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　洛阳伽蓝记与北魏佛教

    我国南北朝时代，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较落後的北魏拓跋王朝，百六十年间留下的着作不多，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可称北魏的三部杰作。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整的而有科学价值的农书。水经注是一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地理书。洛阳伽蓝记以记北魏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题，实际记述了当时的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以及掌故传闻，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这三部书因钞刻舛误，错字脱文太多，都很难读。水经注一书，清代的学者，从全祖望、戴震到王先谦、杨守敬，都还下过不少的工夫，而其他两书，校订注释的工作，不是绝少人做，即是有人做了，也还不够。这就是洛阳伽蓝记校注一书的来由罢。

    我们知道，南北朝时代是承魏晋以来五胡十六国长期大动乱的时代，也就是黄河流域南北两岸人民大遭苦难的时代；同时它是我国中古时期宗教狂热的时代，也就是佛教臻于极盛的时代。历史告诉我们，当人民受到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还反抗无力之时，往往会产生对美好的来世生活的憧憬。宗教就利用其对美好的来世生活这一幻想来安慰他们，麻醉他们，使他们能够忍受在现实中遭遇到的一切痛苦。而在剥削阶级或压迫民族的统治者中就利用宗教驯服人民的这一精神武器，作为缓和阶级矛盾或民族矛盾以巩固其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工具。又在宗教本身也必须依靠统治者的力量来达到它推行教义和牟取僧侣特权的目的，正如晋释道安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我想这就是南北朝时代何以成为我国历史上宗教狂热时代的一个大原因。王昶在金石萃编总论北朝造像诸碑时早已接触到了这一点。

    南朝梁释僧佑弘明集，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反映到这一时代关於宗教的发展及其在教理上和政治上的冲突。魏收魏书特撰释老志，记载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的宗教史实。云岗、龙门、敦煌等石窟都留下了这一时代北朝方面的佛教艺术，最可珍视的是造像和壁画。洛阳伽蓝记也特写了这一时代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後的佛教寺塔。

    二　北魏建都平城时期的佛教

    北魏王朝迁都洛阳以前对於佛教是怎样的情形呢？

    北魏崛起於极北鲜卑游牧民族，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天兴元年，（东晋安帝司马德隆安二年，公元三九八年）定国号为魏，迁都平城，开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才算具有国家规模，初步完成了向汉族社会转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修建佛寺。释老志载着拓跋珪的诏书说：

    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殁。神踪遗轨，信可依凭。其敕有司於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官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广弘明集还载拓跋珪的与朗法师书，遣使者送太山朗和尚「素二十端，白氊五十领，银鉢二枚」。表示敬意。可以想见他对佛教的态度了。

    经过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到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太平真君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三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下灭佛法诏说：

    昔後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敝，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象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这是在太平真君五年正月下了禁容匿沙门师巫诏之後，又下的一道严诏。「诏诸州坑沙门，毁诸佛像。」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和後来北周武帝、唐武宗的灭佛法相类似，佛家称为「三武之厄。」先是拓跋焘太延四年（公元四三八年）三月，诏「罢沙门年五十已下」。通监采用了这条史实，胡三省注：「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明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又二年而「亲至道坛，受符籙。备法驾，旗帜尽青」。这当是由於他笃信道教天师寇谦之的缘故。释老志说：

    世祖即位，富於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搔动，帝乃西伐至於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於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藏有弓矢矛楯，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窟）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勑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

    这是记拓跋焘下灭佛法诏之前的事，促成了他下诏的动机和决心。由此可见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不仅是由於道教佛教间的冲突。同时也由於当时佞佛招致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许多不利。比如说，僧徒不事生产，不从「征役」，「虚诞为世费害」。佛寺暗藏兵器，有阴谋反抗嫌疑。并有收寄赃贿，败坏风化，以及「妄生妖孽」种种「非法」行为，「至使王法废而不行」。拓跋焘毁灭佛法，想要「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具有张中华王道正统之义」。我们懂得了当时在宗教上或说在佛教上这件大事的现实根据、历史意义，才会了解到这也有了可能影响到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动机和态度。

    拓跋焘死，其孙濬立，是为高宗文成帝，兴安元年，（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九年，公元四五二年）即下修复佛法诏说：

    夫为帝王者，必只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羣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羣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恠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皇帝，（拓跋晃，文成帝父）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诸州郡县，於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播扬道教也。

    拓跋焘毁灭佛法，只看到了佛教「至使王法废而不行」，对国家有害的一面。拓跋濬修复佛教，只看到了佛教「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於人民起了安慰作用，对统治有利的一面。和平初（公元四六〇年），沙门统「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於一世。」这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同云岗石窟造像的开始了。

    拓跋濬既於「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秋，敕有司於五缎（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其子弘，即献文帝，又於天安元年，（宋明帝刘彧泰始二年，公元四六六年）「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於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这可以想见当初北魏都平城时，建筑寺塔，铸造佛像，规模已经很大了，耗费已经很多了。

    拓跋弘死，其子宏立，是为高祖孝文帝。太和元年，（宋顺帝刘准昇明元年，公元四七七年）「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这可以想见北魏王朝建都平城百年间（公元三九八～四九五）佛教骤兴的盛况。

    三　北魏迁都洛阳时期的佛教

    北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七年，（齐武帝萧赜永明十一年，公元四九三年）「定迁都之计。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诏徵司空穆亮与尚书李冲，将作大匠董爵，经始洛京。」「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二十年，「诏改姓为元氏。」这时向中原迁移的北魏鲜卑民族算已完成了全盘接受汉化的过程，而以中国正统自居了。从高祖孝文帝迁洛，经过世宗宣武帝元恪、肃宗孝明帝元诩、敬宗孝庄帝元子攸、前废帝广陵王元恭、後废帝安定王元朗、出帝平阳王元修，到孝静帝元善见立，天平元年（梁武帝萧衍中大通六年，公元五三四年）京师迁邺，是为东魏。从此东西魏分立，以迄不久都归灭亡。总计北魏都洛凡四十年（公元四九五～五三四）。

    拓跋宏既「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每与名德沙门，谈论往复。」「迁京之始，宫阙未就，高祖住在金墉城，城西有王南寺，高祖数诣沙门论义。」其子世宗宣武帝元恪又「笃好佛理，每年常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公元五一二～五一五），天下州郡僧尼等（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但不知当时京城洛阳有多少寺塔，若干僧尼。「景明初（公元五〇〇），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於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公元五〇五）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公元五〇八～五一二），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公元五〇〇～五二三）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这可以想见最初洛阳龙门三所石窟从景明初到正光四年开凿了二十多年，是在大同云岗石窟之後的又一个伟大艰巨的工程。

    元恪死，元诩立，是为肃宗孝明帝，而实际政权掌握在母后灵太后胡氏的手里。她因略通佛义，崇奉佛教，侈靡更甚。「肃宗熙平中（公元五一六～五一七），於城内太社西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寮，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於官私寺塔其数甚众。」虽说当时对於出家，对於造寺，也有诏令限制，实际并未奉行。反而洛阳寺塔大大兴建起来，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总计至五百所。其中永宁寺的工程最为伟大，耗费之多不可胜计。这可以想见它给国计民生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北魏羣臣单从儒家观点，或由儒释华夷之辩，而反对佛教的，先是裴延儁有上宣武帝疏谏专心释典不事坟籍，这时李瑒有上言宜禁绝户为沙门。李瑒斥佛教为「鬼教」，激怒了沙门统僧暹等，泣诉於灵太后，罚瑒金一两。李崇有减佛寺功材以修学校表。说是「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工，并减瑶光瓦材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及诸事役非急者。使辟雍之礼，蔚尔而复兴；讽诵之音，焕然而更作。」这些迂阔空谈可置而不论。我们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从国计民生，从人民利益着想来反对佛教的几个人。先是阳固因宣武帝广访时政得失，有上谠言表里面说：

    绝谈虚穷微之论，简桑门无用之费，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饥寒之苦！这时崔光有谏灵太后登永宁寺九层佛图表和谏灵太后幸嵩高表。前表谏人主不可轻动，後表谏不可扰民。後表里说：

    往返累宿，銮游近旬，存省民物，诚足为善。虽渐农隙，所获栖亩，饥贫之家，指为珠玉，遗秉滞穟，莫不宝惜。步骑万余，来去经践，驾辇杂遝，竞骛交驰。纵加禁护，犹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伤心。厮役困于负担，爪牙窘于赁乘。供顿候迎，公私扰费。厨兵幕士，衣履败穿。画暄夜凄，罔所覆藉。监帅驱捶，泣呼相望。霜旱为灾，所在不稔，饥馑荐臻，方成俭敝。自近及远，交兴怨嗟。伏愿罢劳形之游，息伤财之驾。

    张普惠上疏谏崇佛法不亲郊庙里说：

    殖不思之冥业，损巨费於生民。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昧爽之臣稽首于外，玄寂之众遨游于内。愆礼忤时，人灵未穆。愚谓从朝夕之因，求只刼之果，未若先万国之忻心以事其亲，使天下和平，灾害不生者也。伏愿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已兴之构，务从简成；将来之造，权令停息。仍旧亦可，何必改作？庶节用爱人，法俗俱赖？

    更其重要的，是神龟元年（公元五一八）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禁私造僧寺里说：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始，制洽天人。造物开符，传之万叶。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此制，无敢踰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希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公元五〇六），沙门统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後更不听立。」先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後来私竭，弥以奔竞。永平二年（公元五〇九），深等复主条制，启云：「自今已後，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比日私造，动盈百数。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诚忝工务，奉遵成规，栽量是总。辄遗府司马陆昶、属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数。自迁都已来，年踰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制，非徒欲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梵唱屠音，连檐接响。下司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着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諠必栖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今旨虽明，复如往日。

    全文太长，这里只能节录它一部分。案魏书张普惠传说：「任城王澄为司空，表议书记多出普惠。」这篇文章也可能是出自张普惠手笔。任城王澄奏上，史称「奏可」。但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释老志总结北魏时佛法的流行，说：「自魏有天下，至於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公元五二〇）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

    以上根据魏书纪传和释老志所载，简要地叙述了北魏王朝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情形。我们倘要进一步研究，就得细读记载这一时期这一史迹的一部专书洛阳伽蓝记了。

    四　杨衒之与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一书的作者杨衒之，魏书不曾为他立传，杨或作阳，或作羊，家世爵里生卒都不甚可考。书首所署作者官衔姓名是「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撰」。书中自述「永安中（公元五二八～五二九）衒之时为奉朝请」，「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如是而已。或说他做过「期城郡太守」，或说他做了「秘书监」，都不知道确否。据他在书首序文和书尾结语所说，洛阳兴建佛教寺塔，从後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八年）时开始有白马寺。到晋怀帝永嘉（公元三〇七～三一二）年间，才有佛寺四十二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陡然大量增加起来。他说：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於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摸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最盛时佛宇多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後来到了孝静帝天平元年（公元五三四）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之後，还「余寺四百二十一所」。他说：

    暨永熙（公元五三二～五三四）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见前），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於荒阶，山鸟巢於庭树。游儿牧竖，踯躅於九逵；农夫耕稼（老），艺黍於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锺声罕闻。恐後世无传，故撰斯记。

    他把洛阳一地的状况前後对照，两两相形写来，抚今思昔，怵目惊心！前时佛寺是那样的多而且那样豪华壮丽，今日佛寺是这样的少而且这样残破凄凉；前时洛阳是王侯贵臣庶士豪家骄奢淫佚的一大都会，今日洛阳是农夫耕老游儿牧竖种地息足的一片废墟。这部书字面上是记洛阳城佛寺的盛衰兴废，文心里实系作者对国家成败得失的感慨。虽说佞佛并不一定亡国，而北魏亡国未尝全於佞佛无关。作者本来不是佞佛之徒，藉此寄托排佛之意，这就是作者特撰这部书的动机和企图罢？

    广弘明集卷第六叙列代王臣滞惑解，首叙唐太史傅奕，引古来王臣讪谤佛法者二十五人为高识传，一帙十卷，有杨衒之名。卷末说：

    杨衒之，北平人，元魏末为秘书监。见寺宇壮丽，损费金碧，王公相竞，侵渔百姓，乃撰洛阳伽蓝记，言不恤众庶也。後上书述释教虚诞，有为徒费，无执戈以卫国，有饥寒於色养，逃役之流，仆隶之类，避苦就乐，非修道者。又佛言有为虚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故违虚其罪。启又广引财事乞贷，贪积无厌。又云，读佛经者，尊同帝王，写佛画师，全无恭敬。请沙门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国史。行多浮险者，乞立严勤（当作勒）。知其真伪，然後佛法可遵，师徒无滥。则逃兵之徒，还归本役。国富兵多，天下幸甚！

    我们读此，知道唐初已有学者认识到杨衒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基本动机，和他排佛的思想见识。原来杨衒之这部书的特点就在揭露北魏王公争先恐後地修建了成百成千豪华壮丽的寺塔，乃是「侵渔百姓」，「不恤众庶」，使当时百姓流了不少血汗才能成功的。「不读华严经，焉知佛富贵？」不读伽蓝记，不知佛浪费。他是北魏反对佛教最激烈的一个人。他以为佛法无灵，徒然浪费。僧侣假借特权，损人利己。剥削为活，贪积无厌。逃役逃税，不爱国家。出家修道，不孝父母。尊同帝王，不拜君主。虽然他的思想同属於北朝儒家体系，却不同於裴延儁、李崇、李瑒之流，反对佛教主要是为儒家卫道着想；而同於阳固、崔光、张普惠、任城王澄诸人，反对佛教侧重在为国计民生着想，为人民利益着想。而且他不止在当时上书排佛，为北魏君主效忠，还怕「後世无传，故撰斯记」，以警告後世一切人。他的见识确是高人一等，不愧称为「高识」！

    他写这部书既有一定的目的，因而精心结撰，成为一部体系完整的着作，虽然他还自谦「才非着述」。他说：

    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余才非着述，多有遗漏。後之君子，详其阙焉。

    我们根据他这部书可以很正确地绘出一张北魏京城洛阳图，还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按照城门方向，城内外里坊远近，填出书里所记许多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古蹟的地点，都很正确。要不是文字记载有条理，有系统，有很大的正确性，这是可能做到的吗？伽蓝那麽多，他只记录上大的伽蓝，中小的伽蓝就要因为涉及年代和事实的才一起记出，可见其记载时对於主次详略都有一定的原则。再据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篇，称许这部书的体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子注。（原注：注列文中，如子从母。）就是说，既能「除烦」，又能「毕载」；既近「伦叙」，又算「该博」。可惜现在这部书的通行本子，文和注不分，久已失却原来面目。後人想要还原也就感到不容易见功了。陈寅恪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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