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自治城市

层有一个房间，其用途尚无定论，但通常是留给子女以及家中其他人的。通常在这之上是一个小平台，显然是用于瞭望的。房屋的整个构造都暗示了战争。这就是这场导致平民获得自治权的运动的显著性质和真正名称。

    当战争持续一定时间后，无论交战双方是谁，它必然会走向和平。平民和敌手之间的和平条约就是特许状。自治城市的特许状其实就是市民们和领主之间的和平条约。

    起义是普遍的。当我说“普遍”时，我并不是说一个国家中所有市民之间存在联盟或联合，绝非如此。平民的情况几乎处处一样。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同一危险的牺牲品，遭受了同样的灾祸。获得了几乎一样的抵抗和防御手段后，他们几乎同时使用了这些手段。榜样可能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一两个自治城市的成功可能会蔓延。有时候，特许状看起来像是出自同一模式。例如，努瓦永的特许状就被博韦、圣昆汀等城市用作了特许状的模板。然而，我怀疑榜样的影响力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当时的通信困难而稀少，传闻模糊而短暂。更有可能的是，起义是相同处境带来的结果，是一种普遍、自发的运动。我说的普遍，意思是它几乎在所有地方发生。因为，我重复一遍，这场运动不是一致的、商量好的，一切都是特殊的、地方性的。每个自治城市都是为了自己而反抗领主，一切都发生在地方范围内。

    斗争经历了很多的波折起伏。不仅双方互有胜负，甚至当和平似乎已经确立、双方都宣誓遵守特许状后，它还会遭到各种方式的破坏和逃避。国王们在这场斗争的交替起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讨论王权时详细阐述。我觉得他们对城市自治运动的影响有时候被过度高估了，有时候又被过度低估了，甚至有时候被完全否定。我现在只说国王们常常加以干预，有时候是应自治城市之邀，有时候是应领主之邀；他们常常扮演相反的角色；他们有时候按照一个原则行事，有时候按照另一个原则行事；他们不断改变自己的目的、意向和行为；但是整体上看，他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功大于过。

    尽管有波折起伏，尽管特许状持续受到破坏，城市自治运动在12世纪终于大功告成。整个欧洲尤其是广泛起义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法国，处处都赢得了或多或少有利的特许状。城市自治机构享受到的安全保障有多有少，但毕竟是享受到了。这一事实已成定局，自治权已经被确立。

    现在让我们努力寻找这一伟大事实的直接结果，看看它给市民在社会中的地位带来了什么变化。

    首先，在市民与国家整体统治机构————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政府————的关系上，它没有带来任何变化，至少在刚开始时没有任何变化。市民对政府的干预并不比以前多，所有一切依然是地方性的，局限在领地范围内。

    然而，有一个情况将改变这一断言。现在，在市民和国王之间一种关联开始建立了。时不时地，市民们请求国王的帮助，来对抗他们的领主，或者当特许状得到承诺或宣誓遵守后，请求他的担保。还有一些时候，领主们请求国王在他们和市民之间充当裁判。无论是应任何一方的请求，出于各种不同原因，王权都干预了争执。从此在市民和国王之间出现了一种频繁联系，有时候甚至是亲密的联系。正是通过这种联系，市民们接近了国家政权的中心，开始与国家的整体治理发生关系。

    尽管所有一切依然是地方性的，自治运动创造了一个崭新、普遍的阶级。市民之间并不存在联合，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没有共同、公共的实体。但是国家里充满了处境相同的人，他们拥有相同的利益、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关联和团结，因此产生了“资产阶级”(1)。资产阶级这个伟大的社会阶级的形成，是市民们的地方自治运动的必然结果。

    万万不可把当时的这个阶级设想成它后来演变的那个样子。不仅后来它的地位变了，并且它的组成成分也完全不同了：在12世纪，组成它的几乎全是商人————经营小本生意的商贩，以及小业主————拥有地产或房产，居住在城镇里。三个世纪以后，资产阶级还包括了律师、医生、各种学者以及所有当地官员。资产阶级是逐渐形成的，由极不相同的成分构成。还没有人给出它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中的连续演变或多样性的解释。不管在哪，一说起资产阶级来，人们似乎总认为在所有年代它都是由相同成分组成的。这是一个荒谬的臆测。也许，我们正应该从它不同历史时期成分的多样性中探索它的命运的秘密。在它尚未包括官员和文人、还没变成16世纪的模样之前，它在国家中既没有相同的重要性，也没有相同的性质。要想理解它的命运和力量的起伏变化，必须观察它内部不断兴起的新职业、新的道德立场和新的心智状态。在12世纪，我重复，组成它的仅仅有小商人————他们做完买卖后隐退在城镇中，以及房产和小型地产的业主————他们定居在城镇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欧洲市民阶级的最初成分。

    平民自治运动的第三个重大结果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自身形成了事实，并充斥在现代历史中。现代欧洲诞生于不同社会阶级的斗争中。在其他地方，就像我已经提到过的，这种斗争造成了非常不同的结果：例如在亚洲，一个阶级大获全胜，种姓统治代替了阶级统治，社会陷入了停滞。感谢上帝，这些事情没有在欧洲发生。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征服或压制其他阶级。斗争没有成为停滞的原因，反而成为了进步的源泉。主要阶级之间的关系、斗争和让步交替进行的必要性、利益和欲望的多样性、有心征服却无力实现，从所有这一切中产生了欧洲文明发展历程中也许是最活跃、最多产的源泉。各个阶级不断斗争、彼此憎恨，它们地位、利益和生活方式的截然不同造成了它们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但它们还是逐渐靠近、相互理解、相互同化了。每一个欧洲国家都见证了一种统一精神、一种利益、思想和情感的统一体在国家内部的诞生和发展过程，这种统一性最终战胜了分歧和斗争。例如，在17和18世纪的法国，各阶级在社会和精神上的隔阂还很深，然而正处于不断融合中。毫无疑问，在那个时候存在一个名副其实的法兰西民族，而不是一个排外的阶级，这个民族包含了所有阶级，并且所有阶级在其中受到一种共同情感的激励，拥有共同的社会存在，总之，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就这样，从差异、敌意和斗争中诞生了现代欧洲的民族统一性，这种民族统一性在今天是如此的显著，而且还在日复一日地发展和提升，散发出更加辉煌的光芒。

    这就是我们当前研究的这一革命所带来的外部的、明显的重大社会影响。下面让我们研究它的精神影响，它对市民的心灵造成了什么变化，他们的精神在新形势下必然会变成什么样。

    思考在12世纪以及随后时期中，市民和整个国家、政府以及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不对一个事实感到印象深刻。我说的是市民非同寻常的怯懦、谦卑、在要求国家统治权时的过度谦逊，以及他们易于满足的程度。在他们中间见不到那种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政治抱负，见不到思想大胆、志向宏伟的任何证据，见不到所谓的明智、正直和自由的人。

    在政治领域，伟大志向或坚定思想只能来自两个源泉。要么是自命不凡，自认为有叱咤风云的强大力量；要么是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完全的个人独立，对个人自由充满信心，坚信命运不以他人意志为转移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似乎只有这两个条件之一才能产生坚定的思想、伟大的志向，才能产生大展宏图、建功立业的愿望。

    中世纪市民的状态中，这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具备。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只对自己才是重要的；他们在自己的城镇以外或对于国家大事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力。他们对于个人独立也没有多大的感情。他们赢得了胜利，赢得了特许状，却无济于事。与那些住在附近、刚被他们征服的低级领主相比，城镇里的市民所感到的极度自卑感并不更少一些。他没有那种曾经鼓舞封地领主、由于独立而产生的自豪感；他所拥有的那一份自由不是凭他一己之力获得的，而是来自他与他人的联合，是一种艰难的、不牢靠的救援。因此，这种拘谨、懦弱、隐忍谦卑、言语谦逊的性格，和行事坚决的性格一道在市民的生活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不仅仅是在12世纪中，甚至还在他们后代的生活中。他们不喜欢轰轰烈烈的冒险事业，即使被命运所迫不得不冒险他们也会惴惴不安。责任令他们感到心烦意乱。他们觉得自己超出了活动范围，希望回归本份。因此，他们为人处世讲究中庸之道。人们在欧洲历史尤其是法国历史中，常常发现资产阶级被人尊敬、重视、奉承甚至是尊重，但很少被人畏惧。它很少令对手感到它是一股强大、高傲的力量，一股真正的政治力量。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没什么可惊奇的，它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起源，在于它取得自治时的情形、我刚刚向你们介绍过的情形。不受社会地位所限的雄心壮志、政治思想的宽广和坚定、参与国家大事的愿望、对人之为人的伟大以及人可能施展的力量的充分意识，这些完全是现代欧洲的情感和气质、是现代文明的成果、是现代文明特有的光辉伟大的普遍性所产生的成果，这种普遍性必然能确保公众在国家统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这正是我们的先辈市民通常及必然缺乏的。

    另一方面，他们在狭隘舞台上捍卫地方利益的斗争中获得并展现出来的干劲、专注、毅力和耐性从未被人超越过。这一事业的难度是如此之大，面临的危险是如此之大，必须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当前，人们对12和13世纪的市民生活抱有一种极其错误的看法。在沃尔特·司各脱所著的一部小说《昆汀·杜沃德》中，你们看到了他对列日市的一位市长的描述。作者把他刻画成了喜剧中的一名普通市民，肥胖、懒惰，既无经验也无胆量，只知道安逸度日。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市民们总是身披盔甲、手执长矛。他们的生活和与他们交战的领主一样紧张、一样危险、一样艰辛。正是在这些层出不穷的危险中，在与实际生活各种困难的斗争中，他们获得了这种男子汉气概和倔强劲头，这种气概和劲头在现代的斯文生活中几乎荡然无存了。

    城市自治运动所取得的这些社会或精神成就在12世纪期间都没有得到发展。只有在后续的世纪中它们才清晰显露，才能轻松辨别。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种子已经撒在自治城市的最初处境中，撒在它们追求自治的方式中，以及市民当时获得的社会地位中。因此，我向你们单独介绍它们是正确的做法。现在，让我们研究12世纪自治城市的内部情况，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治理的、在市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则和事实是什么。

    你们应该记得，在谈到罗马帝国遗留给现代世界的自治城市制度时，我告诉你们，罗马帝国是一个由众多自治城市组成的伟大联盟，这些城市都曾经是和罗马一样的主权城市。每一座城镇最初都拥有和罗马一样的存在方式，都曾经是小型、独立的共和国，能够自主媾和或宣战，按照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治理自己。随着它们与罗马帝国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那些构成了主权的权利如媾和或宣战权、立法权、征税权等，脱离了各个城市，集中到了罗马。最后只剩下一个主权城市即罗马，统治着大量现在只有普通百姓生活的城市。自治城市制度改变了性质，它不再是一种政治统治、一种主权制度，变成了一种行政管理模式。

    这就是罗马帝国统治下完成的重大革命。自治城市制度变成了一种行政管理模式，沦为了城市的地方事务和民事权益的管理。这就是罗马帝国覆灭时城镇及其机构所处的状况。在混乱和野蛮状态中所有思想和事实都陷入了彻底混乱，主权和行政管理的所有归属都混淆了。再没人关心它们之间的区别。一切事务都只能随需应变。每个地方根据实际情况，要么有个君主，要么有个行政长官。当城镇揭竿而起以恢复一些安全保障时，它们夺取了主权。它们夺取了征集民兵的权利、为战争征税的权利、自行任命首领和官吏的权利，总之，治理自己的权利，绝不是为了贯彻某种政治理论，也不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而是为了拥有抵抗它们所反叛的领主的手段。城镇的内部政府是防御和安保的手段。就这样，因为罗马征服而被废除的主权回归了自治城市制度，自治城市再次拥有了主权。这就是城市自治运动的政治性质。

    这种主权不一定是完整的。它常常还留有一些外部主权的痕迹：有时候领主保留了向城市派遣地方官的权利，城市的市政官员成了地方官的顾问；有时候他拥有征收某些税收的权利；在其他地方他可以获得贡品。有时候，城市的外部主权掌握在国王手中。

    那些已经进入封建制度框架的自治市拥有封臣，变成了封建主。凭借这一头衔它们部分拥有了最高领主与生俱来的主权。这使得它们通过封建地位获得的权利和通过起义获得的权利之间出现了一些混淆。它们就是通过这两种名义获得主权的。

    根据极其贫乏的文史材料，我们尽可能地推断出在自治市内部，至少在早期，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全体居民构成了市民大会；所有曾经宣誓效忠城市的人（所有生活于城墙以内的人都必须这样做）被钟声召集至大会场。他们在这里任命市政官员。市政官员的数量和组织形式变化很大。一旦任命了市政官员后，大会就解散了，几乎完全由市政官员独自来统治，多少有点独断专行。除了负责新的选举或发动民众暴乱外他们没有别的职责，暴乱是那时候的主要职责形式。

    你们能看到，自治市的内部组织归结为两个简单要素：全体市民大会以及一个拥有几乎专制权力的政府，其职责是起义和暴乱。主要由于生活方式所处状态所限，建立一个能够真正保障长治久安的正规政府是不可能的。自治城市大部分人口都处于野蛮无知、逞凶斗狠的状态，极难管理。短时期过后，自治城市内部就和以前领主统治时期一样缺乏安全保障。然而，一个上层资产阶级极其迅速地形成了。其中原因不难理解。当时的思想和社会关系所处状态导致了大批工业行业和依法成立的企业的兴起。特许权制度被引入了城市内部，带来了极大的不平等。很快，到处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富有且重要的市民，以及或多或少的庞大劳动人口，他们尽管地位低下，但对城市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于是，城市分化成了一个地位较高的资产阶级和大量容易沾染各种市井恶习的人口。上层资产阶级发现自己两面受到挤压，一方面是管理下层人口所带来的巨大困难，一方面是城市旧主人寻求重建权力的不断企图。这就是它当时的处境，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一直延续到16世纪。这就是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中尤其是在法国阻止城市自治机构掌握它们原本能够掌握的所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主要障碍。在它们中间两大原则争斗不休。在下层人口中是一种盲目、无所顾忌、凶猛的民主精神；以及因此造成的上层人士在达成协议时的怯懦、极易妥协的倾向，无论是对待国王、旧领主，或是在城市内部恢复和平、秩序时莫不如此。这些原则中每一个都必然会阻碍城市自治机构对国家发挥重大影响。

    所有这些结果在12世纪都还没有显露出来，然而，人们还是能够在平民造反的性质中，在它们的发起方式中，以及在城市人口不同成分的状态中预见到它们。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些就是城市自治运动和城市内部治理的主要特征和总体结果。我要预先警告你们，这些事实并不像我概括的那样统一和普遍。欧洲各自治市的历史千差万别。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罗马自治城市制度占统治地位；不像北方存在那么多的多样性和不平等性，并且由于罗马传统的缘故，或是因为人口素质更高，城市自治组织也强很多。在北方，封建制度统治了城市，在这里，一切都服务于对抗领主的斗争。南部的自治市更加关注内部组织、改善和进步；它们一心想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北部的自治市尤其是法国的自治市，它们的命运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不完全性，其发展程度注定要稍逊一筹。看一眼德国、西班牙和英国的自治市，我们能发现其他差异。我对此不再详细展开。在研究文明史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对其中一些加以评论。一切事物在开始时都以相同外表混杂在一起，只有在连续发展过程中才能显示出其中的差别。然后就开始了新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朝着自由和高度统一的方向发展，朝着人类所有努力和希望的辉煌目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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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译者注：资产阶级（bourgeoisie，音译为“布尔乔亚”），是一些西方经济学思想学派，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阶级划分当中的富有阶级之一，指有产者、中产阶级。英语“bourgeoisie”来自法语，源于意大利语的“borghesia”，指在村庄中心拥有房子的自由人。中古时期的资产阶级原型就是磨坊拥有者，在接下来的世纪里，资产阶级这个名词较适合用来指最初的银行家，以及那些从事新兴活动如贸易和金融的人。19世纪之前，这个词大部分情况下指的就是低于贵族、高于农奴和无产阶级的广大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