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新英格兰插曲

    插曲指幕间休息演奏的音乐，这段时间里，一些观众也许会在休息室里闲逛、吸烟、呼吸污浊的空气，另外一些观众也许会坐在原位，静静地聆听着，捕捉并玩味前面已经消失或者预示后面曲调的旋律。这时，停下来思考一下“新英格兰的繁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那是一段辉煌的时期，可以被称为不寻常的十年（1845——1855）。

    在这十年期间————也许我们可以再把时间延伸一点，从1844年爱默生发表《散文集：第二辑》，到1857年《大西洋》月刊的创刊，总共十四年————大量的文学作品面世，它们被认为属于一流的创作，有些在世界文坛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价值相当于19世纪后期美国文学作品的总和。这是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些作品，美国文学将一文不值。诚然，在这段时期思考和创作的作家在1844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的文学生涯，1857年之后还在继续坚持写作。但是，这十几年之所以非同寻常，是因为它标志着一种文化的繁荣，这种繁荣显示了创作的深度、独创性和多元化。新英格兰作家偶然产生某个富有建设性的念头，就开始冥思苦想，其思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自由驰骋。它推动了新的精神领域的发展。爱默生创作了《散文集：第二辑》（1844）、《代表人物》（1850）和《英国人的性格》（1856）；梭罗创作了《康科德和梅里马科河上的一周》（1849）和《瓦尔登湖》（1854）；惠特曼创作了《草叶集》（1855）；梅尔维尔创作了《莫比·迪克》（1851）以及其他几部次要作品；霍桑创作了《古宅青苔》（1846）、《红字》（1847）、《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和一系列短篇小说；霍姆斯为洛威尔主编的《大西洋》月刊创作出《早餐桌上的霸主》（1857——1858）；洛威尔创作了《比格罗诗稿》（1848）；弗朗西斯·帕克曼创作了《俄勒冈小道》（1849）。在诗歌方面，布莱恩特一直笔耕不辍；惠特曼创作出《自由的声音》（1850）以及其他关于政治讽刺和政治动乱的诗句；朗费罗（Longfellow）发表《伊凡吉林》（1849）和《海华沙之歌》（1855）。不可否认，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家作品目录。还有一些二流人物，在上帝一位论和超验主义方面占据重要地位。例如，西奥多·帕克，对他来说，宗教和反对蓄奴基本上属于同一领域；威廉·艾乐里·钱宁，上帝一位论的倡导者；爱德华兹·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哈佛大学希腊语教授，借助希腊文化和德国文艺批评理论逐渐改变大学生们的思想；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洛威尔《写给批评家的寓言》一书中的一位奇人；乔治·里普雷（George Ripley），创建超验主义社团；布朗森·阿尔科特（Bronson Alcott），露易莎·阿尔科特（Louisa A1cott）的父亲，性格古怪，待人热情，他关于教育的新思想深奥难懂，在卡莱尔的笔下，他“就像堂吉诃德，人们一方面喜爱他，另一方面又嘲笑他”。上帝一位论、超验主义、社会主义，人们的思想百花齐放，终于从加尔文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并且有好几位思想家联合起来共同抨击加尔文思想；由于逃亡奴隶法和墨西哥战争，政治上也出现了思想骚动；还有阿尔科特创办的哈佛果园和西罗克斯伯利附近的布鲁克农庄，这两个乌托邦社团后来成为了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法朗吉。在《新英格兰改良派》一文中，爱默生把上述思想流派描述为“为拯救全世界所推行的各种计划”。在康科德和坎布里奇，下午晚些时候，人们似乎可以听到上帝走过时沙沙的脚步声。思想家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一直在窥探上帝创造的宇宙，有些人甚至认为他们将要创建人间天堂，一个完美的人类社区。知识革命如火如荼，随之而来的是与旧世界决裂的知识宣言，领袖人物是爱默生，他在大学生联谊会上发表著名演讲；许多人参与进来，其中，洛威尔创作出《写给批评家的寓言》，惠特曼出版《民主远景》，梅尔维尔写了很多信件。

    我们应该努力地去探寻这一值得注意的现象的渊源，我们应该去了解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1820年到1850年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渐变过程，我们必须把这一时期作为新英格兰文化最终繁荣的序曲首先作些研究；而新英格兰文化组成了凡·威克·布鲁克（Van Wyck Brook）“指挥”的气势恢弘的关于美国文学各阶段之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尽管属于第二阶段）。为此，我建议仔细研读爱默生写的文章《在新英格兰的生活和书信》。在文学改良运动中，他的思想是正确的；他自己的超验主义理念具有内在的价值。我认为这篇文章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对不同人物的形象刻画惟妙惟肖，而且不时地穿插一些幽默表达；老年的爱默生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显露了卓越的才华。51他具有超人的分析和批评能力；他的“年轻人天生就具备锐利的思想”话语表明，即使他并不完全致力于从极乐世界里获取完美的思想，他的文字表述也可出神入化。最后，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和包括布鲁克农庄社团计划在内的所有社会改革所发表的评论入木三分，显示了他非凡的洞察力，这些见解直到今天仍有道理，尽管他对亚瑟·布里斯班主张的精确社会主义的评述引人发噱。马克·凡·多伦（Mark van Doren）称此文为“很少有人能够如此睿智地成功地评述社会和知识历史的一篇力作”。他说：“它包括一种文化变迁的全过程，涉及这一文化的其他作品应遵循本文模式。”我自己也发现阅读本文会带来极大的愉悦感。为方便读者，我把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并省略了几段文字。

    新英格兰生活与书信的历史性记录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

    因为快乐和美丽种下它，

    仙境般的花园高兴了，

    不祥的幻觉缠绕着它，

    男人和女人魔怔了。

    一、一般影响

    古老的习俗逐渐消失。不知不觉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某种温情。一直以来，孩子们饱受压制，不被关注；现在他们被关心、被宠爱、被纵容了。我想起一位风趣的物理学家的评论，他仍记得自己年轻时代的艰难。他说：“生在一个孩子不受重视，长在一个成人无足轻重的年代，真是人生之不幸。”

    世上永远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事物，过去一方和未来一方；建立一方和运动一方。在反抗得以复活的时代，分裂的暗流就在世界的暗处滚动，并体现在文学、哲学、教会、国家以及社会习俗之中。准确地追溯这些活动的年代绝非易事，然而，在这个地区，有一个时代不言自明，那就是1820年及紧随其后的二十年。

    这似乎是一场智力与情感之间的战争；是自然界中的一道裂缝，它将基督教世界中每一座教堂都分割成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阵营；将加尔文主义分为旧学派与新学派；贵格主义也被分为新旧两个派别。这道裂缝导致了政治立场上的新的分化；这些变化如同新的良知触碰到禁酒和蓄奴时的反应一样。这一阶段的关键似乎是，头脑本身变得清醒起来。人们开始变得善于思考，变得明智了。人们产生了新的觉悟。前辈人信奉这样的信仰，辉煌夺目的社会繁荣是人类的福气，并为国家而毫不含糊地牺牲公民的利益。而现代思想认为，国家是为个人存在，是为了守护和教育每一个人。在历次革命和民族运动中粗略地记录下这一思想，而它在哲学家的头脑里要确切得多：个人就是世界。

    这个观念如同一把以前从未拔出的宝剑。它分开并拆散了骨头和骨髓、灵魂与肉体，的确如此，它几乎把人一分为二。这是一个割裂、脱离、自由、分析、分离的年代。每个人都为他自己。公众代言人放弃为其他任何人进言，他只为自己回答问题。社会情感十分脆弱；爱国主义的情感也很脆弱；尊敬的美德越来越少；本能的感情显得比以前更加柔弱。人们对乡土、父母与亲戚变得冷静起来。人们普遍反对曾经被认为对世俗社会绝对必要的纽带与维系物。这个新的种族呆板、鲁莽与反叛；他们对自由有着狂热的兴趣；他们仇恨捐税、收税卡、银行、等级制度、总督，是的，几乎连法律也敌视。他们的脆弱无法形容；他们胆怯畏缩。他们反对起神学的信条来，如同反对政治信条一般；他们反对调解，反对圣人，反对任何无形的高尚。

    这个年代倾向于孤独。时间上的联系是偶然、短暂和伪善的，分离是本质的、渐进的。联系纯粹是为了权力，而结局还是个人的发展与独立。在古代，社会处于正常的情况之下。当时曾经产生过一支神圣方队————底比斯方阵，现在不会有了。大学班级、军事团体或者贸易联盟也许只有在醉酒之后才能短暂地幻想他们自己是牢不可破的；但是，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上了油漆的铁环，无法测量周长。算术知识和文艺批评的时代开始了。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各个部门内旧的信仰结构已经被破坏殆尽。占星术、巫术、手相术，早已消失。最后的鬼亦被驱走。魔鬼学也地位不稳，摇摇欲坠。特权政府一天天变得支离破碎。欧洲到处“满目疮痍”；每个星期一部宪法。在社会习俗和道德方面，革命也是同样明显。在法院，欺骗罪已经取代暴力罪的位置；股东进入了英勇男爵的领地；贵族不能再以封建统治者的身份，对农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现在，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家，改用另一种形式，用纯粹的爱与和平的手段像以前一样地吃掉他们。而且，政府本身变成了那些人的依靠，而政府当初建立的目的本来是来限制这些人的。“路上有没有强盗？”在法国的旅游者询问。“噢，没有，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吧，”地主说，“既然这些人可以在办公室里更加有效、舒适地抢劫，他们为何还要霸占着大路呢？”……

    温暖的黑色土地精灵，曾赋予往昔年代以超常的强大力量，它凭借的是本能而非科学，像一位母亲从自己的乳房里挤出乳汁，而不是通过化学或烹饪的技术手段准备食物————温馨、感伤、单调的黑人时代————这一切全都消失了；新时代的钟声已经敲响，新生事物接踵而至。人人共享的社会体系不再存在，而代之以分离的形式。每个人都为自己；每个人都被驱使着从他自己身上去发现他所有的智谋、希望、酬劳、社会和神明。

    年轻人的大脑中天生就带着解剖刀，具有内省、剖析自我、剖析动机的倾向。

    德国创立的文艺批评对我们来说是徒劳无益的，直到1820年，爱德华·艾弗莱特在旅居欧洲五年之后返回坎布里奇，并带回来丰富的研究成果。在介绍、推广这些成果的过程中，没有人比他更具有那种自然的优雅风度以及卓越的雄辩能力。他使我们第一次接触到沃尔弗有关荷马作品的理论，认识了海恩的文艺批评手段。由于他具有高超的演讲技巧和非凡的演讲天赋，整个学习过程始终保持着新奇感，连最愚笨的大学生也发现哈佛大学的讲堂给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艾弗莱特的天才深深地影响了年轻人，他的天才堪与雅典的伯里克利媲美。他拥有的灵感，并没有超出他的能力范围，却使他成了文雅大师。我的任何一位读者，如果在那个时期正好待在波士顿或者坎布里奇，他们会很容易地记住他个人及其典雅风格的光芒四射的美，记住他那双严肃的大眼睛和大理石般的眼睑，他们会留下这样的印象：他细长的身材恰好需要如此大的眼睛；他们还会记住他那雕刻般的嘴唇以及音调丰富的嗓音；尽管夹杂有轻微的鼻音，他的发音如此标准，近乎完美，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所有乐器中最圆润、最动听、最精准的声音。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使用的措辞成为新英格兰的流行用语。他具有收集事实，并将他所拥有的知识与当时的话题巧妙、贴切地联系起来的伟大天赋。无论他在什么场合起来讲话，他所讲述的总会是刚刚公开的事情，与听众熟知的其他事情一起，构成了极有意义、极快乐的巧合。大家注意到，他在演讲中举出如此多的事例，却很少出过差错。他拥有大量的专门知识，而他全部的学识都是为当时的论题而服务的。他掌握的都是全新的知识，强烈地吸引了年轻人的心并给他们以莫大的激励。他的学识借助威风凛凛的讲台冷淡而沉重地传达给听众，仿佛是对全部历史和全部学识的认识和思考————其中充盈着措辞的朴实与严谨之美，并包含有如此多优秀的题外话与重要的引述。因而，尽管对于那些来自于康涅狄格、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拉丁语和希腊语阅读能力欠佳的稚嫩的少年来说，没有什么会被提前认为比以富斯和沃尔弗以及伦肯风格，就奥菲士和荷马前时代文稿这些论题，所发表的评释性演讲更加缺乏吸引力或者确实更不适合的了————然而，在我们空荡荡的美国诗坛上，他的这一学识立即占据了我们想象力中的最高地位。他的所有听众都感觉到了这种风格的奇美与庄严；为了感受这种风格，甚至连最粗俗的人都愿意准时去听他演讲，而他们事先已经了解到，演讲的内容与他们毫无关系。在讲堂上，他拒绝使用任何辅助用品，借助一种完美的简洁方式讲解详细的学识，并从中得到快乐。在讲坛上（因为当时他是一位牧师），他因为自己不接受教授职位而向自己和听众致歉，并且，他依然用婴儿般的简朴风格，任凭他华丽、诱人、丰富的想象力自由驰骋。

    ……他的身上没有什么可以与粗俗和虚弱画上等号，他的言行举止与明星的一样孤高和不俗。人们热衷于捕捉并重述他的行为或言谈中的细小趣事，每个年轻的学者都能背诵他讲道中的绝妙章句，并且不管好坏，完全模仿他的嗓音。这种影响会继续下去————在明亮而又拥挤的教堂里，人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的神情，聆听他的讲道，可当教堂活动结束后，他讲道的内容依然历历在目，那个雄辩风格的光辉形象会一直跟随着年轻的听众回到他们家中的卧室；没有一个句子出现在学校的练习题里，没有任何演说发表在学校的小教堂内，但是，他却向年轻人的头脑展示出他无处不在的天才想法。这使得每个年轻人都成了他的拥护者，而且，年轻人不断地通过辩论来证明，这位演说家拥有一颗伟大的心灵。这是辩才的胜利。它并不是他必须教导的知识和道德原则。它不是思想本身。当他在马萨诸塞声望日隆的时候，他并不满足于人们普遍接受了他的某些真理。他的影响力存在于形式的魔力中；存在于风格的优雅中；存在于对优美的希腊语重新认识的过程中，正是他为我们欣赏这一美丽的语言打开了眼界。有关此人最终的天赋，是关于女人的，凭借这一天赋，他从天才的作品中发现了每一个天才部分————这些结论性的部分根据花在它们身上的时间多少，在趋于完美的每一个阶段都显得或多或少成熟了，但是天才的作品在它们最初和最微不足道的形式上仍然是个完整的体系。在每一次公开演讲中，都不会出现请求听众耐心听讲的情况，听众也不会产生时间太晚、焦急不安、话题没完没了的印象，相反，优雅的女神为他的作品赋予了最后一缕馨香和最后一束光亮。

    通过在波士顿两个冬天的一系列被广泛参与并大受欢迎的演讲，他创造了大众喜闻乐见的多才多艺的文学演讲的开端，至少在该地区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类演讲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逐渐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惯例。我十分确信，这种纯粹的文学影响对于美国思想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在小教堂，弗罗辛厄姆博士，杰出的古典派德国学者，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已经使我们了解到艾希霍恩神学批评的天赋。其后不久，在当时新创立的神学院里，诺顿教授为相似的研究内容提供了形式与方法。然而，我认为，宗教革命至高无上的源泉是现代科学……

    二、超验主义者

    我认为，钱宁博士的两篇文章极为重要，一篇是关于弥尔顿的，另一篇是关于拿破仑的；它们是这个国家大量文艺批评的最初范本。在英格兰，正是这类文艺批评才使得《爱丁堡导报》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并享有很高的声誉。人们争相传阅这两篇文章，当然也就立刻引起了广泛的行业竞争，并因此改善了新闻业的风格。钱宁博士当年活着的时候，是美国教堂的明星式人物；我们当时认为————假如我们现在没有了这样的想法——在小教堂他没有留下接班人。他永远不会被报道，因为他的眼睛和声音无法被印刷，失去了眼睛和声音，他的演讲也就失去了最佳的效果。他是为大众而生的；他冷漠的气质使他成了最无利可图的私人朋友；但是缺少了他，全美国将会变得赤贫。于是，我们不能省掉他在公共场合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就像在阅读《圣经》经文或者赞美诗一样不能漏掉一个字；奇特的是，他出版的文字几乎是一部那个年代的历史；因为在政治、文学或者甚至是经济方面（因为他写过税收方面的文章）没有巨大的公共利益，在这些方面他没有留下一些记录下他勇敢、有创见的观点的出版物。一生当中，他体弱多病，可他却是维护美国民族权利并创造丰功伟绩的伟人之一。

    1840年，钱宁博士与乔治·里普利商议，是否有可能将有教养、有思想的人聚集在一起，创建名副其实的文化社团。早些时候，他曾与约翰·科林斯·沃伦就相似的话题交换过意见，后者认可了这个设想中所包含的智慧，并同意帮助他进行这一试验。在约定的一天晚上，钱宁博士来到沃伦博士的家中，心里装满了要倾谈的想法。他发现了一个精心挑选的绅士群体，他们都是各界名人；他们相互问候、介绍，就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惬意地闲聊，并慢慢接近他们伟大的愿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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