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明八股文

    第一节　总论

    八股文，亦名《四书》文。《四书》文者，以命题言之也。八股文者，以体制言之也。或称帖括，即唐帖经。亦名经义，即唐墨义。顾唐人帖经，犹今默写经书，无文词之发；非八股文比。而明之八股文，排比声调，裁对整齐，即唐人所试之律诗、律赋，貌虽殊而其体则一也。亦称时文，则对古文而言。其初宋仁宗笃意经学；王安石请兴建学校，因言：“学者专意经术，庶几可以复古。”于是改取士之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书》、《诗》、《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王安石奋笔为之，存文十篇；或谨严峭劲，附题诠释；或震荡排奡，独抒己见；一则时文之祖也，一则古文之遗也。眉山苏氏父子，亦出其古文之余，以与安石抗手；然皆独摅伟论，不沾沾于代古人语气。其代古人语气者，自南宋杨万里始。此则《四书》文所由昉也。第北宋只《论》、《孟》命题，不及《大学》、《中庸》；有之，当在南渡以后。朱子尝为私议，欲罢诗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诸经以子午卯酉四科试之，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一道。元仁宗皇庆二年，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专立德行明经之科，乃下诏及条目颁行，出题用《四子书》。明初即制国学，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诸生应试之文，通称举业；《四书》义一道，二百字以上；经义一道，三百字以上；取书旨明晳，不尚华采；其命题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遂为定制。然英宗天顺以前，举业之文亦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而宪宗成化以后，始为八股。其法：截本题为两截，每截作四股，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如之，故谓之八股。而未入口气以前，先以破题，次以承题；篇末敷衍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可以发挥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衒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大结无可发挥，止三四句而已。明初举业文多散佚。开国会元，首推黄子澄。而成祖时，登第者，则于谦、薛瑄，差有传作。谦英风飙发，瑄醇白无疵，各肖其人。英宗嗣位，商辂、陈献章、岳正、王恕蝉联鹊起。及邱浚教习国子，人材蔚起；乙未主试，冠会榜者王鏊，魁大廷者谢迁，则浚之有以乐育之也。其时李东阳屡掌文衡，振起之功，亦复不少。罗伦、章懋、林瀚、吴宽诸人，云蒸霞蔚，济济盈门；而林瀚之文，谈理真实，而行之以繁重纡曲；吴宽则舂容大雅，不动声色，尤文之以养胜者。然称为斯文宗主，则首推王鏊，虽谢迁之清刚古朴，不让于鏊；究不若其神完气足，理法纯备也。至孝宗弘治庚戌，钱福会榜第一；因而王钱并称。其后冠会榜者，惟董圯可与二家鼎足而立。大抵王翱长于论议；钱福善于刻画；而圯则游行理窟，自成大家，非他人所可及，亦非识者莫能辨。故王钱文易读，而圯文难读；王钱体正大，圯格孤高。王钱之后，衍于唐顺之，终明之世，号曰元灯。而圯之文，其传遂绝，三百年间无问津者。今读其文，神骨高骞，绝似古文之韩愈，知其用功者深也。唐顺之传王鏊之法，而运以唐宋古文雄肆之气，以世宗嘉靖己丑得隽会榜，遂冠绝诸家；盖其于经史子集，靡不贯通，而融裁之以八股文字。浑灏流转，品独高绝。而瞿景淳又以精确冲夷，别树一帜；合之王、钱、唐三人，因有四家之目。薛应旂贯通六经，发而为文，如金出冶，如玉离璞，光芒焕发；遂有退钱而进薛以合王唐瞿为四家者。而究其以古文为时文，使天下复见宋人经义之旧者，则惟归有光之功独称茂焉。王鏊善用偶。有光善用奇。有光宗法在钱，而名理过之。观其高古，则秦汉也；其疏畅排宕，则唐宋八家也；而其法律精严，于题位不溢不漏，则又为时文之大宗；而跌宕磅礴，看似散行，细玩乃见其股法之变；实有明一代八股文大宗也。其后胡友信相继而起，则又家数纯似王鏊，而出以浩气，不为鏊之熟圆。或以友信与有光追配王唐，所谓王、唐、归、胡者也。茅坤与唐顺之讲贯，善抉古人之奥，以太史公为师，以韩、柳、欧、苏为友，而施之举业，亦为别调独弹。艾南英论举业首推归有光，继又以坤为上，二说相持未定。要之有光文固涵盖一世；而古雅温醇，坤亦何遽不相及也。乃至神宗万历一变而为陵驾，再变而为斫削。降逮熹宗天启，文章削薄已极。一时转移风气，豫章四家之力为多。陈际泰文最奇横，如苏海韩潮。章世纯幽深劲鸷，如龙蟠蛟起。罗万藻清微澹远，如疏雨微云。而艾南英则所谓公输运斤，指挥如意；师旷辨音，纤微必审者也。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大抵天启之文，深入而失于太苦。崇祯之文，畅发而又嫌太尽。独金声崛起为雄，幽深矫拔，力退古初。而陈子龙清奇冷隽，取材于韩非《八奸》、《五蠹》、《说难》、《孤愤》诸篇，而运以魏晋风藻，故足别开生面者也。自科举废而八股成绝响，然亦文章得失之林也。明贤抉发理奥，洞明世故，往往以古人为时文，借题发挥，三百年之人文系焉。吾友吴瞿安先生尝言：“明代文章，止有八比之时文，与四十出之传奇，为别创之格。”（语见《顾曲麈谈》）吾友既备论曲学矣；独八股文阙焉放废。遂为明其流变，著其名家，以俟成学治国闻者有考焉。

    第二节　黄子澄　姚广孝附于谦

    分宜黄子澄名湜，以字行，洪武十八年会试第一。首题为《论语》“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文章庄重典雅，自来著录八股文者，以此为台阁文字，开国之冠。其辞曰：

    治道隆于一世，政柄统于一人。夫政之所在，治之所在也。礼乐征伐，皆统于天子，非天下有道之世而何哉！昔圣人通论天下之势，首举其盛为言，若曰：天下大政，固非一端；天子至尊，实无二上。是故民安物阜，群黎乐四海之无虞；天开日明，万国仰一人之有庆。主圣而明，臣贤而良，朝廷有穆皇之美也；治隆于上，俗美于下，海宇皆熙皞之休也。非天下有道之时乎！当斯时也，语离明，则一人所独居也；语乾纲，则一人所独断也。若礼若乐，国之大事，则以天子制之，而掌于宗伯；若征若伐，国之大柄，则以天子操之，而掌于司马。一制度，一声容，议之者天子，不闻以诸侯而变之也；一生杀，一予夺，制之者天子，不闻以大夫而擅之也。皇灵丕振，而尧封之内，咸懔圣主之威严；王纲独握，而禹甸之中，皆仰一王之制度。信乎非天下有道之盛世，孰能若此哉！

    时未立试牍科条，雍容揄扬，颇涉颂体。而收纵之机，浩荡之气，呵成一片，元气浑囵。亟应首录以存举业之河源。其直射本题下文“诸侯”“大夫”字样而不为侵下，亦可知当日格式尚宽也。

    长洲姚广孝，为僧，名道衍。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以僧服与谋人家国，佐成祖起兵。而为《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与恶恶臭，与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题文。至云：“虽以圣人帝王，而不能无杂霸之心，即不能无盗跖之心”；语奇辟未经人道，亦可见心术形于文章，有不自掩者。其辞曰：

    诚意之功在独，非慎不可也。夫不慎独，则意得欺之，此君子而小人也。盖闻明德以天下为体，然每为天下之念所昏。圣经以致知言诚意而求端于格物，此有深意焉。夫所格者何物也？若曰：一人明德耳，何为天下国家之皆贯其间，则必有为人一念欺吾初心，是与小人之不格物者一也；如何修身然后齐治平皆在其间，又有求人一念并欺我知，是与小人之不能致知者一也。凡好恶发于赤子之真，皆可通之天下，此圣贤之意，亦帝王之意自慊也；凡好恶为天下而饰，即非赤子之真，此杂霸之意，即盗跖之意自欺也。虽以圣人帝王，而不能无杂霸之心，即不能无盗跖之心，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之何如？时时格物，则时时知致矣。小人惟致知格物之间，略有不慎，而求之天下。圣人王者方持大鉴以照心中之盗跖，而天下之盗跖，皆入其鉴，此小人之所以不免也。嗟乎！小人亦误求之天下之间，而失之于先后焉者也。其害如此，可不慎哉！惟慎，故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正慎也，此明明德也；诚意者可不知哉！

    隽桀廉悍，其气卓荦，自与黄子澄之雍容揄扬不同。然一浑雅，一奇警，虽规模粗具，而气象岸异，大朴不雕，可以概见。世论多以八股文代古人语气，未易见抱负，然非所论于豪杰。而明贤借题发挥，往往独抒伟抱，无依阿淟涊之态；如姚广孝之放言不顾，其一例也。又如钱唐于谦字廷益，遭逢国变，主虏寇深；而扶危定倾，措置若定，然亦蕴之有素。观其为孟子“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题八股文，起讲云：“且国家之倚重者有二：遇战斗，则用介胄之士。遇绥靖，则用旬宣之臣。故兵法严，则士奋勇。吏治肃，则官效职。人君以驭兵之法驭臣，则吏治精矣。人臣以死绥之义死职，则官职当矣。”而后幅则曰：“一失伍，则执而论之有司，何至于再。再失伍，则缚而僇之于社，何至于三。盖有死无犯，军之善政也。信赏必罚，国之大经也。此大夫之所素明也。今子莅官以来，所谓奉职循理者安在？其于怠事，不啻再矣；岂士以贱刑，官以贵贷耶？由子旷官以来，所谓省愆讼过者安在？拟之以失伍，亦已多矣；岂士不致于再，官不惮其多耶？”辣手铸文章，天下逃将旷官，一齐胆破。心存开济，吐言天拔，其素所蓄积也。亦何嫌于举业之消磨志气哉？无亦志气之自不振耳。

    第三节　唐顺之附王鏊　归有光附胡友信

    吴县王鏊，字济之；少善八股文，及贵显，数典乡试，程文魁一代。八股文之有鏊，如诗之有杜甫，古文之有韩愈。前此风会未开，鏊无所不有；后此时流屡变，鏊无所不包。前人语句，多对而不对，参差洒落，虽颇近古，终不如鏊裁对整齐，机调熟圆，为举业正法眼藏。若乃手眼别出，我行我法，而以古文为时文，于熟圆出苍坚者，则自唐顺之倡之也。如《孟子》“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题文曰：

    时人欲矫异端之偏，而不知其自陷于偏也。盖不偏之谓中，而用中者权也。子莫欲矫杨墨之偏而不知权焉，则亦一偏而已；此孟子斥其弊以立吾道之准也。且夫吾道理一而分殊，而为我之与兼爱，固皆去道甚远者也。吾道以一而贯万，而执其为我与执其兼爱者，固皆执一而不通者也。于是有子莫者，知夫杨墨之弊，而参之于杨墨之间，以求执乎其中焉。盖曰：其孑孑然以绝物如杨子者，吾不忍为也，但不至于兼爱而已矣；其煦煦然以徇物如墨子者，吾不暇为也，但不至于为我而已矣。自其不为为我也，疑于逃杨而归仁；自其不为兼爱也，疑于逃墨而归义。子莫之于道，似为近也；然不知随时从道之谓权，以权应物之谓中；而杨墨之间，非所以求中也。徒知夫绝物之不可，而不知称物以平施，则为我固不为也，而吾道之独善其身者，彼亦以为近于为我而莫之敢为矣。徒知夫徇物之不可，而不能因物以付物，则兼爱固不为也，而吾道之兼善天下者，彼亦以为近于兼爱而莫之肯为矣。虽曰将以逃杨也，然杨子有见于我，无见于人，而子莫有见于固，无见于通，要之均为一曲之学而已，知周万变者果如是乎？虽曰将以逃墨也，然墨子有见于人，无见于我，而子莫有见于迹，无见于化，要之均为一隅之蔽而已，泛应不穷者果如是乎？夫为我，一也；兼爱，一也；故杨墨之为执一易知也。中，非一也；中而无权，则中亦一也；故子莫之为执一难知也。非孟子辞而辟之，则人鲜不以子莫为能通乎道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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