时期矣。
余写至此，并提及一事：即斯坦因氏在楼兰LT古堡斜坡上及高岗附近一带，曾拾许多铜件和石器，其碧玉制之磨制石斧，与余在Lㄉ所拾者形式作法相同。但斯氏曾根据彼所检查之区域，而推论由楼兰遗址及喀拉库顺中间一带之宽阔地面，由西到东，在史前时代，有一长久时间为游牧民族所占据云云注24。但余所拾，则越过库鲁克河北而至涸海海湾之盐层地带，亦有同样发现，反之过涸海以东则无有。是当时人民完全居在涸海西岸，分布库鲁克河之南北平原，其分布路线，北与英都尔库什相接连。因此，余认为罗布石器文化路线，系由东北向西南，并非由西向东也。但斯坦因氏又根据石铜杂陈之现象，谓楼兰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和中国通西域时期，相距并不太长，此则为吾人所赞同；不过东方所传播至西域之金属时期文化，系由东向西，与西域本土之新石器文化交杂并存，而成一金石混合之现象，即为罗布淖尔后期石器文化所昭示者尔。
二、罗布淖尔古冢与罗布里克人
（一）Lㄋ古冢
当余之赴罗布考察也，意在南行访楼兰故墟，阻于水，不得达。而余之随从早舍其渡河计划，转从事于探古之工作矣。在4月15日之暮，小侯拾一美丽之蓝黄色残衿归。称距此西北约3.5公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试掘之，出女人头骨，髻发尚存，额前乱纸覆之，旁陈残绢帛及毛绳麻布之类，似为死者头部之饰物也。余于17日复偕小侯往视其遗址，抵土阜旁，阜高30多米，宽约相当，长90多米。阜中倾陷若沟渠，宽3米多，深亦3米多，长30多米。死者即藏于此倾陷处，覆以芦苇，以未经修凿之木料支持之。土阜上层为黄土，厚约2米，或3米多，下为干沙，凝结坚固，死者即埋藏于沙土层内，衣衿骨络，几与干沙胶结为一。掘现木把杯二，在头部旁。又有羊骨2枚，以木板承之，木板形如芭蕉叶，说者谓蒙古风俗如此，然不必仅蒙古人始然也。死者衣服，均为丝织，约有五袭，衫、禅、裚、纩均备。袖口宽约0.3米，指骨外露，其颜色有谷黄及紫绛等色，惜迎风而碎，未能取出以飨读者为憾耳。又死者右手第四指，戴有戒子一，以薄铝为质，上刻环圈五，状类梅花。衣衿中，藏铁刀一，柄已碎断。综合观察，极类似一贵妇人之墓，惜无文字以为佐证耳。又左侧亦有古冢一，掘现木把杯及几各一件，形式略同于前。在此阜南半里许戈壁上，有木橛一行，环栽土中，露出地面尺许，说者亦指此为古时冢墓之故居也。在其西南约4公里，枯胡桐林中，时露古时陶片，则为当时居民居住之所，而埋其死者于山边耳。
（二）Lㄈ古冢
在余等方工作Lㄎ古坟时，余之毛拉等则四出探巡古迹。据称：在东约5公里处，有古房及古冢遗址，乃决计东往。当日晚大风，次日仍未息，尘沙弥漫，白昼昏黑，石子飞扬如雨，不能张目。故决定休息一日。据余之猎户云，此地多大风，风多作西南向，每五日或十日必有一次。据此，是沙碛之迁移与海水之变迁，与风沙不无因果关系。4月20日，虽风力稍杀，而酷冷如严冬。吾人均衣老羊皮袍，犹不足以保温暖，沙漠天气转换之剧烈如此。余等于上午7时出发，向东北行，遵来时旧道。9时转东行，时有溢水。11时东行微偏南，抵河岸。河宽约百余步，两岸枯胡桐横陈。沿河而进，溢水载道，时阻予之行程。12时转东偏北行，抵古房遗址。在一大土阜上，顶颇平整，长约五六十步，宽约二三十步不等，遗址即在土阜之洼陷处。叠碱块为墙，芦草覆之，方径丈许，有房十余间，羊粪骨角，散布地表。检亦无他物。余等即驻于其南傍水之平滩上，并在其附近作古物之探寻也。
在余住处西北有一土阜，前后宽广，中腰颇狭，形同葫芦。阜上坦平，面覆枯胡桐树6株，即为古坟井口所在。循迹发掘，深4尺许，发现尸骨4具，重叠而葬，衣服已腐朽矣。头部有漆木桶状杯，及木把杯，圆底木俎之类。又有残块铜镜，及耳饰等，由铜镜之边缘，可决定其为汉物无疑也。是此冢亦为两千年前后之遗址矣。又在土阜附近，拾铜3棱镞，及石矢镞之类，及土阜上红陶片内含灰陶，想与此墓中人之时代相距或不甚远。但四尸骨重叠于一穴为可异耳。
（三）L古冢
在余住处之南约里许，四周积水，有风化层之土阜一座，屹立中洲，上栽立木杆为标帜。发掘其下，有石柱作长方形，长约1米许，直立穴中，或用以支持土块为墓室之架梁者。尸骨均已搅乱。同时墓中发现草篓一具，以藤为经，再以劲草编织之。两旁有耳，系绳之痕犹存。圆底豁口，形状椭圆。疑为死者生时盛食物之具，死后即以此殉葬焉。又有漆木桶状把杯一件，外涂朱漆，但彩色已毁，形式与Lㄈ冢中把杯相同。又有骨器六件，均作锥形，有四件一端尖锐，疑为古人搔发之簪。有一件一端作柄状，疑为女人头上饰物。疑冢中死者，或为一女人也。又有玉、石、骨等件，与之同时出土。其中有玉耳饰二枚，作椭圆形，中空。又有方形者，有圆粒形者，有薄叶状者，无疑皆为耳上之饰物。又骨粒一串，形同冠缨。又一长方石块，三面磨制甚光，一面为天然石状，底凿一横槽，用意不明。但亦疑为装饰之具也。
（四）Lㄇ古冢
当余之工作Lㄎ古冢也，余随从毛拉告余云：在此地之西土阜上，有一古冢，尸骨尚未腐化，采归草篓二枚为证，余甚异之。及余移驻于L也，急使导余往观。累越高仰层之土阜，至一三面有水之三角洲。其高阜，四周风化，显露其泥层绉折之迹。在沙土岩处，有木桩一，犹以为偶置之也。审视其沙土倾陷处，露毛织品之一角。余乃大异，去其沙土，即露以木钉钉合之木板，形如扁叶，以黑牛皮覆之。木板刨制甚光，显为长久工作水中者。长1.65米，宽1米，缺处另以木片补之，疑为死者之舟。旁树立之木杆，盖为拨船之具也；一端颇尖，形类今之撑篙，死后其亲族即以其具殉焉。次揭去木板，即显露以毛织物包裹之腊尸。头戴毡帽，高25.4厘米，上形尖锐，帽系骨粒帽缨六七股，垂络唇颚。毡帽内，尚有红毛索编成之里帽，冠戴不正。头发截断，下披两肩。额部及两眉间，有红绿色所绘之横纹三道，极类本地女人之画眉。两耳穿孔，尚有毛索遗痕，以备系耳珠之用。两眼微陷，两颧耸起，鼻陷而唇斜，似负痛苦以死，而表现忧戚之容者。在其头部，有草篓二个，一外涂朱漆，死时即以此殉葬焉。次除去其包裹之毛织品，即呈露其身体，经盐硝之浸炙，皮肉坚结，尚保存其原形，毫未腐化。两手下垂，下围以棕黑色毛线织成之长带，带绥下垂至足，足履皮靴，毛里而皮外。身作绛色，骨骼坚结为僵质，击之作木声，直立转侧皆可如意。头长25厘米，额宽10厘米，面宽11厘米，下腮突出，显现尖削之状，通高1.6米。据医学家言，凡腊尸皆由盐水之浸炙，积久遂成腊形，永久不坏。然非有两千年之浸炙，不能成功也。据其所述，参合此处有水之时代，及同时发现之遗物，当亦在两千年前后。盖以后海水南徙，当无此腊尸之造成。头部之草篓与L冢中之草篓形式质料相同，当为同一时代之产物。而L同时发现之骨器、漆、木器，余已订为两千年前后之故物，彼此互证，则此腊尸有两千年历史之说益可信也。
其次言及死者种型问题。余对于人种学，毫无研究。且亦未加科学测量。但以由死者埋葬之方式，及其殉葬物品，推测死者确为本地人，与汉通西域时之楼兰国人，或为一致。盖其所表现，全为游牧人及渔猎人之生活，与内地人久孕育于东方文明者，绝然不同。故吾人在另编中，已略有论述。但为引起读者兴趣起见，再补述末意，以备参考。斯坦因氏在L F4古冢中，发现死者头畔衣襟中，系二小口袋，中盛小麦粒，及其他细枝注25。纳恩德博士（Dr.A.B.Rendle）认此细枝为在西藏至波斯一带繁殖的胡麻，据柏格曼君称印度跋希人（Parsees）现仍用麻黄细枝代替能产生浩玛或所玛（Haoma or Soma）之某种植物。（所谓浩玛或所玛在古印度伊兰人祭祀中，曾占重要地位。）注26余在Lㄈ古冢中，发现篫麻质口袋一，亦有同样盛物，但当时不注意，遂致遗失。在此地僵尸中则未之见也。但以麻黄细枝为殉葬品，确可代表此一带一部分墓葬之习俗。换言之，即为本地人墓葬之习俗。若然，则楼兰人，或即与印度跋希人，有密切之关系也。至此，余当另引中国记载所述一事，以助研究之兴趣。按斯坦因氏所述之跋希，与中国记载所述之白题西音相近似。杜氏《通典·西戎传》云：“且末国，汉时通焉。北接尉犁丁零。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葡萄诸果。人皆剪发。着毡帽。小袖衣。为衫，则开颈而缝前。”按《通典》所述与《梁书·末国传》字句微异。如云：“末国北与丁零，东与白题，西与波斯接。……”按此处均有脱误。其云“东与白题西接波斯精绝”义意不可通。波斯在葱岭西，如何可接。故此处当云：“东与白题西接，西接精绝。”波斯疑为白题西之小注，表明其为波斯人。后人遂将小注录为正文，而又删去，西接二字，义意遂不明了。《太平寰宇记》，引作“东接白题，西接波斯精绝”，错落同上。盖波斯仍当为白题西下之小注也。设余之解释不误，则且末东为白题西人，即波斯种人所占据也。又据中国史书所记，且未在三国时，已为鄯善所并。故《通典》所云且末人，当即汉时之鄯善人。所述之且末人之习俗，亦当即鄯善国人之习俗。剪发着毡帽，小袖衣，开颈而缝前，且末人既如此，则汉时鄯善国人亦当如此。由余等所发现僵尸之形态，即其剪发戴毡帽事，更可证明其然也。彼此互证，则汉时楼兰人种型不难推知，或即属于印度伊兰人种型也。现昆仑山中，有操伊兰语之噶尔喀族人（Galca），或为其遗种欤。
以上皆为余第一次所考察湖畔古冢之经过也。第二次之赴罗布淖尔考察也，适值战乱，且准备未充实，不能尽量考察。但亦略有所见，兹略述如次。
当余等于5月初间，由鲁戈斯特南抵孔雀河畔也，由余一驼病足，放置于此。即率其余驼东行，沿一干河岔，枯桐红柳，迤逦如带，时有土阜间之，阻余行程。傍晚驻一碱滩中，一面派毛拉赴辛吉尔购办米面，余等则作古坟之探查。在余等驻地旁有一风蚀土阜，上竖枯胡桐三株，作交叉状。以余等第一次探查之经验，凡类此者上必有古人墓室，即攀登察看：上颇平坦作椭圆形，有井穴二，南北对峙，穴口有枯胡桐六株，长3米多，骈比横陈，二穴相同。余等掘其南穴，深至1米，发见木棺一，作长方形，四围板壁已遗失，仅存底部。冢中土层搅乱殊甚，出木几二，已腐朽倒置其中，又几足四，作屈腿状，显系早为他人盗掘，而留其遗弃物于冢中。故余亦不欲尽取之。8日转东行，在戈壁上见一地室，屋架犹存，以枯胡桐作檩条，覆以芦苇，涂以泥浆。据本地人称述，在室中曾发现古棺木数具，现已无存。复东行戈壁上，时见以木桩栽立之椭圆形建筑，数冢相联，组合为群，据猎户云，此亦为死者之居室。其栽立之木桩，长约0.66米，一端尖锐，入土不深。因余忙于行路，未加工作，殊可惜耳。
（五）Lㄖ古冢
当余等于古烽燧亭工作完后，5月14日复返西行，路遇毛拉于途，并携米面而归。庆幸之余，复谈及往西约5公里土阜上，有一古冢，衣巾外露，乃使导之前往。试作发掘，出小头骨一，黄发尚存，作黄金色，审视为七八岁之姣童，所谓黄发小儿是也。冢中绸绢衣巾，尚未腐朽，有枕头一，四方形，头枕之迹犹存。手帕一，亦为长方块，一端具带，疑为缀系于衣巾之用。袖口缥骧，均崭然如新。一袖口黄绢为底，绿绸为边缘。虽属小儿，亦满身文明副戴，供吾人之鉴赏，与裸体葬者，有文野之别矣。
综上一二两次所获，由其埋葬方式，及装殓物，显有两种不同之现象：前者为赤身葬，后者为衣冠葬。在中国通西域以前，楼兰人民之生活如何，吾人在《汉书·西域传》中不难窥其一二。《西域传》云：“鄯善地沙卤少田，寄田仰谷旁国，民随畜牧逐水草，有驴马，多橐驼，能作兵，与婼羌同俗。”又云：“自且末以西，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能作兵，略与汉同。”是楼兰本为行国，不事耕作，至为显然。及楼兰迁都伊循，改国号为鄯善，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伊循以镇抚之，楼兰至是始有田作。然皆在汉通西域以后，田作者亦多为汉人，非本地人也。据此，楼兰文化，可分两阶段。即汉未通西域，在公元前1世纪以前，为前期，完全为本地土著文化。自公元前1世纪以后为后期，盖受东方文化之影响，渐变其习俗也。在石器遗址篇中，已略有阐述。今据湖滨古冢，其情形亦大抵相同。由余之Lㄇ冢言之，露体埋葬，断发文面，革履、裹毡，皆非东方之习俗。而东方文明，以丝绸为大宗。凡在西域之被汉化者，莫不锦绣珠玉。而此冢除毛革二种外，不着衣裳，十足表现为畜牧，或渔猎生活状况。其殉葬物品，除草篓外，再无他物。而此物质料，又大概为本地所出，亦显未受东方文明之影响也，惜余所工作只此一冢，而斯坦因在楼兰附近，柏格曼在阿德克一带，所工作之古冢，其情形与此近似者甚多。阿德克之DI冢，与余Lㄇ尤为接近。其殉葬之物品，不外毛织、皮革、树枝、木条之类，与余所拾大致相同。而余Lㄇ冢中不见树枝，毡帽上不盘红索，及饰鼬鼠皮，较为稍异耳。但此为繁简之别，而于人民生活状况初无有异也。又其埋葬之俗，露体裹毡，凿木为棺，复以牛皮，冢后树一木杆，则所有古冢皆同。此与较进化之埋葬法，已大异矣，此可注意者也。其次说到后者，柏格曼在阿德克另一区域，发现三座小坟地，在EI冢中发现之僵尸，为一年高富人，白须面窄，确为典型长头种人。衣黄绢外衣，边缘镶以红绸。CI冢中为一妇女骨骸，衣绸外衣，镶棕红绿三色边缘，袖长过手，袖绣各色条纹。并副带铁镜一，复以红绸。又有皮质及丝织小口袋。又铁剪一把，挂在腰际。颈上再挂有白色骨质佩饰一串。复次，再北行，将近库鲁克河南岸，又发现A冢，内尚保存颇完整的黄绢外衣，缘领露胸，系结于内，袖长而小，还有毡袜、高靴、皮裤之类注27。凡此诸冢，虽各个微有差异，但有一共相，即均用丝织物装殓，全幅带着东方文明，则此类古冢，必在汉通西域以后，无可疑也。至是否为汉人，则有待于人种学之研究矣。又此项小坟群，均在库鲁克河以南，及渐近于库鲁克河一带，与余发现之文明冢，相距虽有数十公里之遥，但均在库鲁克河流域也。例如余之Lㄋ、Lㄈ、Lㄋ冢，其埋葬方式，与柏格曼E、C等冢，大致相同，即同具衣冠葬者。不过余冢中所发现之殉葬物品，较为丰富，而表现文明，更为明确耳。尤其Lㄋ、Lㄈ之铜镜碎片，及漆木把杯与簪栉之类，与Lㄇ之殉葬物品，确为两个不同的来源。无疑的，一为土著，一已接受外来文明，生活遂有优劣之别耳。但余所发现之冢，均在库鲁克河北岸，正当汉通西域路线孔道。据鱼豢《魏略》所述，西汉通西域路线中道，经居庐仓，西北行，过龙堆，到故楼兰，即余所发现之古烽燧亭遗址地。再西行，沿库鲁克河，直诣龟兹，此为径道。而余所检查之文明冢，完全在大道两旁，其受汉文明影响，毫无可疑。虽Lㄇ亦在大道附近，犹留着本地土著之风尚，然余所发现仅此一冢，且亦不如阿德克古坟中之纯土著化。由此吾人所述汉通西域后，本地人已他徙，或渐被同化。因此一带已被汉人视为军事政治之重要区域，其柔土处或为屯田之地带，本地游牧生活已无可用其力也。反之阿德克在库鲁克河南约35公里，不当西行孔道。故本地土著人民，尚仍然保存其旧生活，游牧渔猎。如现今之罗布里克人，在生活上甚少改变，可为证也。
三、罗布淖尔古代遗址的考察
（一）汉烽燧亭遗址
方余在L地之工作古冢也，复派两组人四周探寻古迹，悬赏以待。一组毛拉等三人，向西南行，期以两日。一组猎户拉亦木东行，亦期以二日。余与脚户则在驻地工作。诸人于4月23日上午出发，下午大风忽起，尘沙弥漫，如同黑夜，当地人名此为黑风。余棚帐几被摧拆，至晚未息。想念出发诸人，均未带皮衣，现憩息何所，闻风声之怒嚎，远处诸人辛苦，不胜烦闷。次日上午，猎户之子归，告诸人无恙。未久，而毛拉等亦归，略拾铜矢镞之类，余心稍安。时大风虽息，而尘沙未减，遍地作黄色，寒冷异常。将晚忽瞥一骑马人，身披大裘，戴皮帽，猎枪横陈马脊，左手执缰，右手秉栉，踏蹀徐行，掠余帐而过。余异之，揭帐而视，非他，即余之英勇之猎户拉亦木得着胜利消息而归，欣喜之余，慰勉有加。而余在罗布淖尔最有名之发现，古烽燧亭遗址，随拉亦木英勇之姿而出现于世矣。
汉烽燧亭遗址，即在土垠平滩上（第一次、第二次路线图Lㄅ）。北距得格尔约175公里，位于北纬40°50′、东经90°处（此据同团陈宗器君所测），傍于海岸之三角洲，三面环水，惟北路通陆，形同肺叶。而此址即在其末端。四周土阜骈峙，如岛屿，如城郭。行人由西至东，或由东至西，至此城时，必须沿湖环行，越过土阜数重，方达到此址，盖已至湖泊之中洲矣。遥望海中土阜重叠，迤逦若断若续，似无数战舰，为避风涛之袭击而停泊于海隅者。风起沙飞，类同烟雾，白鹤翱翔于天空，鱼凫游戏于水上，洵为海中奇观。此处为孔雀河末流所汇，故为淡水。水极清澈，可饮可濯，过此皆为咸水，旅行家之往东西者，咸憩息于此，为通过艰险长途作准备也。此地适当汉通西域北道之冲，凡出入玉门关而至西域者，必须经此。以今揆古，其情实同。故当时在此设烽燧亭以护行人，乃必然之势也。
当余于4月25日之至遗址也，已近黄昏，不及视察。次晨兴起，尚未及盥洗，而余从人汗木多利、毛拉等，即以所捡古物至，铜矢镞、铜钱，各盈一握。余甚喜，即往检视遗址。在余帐棚之西，有城墙遗址一段，高0.60米，余三面均被冲刷。在南有长方形土台，高约2.5米，长5.8米，宽1.65米。上竖立木竿五，南北直列，高约3.7米。每竿相距约3.7米。木竿上端凿一方孔，疑为穿桔槔之用。尚有若干废弃木料横陈其旁，木上均有斧凿痕迹，或中凿一圆孔，或方木而中凿一槽，均长不及丈，疑皆为支持烽竿之用，类今之取水井架也。在竿之四周，尚有许多四方井穴，用柳条渗以木屑，编织为褡，复于井口，约1.3米建方，彼此相通为甬道。就其构造方面言，显然为古时烽火台遗迹。《汉书·贾谊传》注云：“边方备胡寇作高橹，橹上工作桔槔，头悬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按所谓橹，疑即木竿。桔槔即竿头所悬者。桔槔失，而竿头之方孔尚存耳。又《墨子·号令篇》云：“望见寇，举一垂，入境举二垂，狎郭举三垂，入郭举四垂，狎城举五垂。”按垂为附竿之横木，每有一竿，必有一垂，此处木竿五，即所谓五垂也。举垂必有兵卒，疑竿旁之井穴，皆兵卒避藏之地，如敌人来侵，避匿其中，免受敌人之攻击也，余在竿之两旁，曾掘二井，内满储沙子，无一他物。余于1934年第二次前往时，复掘其旁之其他井穴，有类似高粱之谷粒，已腐化结为干饼，或井中兼储食粮，亦未可知也。在台上南北部，各有房址一座。北房现已倾圮，墙基尚存，高约1.3米，重叠不规则之土块与碱块为墙。土块长约38厘米，宽约20.3厘米，厚10.2厘米，略作长方形，间以苇草。碱块长约40.6厘米，宽约25.4厘米等，形状极不规则，盖随意取诸碱滩中也。南房上复以柳条与木屑编成之屋顶，顶已倾塌，内满储沙子。余曾清理其遗址，捡残断木简一枚，现存“从事人姓名”等字。北面之房亦存墙基，上无覆顶，中无何物。又台之南北两端，略作斜坡形，疑为房址。掘其南端，至与台齐。悉沙灰土，别无他物，或因台土下倾所致也。在烽火台之东约百余步，有古房址一所。在一宽广平滩上，周里许，略作椭圆形。地为硝卤。在滩南枯木横陈，类似古时建筑遗构。东边似有墙壁遗迹，西边已被风水剥蚀，而作沟渠状矣。在此平滩之北，略与烽火台北端东西对值，有围墙遗址。叠碱块为墙，旁集苇草，长3米多，高约2米，形成弧状。中积沙成阜，高与墙齐。余发掘其下，出汉木简数十枚。墨书隶字，完整者，长八寸，宽三分，残整不一。一简有“黄龙元年”字样。黄龙为汉宣帝年号，距今已一千九百六十余年矣。又有“左部后曲候”“右部后曲候”等简，疑此地为“左部曲侯”所在地也。又在此苇草中，发现漆杯一件，椭圆形，长三寸五分，宽二十八分，高一寸。内为朱漆，外涂黑漆，里画几何花纹。又有木匣漆木杆之类，西汉之漆器，由此可见一斑。尤能使余满意者，即在苇草堆集中，发现古代之炬，长1米多，以苇草束之。炬，《说文》本字作苣，束苇烧也。盖见寇则燔炬为号，每举一垂，即燔炬一通，以燔炬之多少，示敌人之远近也。唐《兵部烽式》云：“寇贼不满五百放烽一炬，得蕃界事宜，知欲南入放三炬，蕃贼五百骑以上，放三炬，千人放四炬，余寇万人亦四炬。”（《白氏六帖》引）此以烽炬之多少，示敌人之多寡，与《墨子·号令篇》所述微别。要之此束苇为燔燧之炬，则无可疑也。又在烽燧亭之北，约数十步，有土阜一所。阜之倾斜处，苇草外露，似为古房遗址。余命小侯掘之，上层浮沙土，中层灰土，下层干沙土。木简皆在中下两层，在中层出“元延五年”木简一枚，元延为汉成帝年号，已至西汉之末期，而亦为余所获木简中最后之年代也。干沙倚阜处，岩壁屹立，中留灰土痕一线。知古时凿阜为墙壁，倚岩构屋而居。此处除发现木简数枚外，余无他物。由此而东，直抵海岸，地面因水冲刷，上阜鳞次栉比，在其不平齐之地面上，似有凿壁构屋遗迹，但大半已被风水剥刷净尽。除高岸处渐露修凿遗痕外，余已淹灭无迹矣。余第二次复赴罗布淖尔考察，在5月9日，到达余第一次所发现之古烽燧亭遗址。除采拾木简十数支外，又在烽燧台之南北两端，在高低不平之地面上发现东西相承之凿痕一线，其凿削处以在C处之土阜旁，最为显著。余在此掘拾《论语》残简一枚。其余凿土或浅或深，因土阜高低参差，以为凿削之标准。然必一线相承，底下平齐，宽度相同，显然为当时士兵屯驻之所。又知古时凿地为营垒时，其地平面必不如现在之不平齐也。由此，知当时屯戍兵士，栖息一孤零海岛，伏处壁中，北瞰匈奴，南防土寇，以维护东西过往之行旅。其坚苦英勇之精神，二千年来，犹历历如画，无任神往。
余在此前后两次所得之古物，除木简约七十余枚不计外，尚有铜件四百九十二件，铁器一十五件，漆、木器，及漆麻布计三十七件，丝麻织衣履残巾之属计三十九件，木竹杂器二十二件，料珠十二件，草具二件，以及骨、石、陶、玻璃等项，共计六百余件，皆为余一、二两次所获得者。均因时间促迫，未能尽量工作。或仍有埋藏地下，未经发现，留待吾人第三次工作者。然就此所获，于学术上贡献亦不无少补。尤其汉简，其数虽不多，而于汉代在西域之军事与政治情形，藉此可以窥见一二，而此地自汉宣帝黄龙元年，至汉成帝元延五年，共四十二年。在此四十二年之间，正值匈奴日逐王降汉之后，汉都护权力正盛之时。中国政治军事之威力，表现于西域，亦以此时为最著。由所发现汉简年代之指示，则此地在此四十二年之间，甚为兴旺，而汉文化之输入亦以此时为最盛。余在此所发现之其他古物，其年代亦由此可以确定也。在余所发现古物之中，以铜件为最多，大概皆散布地表，随手捡拾，非由发掘而得。但其三棱、实体矢镞及五铢钱，均作紫铜色，皆可表示为西汉遗物。尤其在烽火台附近，拾铜印一方，文曰：“韩产私印。”疑为一汉人名章，或即护守此烽火台之曲候亦未可知也。余若带钩弩机，及其他零铜残件，未可一一俱举。然由其所发现之兵器，可证此地在汉通西域线上，为一军事重地也。次及漆器：余在苇草堆中，发现漆杯一件，椭圆形，有两耳，以篫布为胎。内髹朱漆，外涂黑漆，形如小舟。古时称为羽觞。《事物纪原》云：“束NB232对晋武帝问曲水事曰：‘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曰：羽觞随流’，晋以来三月三日曲水流杯，即其始。”是羽觞之名，因在流水行觞，故称为羽觞。其形状亦象征小舟。在周时即已有此物。现在西北一带，及中原本部，发现类此之形制甚多，要皆以瓦为之，或以铜溜金为之，漆器尚不常见。日本人在朝鲜发掘乐浪郡王盱之墓，发现漆器甚多，漆杯形式与此正同注28。但内为木胎，外髹漆，与余器为纯篫麻胎者有异。此器形样完整，颜色鲜明，如同新作。汉代文明遗留于东西边陲者，当以此为最精矣。其次为漆木匣，以木为质，夹篫髹漆，形式颇为坚固，但用途不明。又漆木杆一根，上有“卅六”二字。其次若漆木片、漆麻布，皆足以表现汉代已知髹漆为坚固防腐之良剂，应用于许多器物矣。
其次则为织品，及珠玉杂品。或则散布地表，或则埋藏于苇草之中，随余清理古遗址而出现。但此地为汉人在此设立之烽火台所遗，衣履当为汉人服用之物。检查其遗物之中，吾人可得一总观念，即所有织品，以毛麻为大宗，丝织品次之，棉布则不一见。由此可证汉时中国尚无棉织品也。《南史·高昌传》，称高昌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ND83E，名曰白叠子，国人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观其所述形态，极类棉布。但中国之有棉，自魏晋以后，或自西域传来也，至于丝麻，则中国发明独早。汉王逸《机赋》云：“帝轩龙跃，桑叶是创。仰揽三光，悟彼织女，爰制布帛。”《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是中国以丝麻制为衣裳，传说始于黄帝。至汉时已臻精巧。随汉国力所及，流播远方。余写至此，须连类述及汉与西域之交通。《汉书·西域传》云：“乌弋地暑热莽平，其草木、畜产、五谷、果菜、食饮、宫室、市列、钱货、兵器、金珠之属，皆与罽宾同。”又罽宾条云：“国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珠玑、珊瑚、琥珀、璧流离，它畜与诸国同。”又云：“自玉门关出南道，历鄯善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转北而东，得安息。”《汉书·西域传》又云：“安息东与乌弋山离（东当从《后汉书》作南）接，西与条支接，国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武帝始遣使至安息。过数十城，人民相属。因发使随汉使者来观汉地。”据上所述，是中国与安息在汉时交通已臻繁密。而安息多商贾，则中国货物，因安息以运至西方各国，而条支罽宾之货物，亦因安息以运至东方，此为极可能之事。但汉时通西域之路，在西汉时多行径道及南道，后汉则辟南北二道，而径道转湮，故罗布淖尔为东西通往所必经之地。此烽火台又当径道之冲，则安息贩运财货亦必须经过此地，而东西货物之遗留于此地者，乃为当然之事实。吾人据上所述，中国货物则以丝麻为大宗，西域则以珠珀为商品。由是言之，则此地所遗留丝织残件，及珠珀杂件，无疑的皆为古时东西各国所遗留之文明结晶品也。现欧洲人称古时罗马人常贩丝于中国注29，经行中国通西域古道，因称此道为罗马贩丝之道。但此路由张骞首凿，武帝随通，故东西人民，由此交往，安息不过藉其通衢以行商贾耳，无可惊异之处也。
（二）汉代古道及住宅
当余等第二次旅新时，在古烽燧亭工作完毕后，猎户称由此往北约近2公里，有大道遗迹，类似古道。两旁常有铜钱散布。于5月14日下午3时，使猎户导之前往，向北偏东20?行，4点，遭遇古道于坚刚盐层开处，中显白色泥痕，宛若辘轳，刮磨光平，显为往来人迹所遗。由西南向东北，蜿蜒屈行，或在山坡，或在平地。吾人遵道而行，一若二千年前，发自玉门西诣龟兹之故态。盖舍此道外，再无他路可行也。道两旁时有五铢钱，及零铜件，与玛瑙之属，必为当时行人所遗。然由此亦可证明此道为二千年前往来之人所经过之大道也。天晚仍南行，驻于积水之旁。
15日，仍驻此地，余单骑偕汗木多寻觅古迹，在大老坝北岸之土阜上，觅得古址一所（第二次路线图LГ、LТ）。在一倾圮土坯中，显出苇草。即发掘其下，出骨器五件，草具五件，有一骨片作椭圆形，上端磨光，似经长久之使用者。因上端略尖，疑为割切之用。有二片为长方形，系取鸟之腿骨，下端削尖，用法不明。或头上之饰物也。有一牛角，想为当时人陈液体之物。又有针状物，或为穿孔之具。其他草具，类皆以芦草编之。最可异者一以芦草为茎，下附椭圆形之泥捶。一以芦草编为蓑衣。一束芦草为裝，缠以藤绳。又有泥杯及纺车等。凡诸此类，皆表现初民生活之形态。由其取鸟兽骨为器具一点观之，其人民必尚为渔猎生活无疑也。复北行，又与古道会。沿道西偏南20?行，在土阜之旁，五铢钱散布地表，俯拾即是。归而数之，得六百余枚。但无居住遗迹，其为行人所遗无疑也。16日，全队出发，仍沿古道行。满地均为盐壳所覆盖，惟波浪开处，时显古道，平坦砥直，实不觉若何困难。然古道时隐时现，几令人目眯不可捉摸。及至库鲁克河之末流，又拾五铢钱及铜矢镞之类，则当时沿大道往来之人，已极臻其繁密矣。再西沿河畔行，时有陶片铜件，但不见古道，疑此后为居民聚住之区，古道渗入村中，遂湮其痕迹耳。
当余第二次抵孔雀河边也，因黄驼病足，牧放于此。而孔雀河边之青草馥郁，红柳丛生，足以饱余驼而无待他求。及余之返也，余驼无恙，且健壮焉。乃巡视四周遗迹，流沙开处，时露黑红陶片。此地古时必有居民麇聚于此。由余放驼处东行，果觅得古渠旧迹（参考罗布淖尔第二次考察路线图Lㄍ）。宽3米余，高者约0.7米，直通于河，则当时引河水灌地情形，至为明显。渠畔布陈黑沙陶片，显为当时居民所遗。在北有沙碛堆二区，周里许，胡桐丛立，虽已枯槁，犹能表现当时人烟之稠密，社会之繁荣。一沙堆上，有古房二所，编芦草为褡，中夹胡桐叶，覆盖其上。下有木梁及柱以支持之。均取天然之胡桐，略加斧凿而成。形式虽极简陋，但当时人民居住之痕迹，由此可见一斑。在此一带，黑沙陶片极多，有一陶器残底，凿七孔，类古陶甑，或为花盆底部。然无论其用法若何，必为先民日用之器无疑也。再由此西行，在河边拾铜镜碎片，及陶片。约行20余公里，抵河之北岸，有一柳堤，即余毛拉所觅得者。由余毛拉夜露宿于此，得一神秘之幻觉，疑此为一有名古城，即本地人所常称之喀达克沁，归以告余者也。余次晨巡视一周，乃一长形之柳堤。西南东北行，长九百五十双步。下为土埂，上覆柳条，旁栽柳条一线。宽1.9米，高0.8米。每隔1.7米，竖植胡桐一根，高5.4米。其附近即有一四方土台，不知当时何用。其旁有枯胡桐倒地横陈，上有斧凿痕迹，似为当时建筑之用者。西属平原，东临干河。河岸高30余米，干河川中，青草馥郁，距有水之河约2公里，水大时，尚浸润及此。盖库鲁克河之东流也。自此往西约2公里地，转生支流，一支屈向东南流，即现有水之河是也；一支东北流，即沿山之干河，即余等来时所行之干河岔是也。疑当时东北支水势甚大，而东南地势平坦，可以种地。故筑堤障水，使水东南流灌地。现在东南旧河川甚多，而东北支则久已干涸无水矣。现水复故道，亦入东南支。由其堤障之遗迹，可以明了也。吾人抵此欲在此寻觅古地及古物，终不可得，但在此堤之东南约3至7公里地，时觅得零铜件及玉器之属，则当时居民必麇聚于此堤之东南，及大河两旁垦殖地无疑也。而此堤则为大河之龙头耳。又西2.5公里许河北岸枯树鳞比，在河之分岔处，亦显露以芦草编制之房顶作圆形，而河对岸似筑有类似之柳堤。但因余无舟，未能渡河一观，然度此地必为当时垦殖重地无疑也。余写至此，引《水经注》述楼兰故事二则，以资参考。《水经注》叙注宾河时，述其屯田之事云：“敦煌索劢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人，横断注宾河。河断之日，水势奋激，波陵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欢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注30按此记虽近神话，但屯田伊循城，亦见《汉书》所记，不为无因。不过伊循今之密远，其屯田地当在此处之南。此言屯田楼兰，当在其北，决非一地。然筑堤断流，引水灌地，为当时屯田之遗法，至今犹复沿用。是此地河旁之柳堤，为汉屯田时所筑，固无可疑也。《水经注》又云：“河水又东迳注宾城南，（按南当为北，因上下文而误，注宾城当因注宾河得名，注宾河为南河之末流，北河不得反出其南。）又东迳楼兰城南而东注，盖莦田土所屯，故城禅国名耳。河水又东注于ND836泽。”董祐诚《水经注释地》曰：“楼兰田土屯此，非楼兰治所也。”是汉在北河北岸，有屯田士卒，或因楼兰南迁，而汉袭据其地以屯田，故云城禅国名。以地望言之，屯田地应在库鲁克河北岸，当河水入罗布泊之西。按库鲁克河北岸，除此地有宽广柔土可耕殖外，余均非屯田之所。故余疑当时屯田地，当在此堤之南。则此处柳堤，亦必为当时田卒所筑，断河流引水以灌地者。现余等在此南所拾之玉器及铜杂件可为当时有居民之证，惜其遗迹湮没耳。总之，汉通西域，其政治军事上之组织，以屯田为惟一政策。据《汉书》所记，除轮台、渠犁有田卒数百人外，又车师、莎车均有田卒。今余又发现楼兰之屯田地，则当时西域三十六国所有柔土之区，类多有汉人田卒。则因屯田而发生之文明，例如货币及小工艺之纺绩木陶诸业，当亦同时发展。由现南路各地所散布之遗物，可以证明其然也。故汉通西域，在西域文明史上另划一时期，当无人能否认也。
（原载《罗布淖尔考古记》）
伊犁考古调查简记
伊犁之名首见《唐书·突厥传》，称为“伊丽”，实为“伊犁”之异名，在我国极西北部，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萨克自治州。民族复杂，以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为最多数。解放后建立以哈萨克为首的自治州专署统12县，人口约40万左右。除精河、温泉、博乐在博尔塔拉河流域外，新源、特克斯、绥定、尼勒克、察布查尔、伊宁、霍城、昭苏、巩留9县均在伊犁河流域。南北有大山，伊犁河流贯其间，水草丰盈，花果满地，故古有果园之称，为历来游牧民族争逐之地。首见于史籍记载者为塞种、大月氏。塞种自西来；大月氏由东往，匈奴、乌孙接踵而前，莫不以此地为乐土，繁殖生息其间而留其残迹。前者以乌孙据此时间较长，与内地关系亦多；稍后者，则为突厥、突骑施、契丹、蒙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内地皆有不可分割的历史关系。故我们研究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历史，伊犁是一个重要区域。
我们到伊犁考察是在1958年7月初，同行者有赵信、阿克尼牙子、努尔毛拉三位同志。于7月8日由乌鲁木齐市出发，在石河子逗留了五天，考察了莫索湾的古迹，再西行经乌苏、精河，12日到达伊犁，开始工作。共调查了伊宁、绥定、霍城、特克斯、察布查尔、昭苏6县，至8月11日返回乌市。经历共一个月零五天，旅行了3856公里。发现古城十余座，玛札寺庙数处及古冢石雕人像等若干处。兹择要分述如下。
（一）古城
我们此次调查所发现的古城除沿途不计外，属于伊犁区者共11座。除清代所建或情况不明者外，比较重要的约有4座，今分述于下：
1.吐鲁番吁子旧城
在伊宁市东北约26.2公里处有两个旧城，一名“阿脱诺克”，译为大金场；一名“克其克阿脱诺克”，译为小金场。因在1936年盛世才统治新疆时，设金矿局，到处掘挖古城寻觅金子，故名金场，并非古城原名。
大金场旧城在吐鲁番吁子村旁，被附近的园林房屋所包围。城中蔓草丛生，中间有一大道横贯城中，辟城为两半。城墙已不可见，现仅存墙基，略作方形，周约1400、高约1——5、宽约2米左右。现城中因被矿局破坏满呈沟渠状，所有建筑已无一存。城中散布有夹砂红陶片，也有上划水波纹的灰陶片。据本地人说：城中曾出现过陶缸；1953年新疆文物调查组曾在城中发现一件陶灯，据说是唐代的；还发现过阿拉伯文铜钱。我们在城中也发现同样的两个半边铜钱，也许是回鹘或蒙古统治时期所通用的一种钱币。根据这些铜钱和陶片，此城在8世纪前后可能又有了居民，直至13世纪还继续存在。
小金场旧城在大金场旧城东北，相距不及半公里。但我们在勘察时，因限于水，遂分两段观察。城在一高原上，北紧靠北山有吉尔格郎河南流于旧城的东面，靠旧城有一深沟，宽50、深约6米左右，据本地人说是农民取土及山水冲刷所成。但在断崖间露出板筑痕迹，可能是古时建筑遗存淹埋于地下者。古城遗址即建筑在断崖上面。城墙已倾圮，步其基址，周约840、宽约2米。城中陶片大部分为夹砂红陶，与大金场旧城同，但也有红底黑花彩陶片，我们采集了两片。因此，我们认为此城出现或较大金场旧城为早，它的最晚年代可能在公元前3——2世纪。但我们在这两个旧城都没有作较细的发掘工作，地下情形怎样，我们不知道。是否为先后所筑，或同时所筑而有先后两期，均有待于将来的发掘来作答复。现仅就这些极少数彩陶片的分布路线来说，东自哈密、吐鲁番、焉耆，西达库车、拜城、伊犁，东西形成一线，对于研究彩陶的来源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
2.磨河旧城
在绥定西北7.5公里有两座旧城：一名“塔基”，即清初所建伊犁九城之一的塔勒奇城。南距伊宁约55公里，城墙遗址尚保存完好。周约1564米，合1.5公里余，与《西域图志》称在伊宁北120里建一小城塔勒奇城周3里之说吻合。一名阿脱洛克，在塔勒奇城北2.5公里。北依塔勒奇山，南临伊犁河，隔一沙岭到伊宁，中起平原，城即建立于平原上。东南两面有一较深河床，宽约100余米，深约60米左右。青草葱绿，沟中有一小河流，建独木桥以济行人。《西域水道记》称为磨河，即乌里雅苏图水之东支，城即建筑在河岸上。城略作方形，周约2282米。城墙为夯土所筑，间有存者，高约3.4、宽约2.5米。东西开门，门宽约4米。在城的西门外有土埂一道，疑是城的外围，但其他三面不显。城内外散布有许多红陶片。因城中被矿局破坏，满是沟渠，城中建筑已残毁无遗；陶片亦被堆集，失去了原来分布形势。多数陶片均为轮制，亦有红陶片上刻水波纹，亦有器口沿部作隆起三角纹或卷草纹。根据陶片纹样和制作似为8世纪前后遗物，相当于唐代。《西域水道记》卷四亦记载此城，谓ND122地者多得明珠瑟瑟之属，残瓷断瓦，五色玻璃，布散径路，有得碎玛瑙者，上镌细字近于回部书，文献无征，莫知其由。我们在阿力麻里城亦得此玛瑙，上刻阿拉伯文字，认为是伊斯兰教入新后，人民所用之装饰品。如此城所出与阿力麻里城相同，则应是13世纪前后遗物。因此，我们认为此城活动时间较长，可能自8世纪至13世纪，此城仍有居民，与吐鲁番吁子旧城情形相同。
3.阿力麻里城
这是一个古城的名称。现本地哈萨克称此城为“阿勒泰”，维族称之为“阿脱诺克”，皆是出金子之义。由于盛世才时期设金矿局在古城中挖金子而得名，与吐鲁番吁子旧城塔勒奇北旧城情形相同。
城在霍城县东北10.7公里，北依克干山南麓，有克干河流于城东转南。现无城墙，但城的范围甚大。据本地人说：北抵克干山，南到克干色依，东至吐呼鲁克马札，西至卡纳威，东西5公里，南北未量，当不止此数。据本地人说：周约25公里左右，城中已开垦成地，麦穗栩栩。城中建筑，已不可见，但有不少高高低低土丘，测其一，周约3.1、高约1米左右。城中间有一条石铺路，据说是盛世才时代的公路。城中间有红陶片，但不多，曾出土无孔金银钱及石刻、陶器等。我们曾采集石刻3块，有的上刻十字架及叙利亚文字。又购入无孔银钱4枚，上刻阿拉伯文字。又在阿勒泰村一农民家中见一小口鼓腹陶缸，红胎外涂白灰面。我们又觅得一玛瑙饰品，上镌阿拉伯文字。根据银钱上所铸的年号，经专家鉴定为回历727年即公元1327年，显然是蒙古人统治新疆时代所通用之货币。因此则遗址在14世纪时亦必还继续有人居住。
上述石刻三枚，均刻有十字架及叙利亚文字。以各地出土带十字架古物为例，石刻应是基督教传教士所遗留的纪念物。据意大利人巴拖罗谋在14世纪末叶著《圣徒传》，详载西班牙传教士巴斯喀尔受命往察合台汗国阿力麻里城宣道，被回教徒所杀的事迹（张星NFEC4：《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252页）。现石刻上文字尚未译出，不能证明是否即是巴斯喀尔等所遗留。但此城中在14世纪中叶有基督教徒在城中传教是一事实；而此城即元之阿力麻里城亦可得一证明。一说这是12——13世纪时乃蛮部落中景教徒墓石。但在14世纪蒙古人占据此地时，亦有景教徒在此宣教。现此城无城墙遗址，由于13——14世纪时战乱相寻，又经历年农民取土破坏，城墙早已不存了。
4.海努克古城
旧城在察布查尔县海努克乡北偏东6.6公里，在伊犁河南岸草滩中，距伊犁河约5公里左右。城墙遗址尚存。现本地人称为阿脱诺克，名称来源与上述数城相同。原名当作海努克，或作喀亦诺克，现地名海努克乡，盖由古城原名而来也。
城为内外两重。内城作长方形，城墙尚存断续残壁，南墙与北墙等长，每面约431米，东西墙每面为390米，墙高约2.05米。夯土所筑，版厚约12厘米。城北隅略存建筑遗迹，他处全被破毁，满呈沟渠状。外城城墙无存，现仅存一土埂，周约2275米。在北西两面有一小河，绕城而过，疑为当时护城河。东面也有一小河东南流，惟城的南面不见有河流。城中陶片及铜、铁件甚多，皆被矿局搅乱成堆聚状。略加检查，以红胎面涂青色陶衣的陶片为最多，亦有红胎面划水波纹或弧线纹，大抵皆为轮制。又采拾有上镌阿拉伯文字的无孔铜钱及铜件等。在城内外还有少许元、明磁片。又农民在城中拾一玉石印章，上镌篆文“公生明”三字，这是用《荀子·不苟篇》语，今出现在新疆古城中诚为难得，但时代恐不甚早，或是明、清间遗物。据说，另有一印章已遗失了。
我们根据这些遗物，虽无直接证明此城年代的遗物，但就阿拉伯文铜钱与陶片作推论，可能与霍城阿力麻里大城时代相同，而为13世纪前后之遗址，直至清初又恢复它的活动。据昭苏一喇嘛云：此城原名喀亦诺克（按即海努克之译音），原为蒙古人所居，以后，准噶尔人来伊犁亦居此地。按蒙古喇嘛所说蒙古人疑是指察合台汗国后王阿鲁忽领地。多桑《蒙古史》云：阿速台率第二军继至，渡伊犁河取阿力麻里并及阿鲁忽本人之领地（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一章，第306页），海努克正在伊犁河南，为阿鲁忽本人领地，故阿速台渡伊犁河往取之。至清代，准噶尔亦以此地为政治及宗教中心区。《西域水道记》引《西藏总传》云：“初厄鲁特崇黄教，噶尔丹策凌建都纲于伊犁河滨，北曰固尔札，南曰海努克。都纲者，大寺也。谚称固尔札为金顶寺，海努克为银顶寺。”现银顶寺虽不存，而其遗址可能即在此城中也。
以上，仅就踏查现状作一简略报告，至关于各城的历史问题，拟另文论述。除此外，我们在昭苏尚见了两个古城：一名木札尔布拉格，在木扎提河旁，北距特克斯台（即下台）19.2公里，以时间过晚，不及细查。一名努哈托罗盖古城，在特克斯台西南，距特克斯台约42.2公里。城墙无存，现仅存墙基周约1430米。城作方形，外有城壕，城中建筑无存，所分布陶片亦不多，仅拾到几块红陶片，时代不详，本文从略。
（二）寺庙
我们在伊犁发现寺庙数处，今举较大的两处言之。
1.金顶寺废址
此是汉名，维族称为“孔塔已”。在伊宁市东北郊3.6公里，位于高岗上。麦穗栩栩，建筑遗迹已不可见。但隐约可见一方形土台，周约700米左右，高约3米余，残砖、瓦颇多。我们采集了一绿色琉璃砖残块，上刻一怪兽面。又拾一佛坐像，头部残缺，细腰袒胸，盖为喇嘛寺中常见之塑像供品。因此，亦可决定其为喇嘛教寺庙废墟。《新疆图志·建置志》云：“伊犁旧有佛寺噶尔丹策凌兴建固尔札寺，俱为喇嘛坐床之地，后毁于火。乾隆二十七年建小堡于其地，曰固尔札，在伊犁郭勒北廿里。乾隆廿七年筑宁远城于东冈上。”（《图志·建置志》二，第34页小注）
按现伊宁市维族仍呼为固尔札，则伊宁市东郊之遗址，必为噶尔丹策凌所建之固勒札寺。今所见之方形土台必为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所建之小堡。在遗址北面尚有一范围较大之遗址，名托卜墩。地面亦有陶片及残砖瓦散布，或为固勒札寺初建之遗址也。汉人呼为金顶寺，传说寺庙屋顶以黄金装饰，故名。
与金顶寺对峙亦准准噶尔所建者曰银顶寺。《西域水道记》引《西藏总传》云：“初厄鲁特崇黄教噶勒丹策凌建都纲于伊犁河滨，北曰固勒札，南曰海努克。……都纲者，大寺也。谚称固勒札曰金顶寺；海努克曰银顶寺。固勒札都纲为阿睦尔撒纳所毁。余宿海努克军台搜访遗纵，台南里许，小阜隆起，残刹数椽，颓垣断壁，丹青藻井黯淡犹存……。”（《西域水道记》卷四，第20页）按海努克现属察布察尔县一区海努克乡，为区政府所在地。在海努克乡北偏东约6.5公里，有古城一座，维名阿脱诺克，即上文所述之海努克古城。在古城南约2公里左右有一小城，作正方形，土坯所砌，周约240米左右，墙宽约3米，高约80厘米。城中光平，已无房屋建筑遗存，疑为古时庙基。但曾在小城中拾一半边镌阿拉伯文无孔铜钱，显然非清代遗址。又无如徐松所说的“颓垣败壁，丹青犹存”现象，显然非准噶尔所建之银顶寺。一说银顶寺即建筑在海努克古城中，城中尚有明、清磁片可证。因盛世才时代金矿局在城中挖金子，建筑悉被破坏，致失其痕迹，也许可信。
2.大西沟中石窟寺
大西沟在霍城县东属四区二乡，距霍城52.5公里。石窟有三座，均在沟中，阿赫苏山腰。洞口向西南，原为已崩圮石洞，后人在洞中续有所修建。
第一窟（西洞）中间宽约24.5米，深17.5米。中间有一方形六级土台，高2.48米，疑为佛座。洞壁崩圮，在半壁间有后人建一所围墙，或是驻兵防卫之所。土台西有土房一间，土坯所砌，亦为后人所筑。
第二窟中间宽35米，深21米。洞西有土房三间，土坯所砌，草泥抹平，白灰粉饰，墨绘人物花草鸟兽。洞东壁有一土台，上有佛塑像腿部七具，台南有一佛龛，旁绘人物花草，已模糊不清，中间泥塑，亦已脱落。
第三窟（东窟）宽约14米，深约6.3米。在护墙壁东头墨绘龙云等物；西壁有墨笔题识云：“鬼伏神欣正果成，猿熟马训真如见”十四个大字，不具人名及年月日。
以上三窟倾圮过甚，就中窟东壁残存塑像腿部七具来说，可能是佛教寺庙中所塑之七佛像，因而也是佛寺。但它的时代决不很早。徐松作《西域水道记》叙大西沟水，尚未提到有佛寺，可证寺庙修建尚在清道光以后。中窟、东窟均有墨绘人物花草龙云等，或是近人所绘，就寺庙修建为避暑胜地。一说为道观，但亦无确据。
（三）古冢
伊犁昭苏、察布查尔两县草原上散布有若干土冢，排成行列，大小高度不等，俱作梯形。表铺鹅卵石，极类似陕西汉、唐陵墓，兹将已勘查者略举于下。
1.昭苏土冢
共有三处：下台乡（柯尔克孜族乡）距下台沟口3.2公里，在附近草原上有土冢，大者12个，小者甚多。我量了二个，一大一小，大冢下脚周约253.4米，高7.1米，坡度29——16米，顶平，周约11.2米。小冢周约11.2米，高3.20米，平顶，周4.2米。在下台沟口有大冢三座，量其一，下脚周约245米，高约5.75米，坡度23米，顶平，周约56米。每冢均为梯形，外面均铺有鹅卵石，顶有建筑痕迹。在昭苏三区二乡萨克阿甫附近有若干土冢，南北排，一排5个，一排3个，外有方沟绕之。在西北又有两排，一排11个，一排8个，冢外围有圆沟绕之。每冢均铺鹅卵石，与下台沟口同，此是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同志所述。
2.察布查尔土冢
共有二处：索腾布拉格土冢在二区区政府所在地西4.8公里，有土冢12个，中间为一大冢，周约84米，坡度12米，高约90厘米，面铺鹅卵石。周围另有11个小土冢，量其一冢，周约45.5米，高约40厘米。在土冢之北约7公里处，又有土冢10余，分两行排列，大小不一，上铺鹅卵石。康乡土冢在康乡西3公里处，又有土冢6座，南北排列，在草原上，顶平，表铺鹅卵石与下台同。我测其二：大冢周约126米。顶平，周约70米，高约2.5米。坡度9.6米。冢周围有双线立石群环绕，周约196米，宽3.5米。距冢约15米左右，在立石群南边有大立石数方，疑表示墓道也。小者形式与大冢同，周约84.7米。顶平，周约50米。外围立石，周约112米。高度及坡度未量。
以上各冢，虽大小不一，但有一共同点，即均作梯形，顶平，周围铺鹅卵石，冢与冢之间作有意义排列。尤其萨里阿甫附近，每冢外围有圆沟或方沟，康乡土冢外围有双线立石群，皆是有意义的做法。我们根据有些古冢，例如吐鲁番三堡和雅尔湖古冢，每每上面堆砌石块及冢外有围墙，认为这也是古冢。又据《隋书·突厥传》称突厥有在墓前立石以记杀人多寡之习俗，因此我认为这土冢，周围立石群即死者纪功的标志。又因其每冢均作梯形、顶平，与陕西汉、唐陵墓极相类似，以古代在此地活动的民族来观察，认为这些土冢也许是乌孙或突厥族贵族陵墓。当然，确实的判断，仍有待于将来的发掘。
同时尚有二处疑非古冢，一在布拉克巴什，属昭苏阿赫苏乡，有土冢三个，亦作梯形，量其一，周约175米，高约2米，顶未量，四周下铺鹅卵石，散布在草原上。据引导人云，这土冢曾掘开一个，出现许多烧砖。我们曾查勘了一已掘土冢，全为沙土堆集，坑中有木架梁及苇草搭，疑是后来羊户所做，以避风雨者，冢中不见任何遗物。一在昭苏阿克牙嘴沟口外往北约5.4公里草原上，有一土冢，周约80米。在土冢前面约20步左右，两旁有土堆，内有红烧砖平铺地，一砖作弧形，一砖上溜黄色流汁，显系被火烧过者。
以上二者，前者我认为是沙阜，外表不铺石，堆集又不规则，疑为后来风沙所组成；后者我认为是古建筑遗存。又据新疆博物馆李遇春同志谈：在阿克牙嘴沟口内有红烧砖及三角砖累砌的遗迹，我疑也是建筑残迹。沟口内之三角形烧砖，沟口外弧形砖，或均是建筑圆形物或半圆形物所用，但是否与古冢有关，及其真确时代均有待于将来的发掘。但我们根据弧形砖及三角砖与城固张骞墓厚薄砖比较，两者疑系同一用途，而为纪元前后遗物。
（四）石雕像
我们在伊犁共觅出石雕像四处，其中在昭苏有二处是石雕人像；在霍城有二处，一是人像，一是动物像，大都是在原石上用极简单线条刻划而成。兹分举于下。
1.科达和尔石雕像
在阿赫苏四区区政府向下台公路上，距区政府7.4公里，在一个山沟口上，地名科达和尔，为蒙族牧地。在丛草中有石雕人像二，面向东，南北行列，相距约500米左右，一直立着，一稍歪，俱用一长方条石在石上端刻划人像头部。在北的石雕像高130、宽30厘米，上雕刻人像头部，眼耳口鼻俱甚明晰，无须，唇厚，口方，据说为女像。在南的石雕像高38、宽36、厚25厘米，上刻划人像头部，面目甚清楚，有八字唇须，口作合字形，据说为男像。以上两像，均在大路左畔，面向东。据说由此进沟，过冰大坂可达南疆阿克苏、拜城等地。
2.阿克牙嘴石雕人像
此地名斯木塔石，属阿赫苏四区，距四区区政府26.6公里，北距昭苏县城60.8公里，石雕像在阿克牙嘴沟口，南北行列，直立草地上。在北的石雕像利用长方石条浮雕全身人像，高140、宽47厘米。原头身断为二，我们摄影时结合起来。头高56、厚34、鼻长23厘米，横眉，三角眼，长鼻，合字口，唇须作八字形。身衣缘领开颈小袖衣，右手抚刀，刀鞘脱落在地，左手曲置胸前，手执一杯形物，雕刻颇细。由此像往南约700米左右为在南的石雕像，高110、宽28、厚26厘米，仅用线条刻划头部，高44、宽26厘米，面目尚可见，身部被剥蚀无法知其全像。时大雨不止，未及摄影，殊为可惜。后李遇春同志在沟口内拾一石雕人像，一手执刀，一手执物，与我在口外所见者同，唯我所见石像面作长形，彼处石像头作宽面为异耳。关于此类石刻，除伊犁区我们所见者外，在伊斯色库尔沿岸也有类此石刻。据《西域水道记》云：“扣肯巴克水东近淖尔岸，有城堡遗址，石翁仲一，偃仆草中，著巾佩剑，右手抚剑，左手当胸，若捧物状。石已残泐，莫知年祀。”又云：“西行四十里乃海北岸。其处翁仲无虑数十，嘉庆十七年索伦营领队福勒洪阿行边至此，作诗……盖古勃律君长葬地，或有陪葬如唐昭陵制欤？”（《水道记》卷五，第8页）后者虽未言翁仲形貌，但既称翁仲，必与前同。由于着巾佩剑左手捧物姿态，完全与阿克牙嘴沟口相同。由此而知此类石刻之分布，除伊犁外并及依斯色库尔一带也。又此类石像又见于蒙古及阿勒泰等地，其全身人像与伊犁石像大致相同，是此类石像分布至为广泛，而为古代游牧民族在墓前所常用之标志也。
其次关于年代问题，因为石像本身没有题记表示它的真确年代，今仅就它的形貌佩带及雕刻作风作相对的推论。此类石像不仅见于新疆境内，在西伯利亚、阿尔泰、蒙古均有类此石雕像的发现。据苏联学者叶甫琴赫娃研究阿尔泰山区石雕像结果，肯定它们的年代是在7——10世纪，并指出是出自阿尔泰的鄂尔浑突厥人（Л.波塔波夫《南阿尔泰人族源概述》，《民族史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我们又看到了他所发表的石雕像图片（《苏联考古学资料和研究》第24号72——120）与伊犁所出石雕像大致相同。他们根据发掘品并参合中国史书《突厥传》作了推论。但所引文字与原文稍有出入。《隋书·突厥传》云：“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但波塔波夫引作《唐书》，查新、旧《唐书》均无此文；又作“富人葬仪，在死者墓前立死者形仪”，与原书“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意义完全两样。不过可能“屋”是一个错字，按汉语法“屋”不能言立，且当时游牧民族尚住毡帐，由于上文“停尸帐中”可证，此处言屋显然是史书作者不知实际情形妄改。但原来是一个什么字呢？波塔波夫在他的《南阿尔泰人族源概述》一文里引鲁布洛克的话说：“钦察将死去的人埋在地下，上面堆成一个大土堆，对着坟堆修起一个木像，面向东，手里拿着碗。”他接着说：“上述7至8世纪阿尔泰突厥人之石雕像，就是阿尔泰钦察人在8世纪仿照画像做的。”（《民族史译文集》，第100页）又据新疆文物调查组1953年材料：“在昭苏叶森培孜儿草原上发现许多用卵石排成的方阵，石人就在方阵的东边，面向东，无题记，在石人后边还有用卵石堆起的石堆，形如墓丘。在叶森培孜儿东8公里也有类似石人和墓葬。”我们根据上述材料推测，可能最初在死者墓前是用木雕像，8世纪才改为石雕像。《隋书》作于唐初，书中叙述的突厥是6世纪后半期和7世纪初期的历史，可能还是用木料图画死者形仪，因此《隋书》“屋”字应是“木”字之误。而伊犁这些石雕像手中所持杯及其形仪完全同于阿尔泰石像，可能也是7至10世纪遗物。同时突厥民族在8世纪前后分布在伊犁及依斯色库尔湖一带，伊犁为其政治中心之一。因而留其残迹，极为可能。故我们判断这些石像是8世纪前后突厥民族所遗留，不能谓为不真确。
（五）霍城
1.霍城石翁仲
此石现存霍城县署。据说石像原在小玛札东北昆带山大石头正北，地名库鲁斯，后农民搬移至小玛札，后又由小玛札移置县署。原有二石，此石是女像；另有一男像，送乌鲁木齐博物馆保存。石高85厘米，宽40厘米，厚30厘米，两手合捧一物置脐下，两乳突出，面部眉眼鼻口颇清晰，无须，据说是女像。从石刻作风来说，与内地墓前普通石翁仲相同。面圆眉目口鼻均表示为东方人形貌。因此，它的时期较苏昭石像为晚，相当于宋、元之间产物。据说在附近还有土墩及蒙古人兵营遗迹，如然，则此石像或相当于元代也。但两乳突出，不具盔甲，仍保持着西域本土风格，时代或许要早。
2.昆带山岩石刻画
昆带山距霍城县17.5公里，石在半山腰，地名塔木达什，俗称大石头。在一岩石上凿成似字非字，似画非画形象，例如等等，形同牛、山羊、马之类，必为游牧民族所刻绘原始图画，象征他们的牧群。西北考查组在特克斯东约16公里处唐木洛克塔石亦发现岩石上刻画，有山羊、鹿、狼等物，同时，尚刻有蒙古文字，可能是蒙古时代所刻。但此类岩石刻画，新疆境内如昆仑山中及天山山中亦有之，不必均有题识。如是唐木洛克岩石所刻蒙古文或系以后所刻，与原刻画非同一时期所为。总之，我们关于此类材料很少，将来俟有更多的发现再作较详评定。
（原载《考古》1960年第2期，篇名《新疆考古的发现————伊犁的调查》）
1957——1958年新疆考古调查简记
这一次的新疆考古队是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到新疆后承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派了六位干部参加工作（有五位是少数民族），于1957年9月开始至1958年8月止，共调查了5个专区、2个自治州、24个县、2个市。调查了古城、遗址及寺庙约127处（内包括古城58座），并在焉耆、库车作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为丰富。现将工作概况分区说明于下。
一、焉耆专区的调查与发掘
焉耆专区现改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包括和硕及和靖、焉耆自治县。四面皆山，北、西为天山，南、东为库鲁克山；中为博斯腾湖；西、北两面隆起大平原，海都河流贯其间。古代的危须、尉犁、焉耆三国分布在海都河沿岸及博斯腾湖的西北边。其初都是小国，到魏、晋以后，危须、尉犁并于焉耆，而焉耆始为大国，东与高昌接，西与龟兹接，南与鄯善接，北界天山，而与匈奴、乌孙为邻。
（一）调查
我们到达焉耆后，共调查了古城11座，土墩、寺庙、古坟等9处。古城及遗址，大都在开都河两岸及博斯腾湖西北部平原上，举其重要者如下：
1.曲惠旧城
此地属和硕县曲惠乡，西去焉耆58公里。城墙还存，周约427米，高3——5米不等，宽约9.5米；夯土筑。城中现已种地，看不出任何建筑痕迹，间有粗厚红陶片散布。据老乡说：此城曾出有“大泉五十”、“开元通宝”等铜钱及磨石等。
2.萨尔墩旧城
城在六十户西北2公里，属一区一乡，六十户距焉耆14公里。城的面积很大，据当地人说有四百亩。内外两重，内城周约388.5米，外城未测，内城中原有夯土筑的高大建筑物，已残破不堪。在有些遗址中有许多圆形坑穴，直径大小不一，小者约1米左右。坑穴内均是粮食，有的已腐朽，变成土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黄米、高粱等农作物。据说，城中还出现有石磨盘、磨刀石等，当地人说是粮仓，为古时存储粮食之地，同时城中散布有粗厚红陶片。
以上二城一在开都河的北面，一在开都河的东面，及博斯腾湖的北面，根据《水经注》所述敦薨水入海的形势，可能是古代焉耆、危须二国地。
3.四十里城子旧城
四十里城子属焉耆自治县第四区，在开都河南岸，距焉耆18公里。有小巴杂，在巴杂附近有三个旧城，一在巴杂东约3公里，现蒙古人称为喀拉马克沁（义谓蒙古城），城墙为夯土筑，断断续续尚有存在，高约1.5——2米，宽约2——3米不等，周约2856米。城中建筑已无存，中间变成淖泥洼地，靠西南一隅地形稍高，但看不出建筑痕迹。城中散布有红陶片及灰陶片。据说，此城常出铁锅、铜钱、金饰、手镯等，但均已散失。我在1928年过此时，曾在城中拾一半边“开元”钱，可以证明此城在唐时还在活动。在此城东南半公里多地有一小城，四周仅存墙基，中间有一土堆，大概是倾圮了的建筑物，陶片散布颇多，与大城相同。在大城西北约半公里另有一古城，为此次新发现的一个大城。分内外两重，外城城墙无存，现仅有墙基，周约2332.4米。内城周约445.2米，东边有一长形土台，长约94.5米，宽15米，夯土筑成。城中间又有方形土台，南北30.1米，东西23.8米，或是当时城中建筑，但建筑痕迹现已无存。四周都是低地，常有积水，城中不见遗物，间有红陶片亦不多，因此这城的年代无法推定。但此城与喀拉玛克沁旧城相连，大小亦相若，两城必有关系，或同时所筑，或先后相承，但必同属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区。由于我们在哈满沟中塔石店及南3公里的西岸曾发现古铁门关的遗址，距喀拉玛克沁旧城约23公里，与贾耽《道里记》所述“焉耆西五十里过铁门关”之语暗合。因此我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补注中曾推论焉耆在魏、晋以后迁都于此，为焉耆新都，不是汉之员渠城。我现仍保持此说。
4.锡科沁旧城
旧城有二，一在锡科沁北约2.5公里，名唐王城，我们作了发掘工作。一在锡科沁南1公里；城有内外两重，内城周约56米，外城周约716.1米，城墙已圮，现仅存墙基，城中青草丛生，不见任何遗物。但这些旧城均在紫泥泉子西北约10公里左右，在紫泥泉子以北以东，阿什土拉以南，地势低洼，沙包棋布，本地人称为土子诺克，译为盐池，疑即《水经注》之西海。《水经注》有：“西海过尉犁国，国治尉犁城”之语，推论锡科沁一带原为尉犁国地，焉耆并有尉犁后，尉犁改为焉耆之一县，唐王城疑即焉耆之尉犁县也。
历来学者对于焉耆、尉犁、危须三国的位置模糊不清，焉耆都城何在，亦无定说。今据实地查勘有关系的几个旧城，配合文献，作一说明，以供参考。其他尚有北哈拉木登之阿拉致格旧城，南哈拉木登之阿拉尔旧城及克列木托罗盖旧城均为此次觅出，不及一一俱举。
（二）发掘
我们在焉耆发掘有二处，一为明屋，二为唐王城，兹将两地工作分述于下：
1.明屋
在焉耆县西南30公里，四十里城子西南12公里，在霍拉山东麓有一道东西行沙梁，山上山下废寺排列成行。我在1928年6月间路过此地曾在此处工作十天，发现泥塑像及木件等遗物。此次重来，根据杨州长的意见，在明屋发掘。分沟北、沟南两处清理。
（1）沟南
是在一大殿的后侧和右侧，依墙壁的积土很厚，高约3——4米，先清理后侧积土，因为土层经过后人扰乱，工作了两天，无重要遗物发现，乃停止后侧工作。转在大庙右侧靠墙清理积土，随时均有小型佛头、佛身和佛饰件等出土。又靠墙开了3米宽的一个深沟，深及地面约3米，发现骨灰罐2个，同时也发现些佛头和佛身的饰件，总计在右侧出现佛头约80余件，佛饰若干。
（2）沟北
在大庙右侧工作完成后，乃移掘沟北，发掘A、B、C三个地点。A地是一个小庙，墙壁尚存，房中积土颇厚。乃沿墙壁开了一个探沟，长3.4、宽1.25米，在深30厘米处发现一些木框，或系墙壁上的窗子。乃继续在东墙发掘，发现一土台，台的附近有倒塌的泥塑残片。在台的北头空隙中，发现墨书木版二枚，上书古维文，还有木雕残件。焉耆发现古维文还是第一次，可以证明在回鹘人入新疆，到达焉耆后，佛教仍是兴盛的。B地在A地右侧，积土厚约2.5米，发现佛头一个，未经火烧。继续往下挖，出现泥塑像及模型等，又掘到1.5米时，发现一佛龛，壁画颜色甚鲜，同时又发现一较大菩萨头，面带彩画，颜色如新。C地在A地后面，B地左面，清理积土深至1米，出现铺地砖，有一砖上墨画一人像颇简陋，有些白灰质泥塑残片。又发现一陶罐，高50厘米，其中满盛泥塑残块，间有贴金者，想系以后重修庙宇时，收拾前残塑像于罐中窖藏在地下的。
总计这次发现，沟南的佛头80余件及佛身、佛饰、木件等；沟北的有壁画七八块，墨写古维文木简2件、大型佛头3件（内有带彩佛头1件）、模型4件、陶罐2件及残木件等。
我们通过这次发现遗物，证明明屋佛教艺术有两个时期；沟南较早，例如沟南所发现之佛头及佛身，犍陀罗风格较浓厚，细眉高鼻，面庞圆好，时代约在6世纪至7世纪之间。沟北出现的也有佛头壁画模型等，但同时出现有墨写古维文木简及彩绘佛头，时代可能要晚些。古维文在新疆通行是在9世纪后半期；回鹘在9世纪中叶，自北庭到吐鲁番，并信仰佛教，通用维文，势力向西方扩展，焉耆及龟兹，同受其影响，古维文木简就是在这时遗留下来的，故沟北的遗物年代约在8世纪至9世纪。再以作风来说，沟北的面带彩画，两颊及额彩绘纹饰，眉用墨笔勾勒，作柳叶形，两目点珠，面庞方正，完全表现了东方艺术的特征，与沟南所出的佛头来比，不特时代有先后，而来源也不同。因此，我们相信焉耆佛教艺术，早期是接近西方艺术，而后期的则又受了东方艺术的感染，彼此交流融化，丰富了焉耆的民族艺术。
2.唐王城
位于锡科沁西北约2.5公里，城作方形，墙为夯土所筑，断断续续间有存者，高约5米，周约450米。在发掘中清理出房屋基址及粮仓等遗迹。出土物有铁斧、铁铧及陶器、陶纺轮等件，时代可能相当于唐（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37页《新疆考古三个月》）。最特别的是与陶器同地层出土的，发现有谷物如小麦、谷子、高粱、胡麻等和一些极细的面粉。谷物有的还很完整，这对于研究焉耆农作物的发展，提供了很好资料。
二、库车的调查和发掘
我们在12月21日结束明屋工作后，一部分人仍留在焉耆发掘唐王城，我同另一部分同志前往库车、沙雅、新和作初步探查，共调查古城和遗址16处，内有古城4座。又西行到喀什、和田，发现古城5座，遗址5处。例如喀什的霍纳古城，和田的麦里格洼提古城，都是较有意义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代喀什和于阗的历史是有帮助的。详情我已写入《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附注中，兹不再述。现仅将在库车一带工作作一说明。
库车为古龟兹国地，它在西域诸国中是一个大国。据《大唐西域记》所述，“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东起库尔勒以西，接焉耆，西抵巴楚，南隔一大沙漠与于田相对，居于东西交通之中心。汉、唐都护府均设在龟兹境内，在政治与文化方面二千年来内地即与龟兹建立了密切关系。因此探寻古代龟兹国的政治和文化遗迹，成了我们这次中心工作。1957年11月间，我们发掘、调查两组先后到达库车，直到1958年4月底离开库车返乌鲁木齐，四个月的时间，均集中在库车工作。以发掘为主，兼作些调查，兹将主要工作简述于下。
（一）苏巴什古城的发掘
这个古城在库车县西北偏东23公里，确尔克山南麓、伊苏巴什河（即铜厂河）出山口处，当时建筑遗址分布于河的两岸，尤其是河东、河西的几座高塔，特别引人注目。我们工作集中在河西岸小城中，发掘出土物颇丰富，有铜器、铁器、陶器、木器、壁画、泥塑等，单铜钱就有500多个，又发现写古民族文字的木简2枚（《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38页图3、4、5）及残纸等，有一纸墨书“一十人于田兵”七字，颇为珍贵，此纸或系写在唐设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记录从于田调来士兵的数目（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第37页《新疆考古三个月》）。
（二）龟兹古城的调查
在1958年3月初我队在库车休息过冬期间，当地农民取土肥田，偶尔在麻札普坦城墙脚下发现了陶器和人骨架。我们跟着多次调查，又发现东、北墙同南墙；西墙未觅着。它的规模很大，倘西墙与南墙等长，周围当有7公里左右。在城的西部有一条干河，名乌恰河，从苏巴什大龙口分出依西一枝水，向南偏西流，直贯古城中间。苏巴什河即《水经注》之龟兹东川水，乌恰河即东川水枝水。《水经注》云：“枝水右出西南入龟兹城故延城矣。”（《水经注·河水篇》）又《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都延城，因此根据现在河流的情形配合文献初步推定，这个古城即古代龟兹国的延城。《水经注》称故延城，是此城在北魏时已荒废了。根据北墙和东墙建筑方式有先后补修的痕迹，则此城在北魏时已荒废，可能在唐时又恢复了。
在这个旧城内，有不少土墩及遗址。举其较大者，例如靠近北城墙的南海墩，在乌恰河的西岸，高9.4、周150米，南、东两面尚可见夯土所筑的建筑痕迹。又如在乌恰河与库车河中间的萨克萨克土拉，原来很高大，现被盖上楼房（即本队所住处）。据说此处曾发现石础、石臼、陶器等。又如皮郎土拉在乌恰河东，靠近古城东城墙的南端，南城墙东端的城隅，夯土筑的高台，高约1.5米，周约120米，顶平，有建筑痕迹，出现有绳纹灰砖，可能是一个残塔。其次如乌库土拉、毕占土拉，由于农民取土，现已灭迹。哈拉墩也是其中若干土墩之一，为我们工作区，留在下面讲。此外在南海墩附近一个土台上，据说曾发现些金器，又挨近北城墙土城里，还出现三方石础。据说原来是庙宇，在附近还可以看出三间房屋痕迹，白灰抹面的残墙，尚可辨识。在城内农民住宅里或果园中不断出现陶器和小铜钱、铁锅等。此外还有很深的灰坑，则到处可见。至于城外附近建筑和遗址，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都说明这个旧城昔日是很繁荣的。它的历史也是很悠久的。我们判断它是古代龟兹国的一个重要城市想不会错误吧。
（三）哈拉墩的发掘
哈拉墩是龟兹古城中若干土墩之一。在库车县东约3公里。在龟兹古城的中间，乌恰河东岸乌库公路北面约240米，北临百材艾力克村，是一个残破不完整的土墩。南北长约25米，东西宽约15米，高出地面3.2米。我们曾在中间开了一个探沟，未发现任何遗物。在墩子的南、北、西三面，农民取土发现4个大灰坑，从断面来看灰土堆积相当的厚，层次也很分明，在附近散布各种各样的陶片和兽骨，在墩北以西一灰坑中，还有3个陶缸半露于外。经过发掘后，发现陶缸33个及遗物许多。兹将遗迹和遗物分述于下：
1.遗迹
主要的是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33个大陶缸，今分为三组叙述。
（1）A组
7个陶缸，稍完整者5个，分布在3个探方中，编号为A、B、F、E、D，约占12平方米，面积彼此相距40——80厘米，距耕地面积约50——85厘米，均为夹砂粗红陶，面涂青色陶衣，面不光平。A缸颇完整，口部呈椭圆形，底呈尖状向外突出，身高90厘米，壁厚15厘米，外表有耳形柄4个。B缸形如仰盂现已破碎。F、E、D三缸均在T6发现。F缸口径1.26米，底径约30厘米，高约85厘米，质色同于A、B缸，惟F缸具有40只耳朵为特异。E、D大体同于F缸，惟不具多耳为异。以上五缸质色大抵相同，每缸都有40——60厘米厚的浮沙包围着，不过缸的造型微有差别。但以距地表高度相差不远，都在1.2——1.3米左右同一地层（即均在第二灰土层上面），质色又相同，可能是同一时代所埋藏。至缸中原盛何物，根据缸中积土及破损的情形，知此地经过长时间的荒废和堆积，由于缸中积土有石子及草根树根渗杂与缸外土层相同，故缸中原盛何物，现已无法知晓了。
（2）B组
这组缸共18个，分布在T10、T11、T12中，排列颇整齐，若南北数，则为3排，每排6个，若东西数，每排3个则为6排，约占面积为48平方米。缸与缸之间的距离以肩距计算，20——80厘米不等，每缸外面均有10厘米厚的胶泥保护着。每缸大小相等，细红泥质，外涂淡青色陶衣，平底卷口，外面光平，口部多有残缺。今就K6、K7完整缸来计，口径50、底径45、高150、胎厚20厘米。其它各缸底径、胎厚、质色均同，唯口径有20——75厘米不等。口部距耕土面约40——50厘米，缸底距耕地面约3米左右。这些缸均埋葬在第一层黄褐色土层中，土质硬且粘，厚约1.9米，所以我疑埋缸也是黄土层人所为。再下为灰土层，因缸未取出，故未施工，可能与其旁探方灰土层相同。缸中出土物经稍掏了一下，缸满盛灰土，包含铁块、铜片、青灰方砖、筒瓦等，缸中出一陶片上墨书汉文“章”（？）字，缸底出现一五铢钱，同时也有残砖块、筒瓦等，并有少数骨器。由于缸中有方砖、筒瓦，可能是房屋倒塌倾入缸中者，有一方砖背面还带柴灰木炭及黄土泥，可为后人倾入缸中之证。至缸中原盛何物，须俟化验积土后，方可得出结论。在缸群左侧距地表约70厘米处，出现南北排灰砖5块累叠两层，在砖下距地表2米左右出现石础两方，南北排列，相距1.3米，右侧也有同样的石础与东侧石础成平行，相隔约4.3米。这些遗迹均在黄土层内，可能是埋缸以后，同时有一种建筑来保护它。但石础不全，只有3块，且残破成半，石的正面向下，是又经过后人扰乱，非复当时建筑的原样了。
（3）C组
这组陶缸共8个。分布在T14内，在距地表20厘米黄土层下发现10——13厘米夯土，这8个缸就是埋在这夯土层下。缸的上部距地表20——25厘米左右，缸的质色与B组相同。口部多残破，径约90——100厘米，底径均为45厘米，高约90——120厘米。在缸组的周围，距耕地面约1.8米又发现若干柱洞，口径约10厘米，深约40——50厘米，朽木灰尚存，在竖木柱之间有的还有横卧的朽木，这些柱洞可能是当时缸周围的建筑。在缸内掏出填土深宽约50厘米时，出现大量的兽骨及陶片，无其它遗物，缸中原盛何物，仍是一个谜。有一部分人推测B组缸可能是当时盛酒用的酒库。但从其有秩序的同时埋藏同样的许多大缸，必是一种有意义的用途，不过现无法知道。至于何时埋藏，由于缸中所堆积的东西，例如B组缸中所出的方砖、筒瓦等时间不会很早，根据我们在B组两缸之间深1.5米处，发现了“开元通宝”铜钱，又在深0.5米处发现一“大历元宝”，同时还有筒瓦及印纹陶片与缸中所出现的相同，又在深1米处发现“中”字钱及“建中通宝”，或深或浅，都是在埋缸的黄土层中发现。虽然出现五铢钱，但背无内郭，疑是梁武帝时女钱，为后人抛入的。C组八缸情形也是如此。至于A组七缸由于与上二组群缸的质色形制都有显著的不同，决不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在缸中及周围所出现的是残断石器、骨器及彩陶片和粗砂红陶片等，因此我认为A组群缸的埋藏当在B、C两组缸之前，即在唐前。但真确年代，仍有待于将来进一步之研究。
2.遗物
我们在哈拉墩工作，除T10、T11、T14及T13因要保存缸的原有位置，不便取出施工，缸底下灰土层中的包含物无从得知外，但我们在缸群的周围，开了8个探方，均挖到底。T2、T6、T8出土的7个缸，除缸F留一缸座外，余均同全部坑穴同时揭露了。他们的出土物连同墩西T5、T3所出，共编了千余号，遗物种类约为石器、骨器、陶片及铜钱、铜片、铁片、象牙等器，而以石器、骨器、彩陶片为较多，今分别说明于下。
（1）石器
以石镰刀为较多，大部分是断残的，有完整的，一部分均作扁豆形，中宽、背稍厚略曲，长17、中高6厘米不等，刃口有的磨制很锋利，有的略加打制，无特置柄部，背也不钻孔，当时或系作为裁割之用。除石镰刀外，还有磨石、石捶、石杵、石钻、石纺轮等，还有装饰品，例如耳坠、耳环等，有一耳坠系取一直径32厘米、宽20厘米椭圆形天然石子作成，在石的上端凿一径0.4厘米的孔为穿线之用，还有中间凿0.3厘米之槽为系线之用。这些都是小型的器物，大型石锛、石斧，尚未发现。
（2）骨器
骨器中有骨锥、骨针、骨簪、骨箭头、骨玩具、骨装饰品等，以骨锥为最多数。骨锥系取家禽胫骨破成一部分，一端磨尖，长短不一，有长9、宽0.15厘米的，有的长2、宽0.9、厚0.1厘米。骨针大部分取鱼鳍骨来作头磨尖，但不钻孔，有的骨镞作扁叶形，两端锋利，长0.28、宽0.7、厚0.6厘米。有作三棱形，长0.22、宽0.18、厚0.8厘米。有些玩具，取动物距骨两面磨平，有的上刻枞树叶纹饰，现新疆本地人仍用作玩具称为“毕洗”。其他骨器有作筒状的，中空，疑作手把之用；有作柱状的，一端磨制很光，表现是长期使用的痕迹；有作管状的，我疑是刻划陶器上环圈花纹的工具；有的或是乐器上用的；此外还有些骨料，未成器，有火烧过的焦骨，及人脑骨。
（3）陶片
我们此次在哈拉墩所得，除T3中一圆底陶罐外，大部分都是陶片，可分为三种：
一种彩陶片，数量最多，大概都是与骨器、石器同出。有的是器口部分，有的是器壁，但其共同点都是在粗砂红陶上涂一层白粉面，用紫色笔涂画简单纹饰或作三角纹，有作平行条纹，很少涡纹或方格纹。与仰韶彩陶不同，可能是另一系统。新疆有彩陶的地方除哈拉墩外，如焉耆的阿希土拉、白土墩子，哈密的焉不拉村，新和的于什格提，拜城的赛里木旧城，伊犁的阿脱洛克旧城，皆出现彩陶而形制花纹大致相同。这对于我们研究新疆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一种粗红陶片中含砂子，面涂一层朱红陶衣，或面隆起旋纹，或三角纹，或刻环圈纹，如用管状骨器刻划陶器上环圈大小适合，故我疑管状骨器为制陶的用具即由于此。与此同出的也有骨器、石器等。另有一种细泥红陶片，厚约1厘米，皆是轮制，上刻以点纹为中心纹饰，或以三角纹与环纹合组纹饰，或作水纹波，或为素面红陶，最特别在T1中出现一块细泥红陶片，在口沿部分墨写不同型的两种民族古文字，内一种是古维文。与此同出的有铜片、铜钱等。其他尚有筒瓦、板瓦、残砖块等，很少有石器、骨器同出。
如上所述遗物，根据它的形制花纹，为不同的两时期的人们所遗留。再就土层的关系来说，也可以说明这些遗物有早晚的分别。我根据各个探方记录，石器、骨器和彩陶、粗红陶等，大概均在第二或第三地层中出土，厚达2——3米左右；又在生土面还出现灰坑及柱洞，如T5、T6、T12、T7的生土面皆有大小不同的灰坑或柱洞，时代当较早。至于细红陶、筒瓦、方砖及铜钱等，大部分在第一层出土，距耕地面大约在1——1.5米左右，时代当较晚。至晚到甚么时候，我们根据第一层中出土的唐钱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有民族古文字的陶片，它的时代相当于唐，也就是在8世纪前后。至于石器、骨器、彩陶，它的时代问题，我们尚未获得足够的证据，很难判断其确实的年代。但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我于1928年在吐鲁番雅尔湖曾觅得一彩陶罐及彩陶片，在《高昌陶集》中，根据沟北出土的圆地红陶，面带朱红陶衣，曾推论它的时代为公元前3世纪至1世纪。此处虽未获得完整陶器，整个陶器形体无由获知。但就陶器残破的底部仍作圆形，口部稍削，均与吐鲁番所出同。粗红陶朱红陶衣亦与雅尔湖相同。因此它们时代可能与雅尔湖沟北期约略相当，可能也是纪元前3至1世纪的遗物。确切年代仍有待于将来之发现。
（原载《考古》1959年第2期，篇名《新疆考古的发现》）
请安装我们的客户端
更新超快的免费小说APP
添加到主屏幕
请点击，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