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西多尔，奥塔维奥，巴尔达萨尔·福斯科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人的丈夫初步解决了一两件小事。当晚我就回来了。又过了五天，伦敦医生说我们关心的玛丽安已安全脱险，此后只需当心护理就行了。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时机。既然病人无需医生治疗，我就走出了第一步棋，斥责医生无能。因为当时他是亲眼目睹我的行动的许多人之一，所以必须除掉他。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由于我事先关照，珀西瓦尔拒绝干预这件事），我达到了目的。我向这个可怜虫大发雷霆，他无法招架，终于被赶出府邸。

    那些仆人是下一步需要清除的障碍。我又吩咐了珀西瓦尔（他那见义勇为的精神，有待我经常加以激发），于是，有一天，迈克尔森太太听主人说要解雇所有的仆人，不禁大为震惊。我们遣散了府邸中所有的仆役，只留下一个女扑打杂，这女仆其笨无比，我们尽可放心，她不会发觉我们的秘密。仆人都走了以后，我们只需要支使开迈克尔森太太就行了，这件事做起来也很容易，我们差这位和善的女人去海滨为她女主人找一个住所。

    当时的情况，正合我们的理想。格莱德夫人由于过分紧张，在房里卧病，那个愚蠢的女仆（我忘了她叫什么）夜里也被关在屋子里侍候女主人。玛丽安虽然恢复得很快，但还不能起床，由吕贝尔夫人照护着。除了我妻子、我和珀西瓦尔外，府邸里再没其他人了。在这样各方面都对我有利的情况下，我就要应付下一件紧急的事，走出我的第二步棋。

    第二步棋的目的，是要说服格莱德夫人，要她同意不必由她姐姐陪伴，单独离开黑水园。除非我们能使她相信玛丽安已经先动身去坎伯兰，否则我们就没法叫她自愿离开府邸。为了使她回心转意，我们就把我们关心的病人藏到黑水园府邸一间没人住的卧室里。在一个死沉沉的黑夜里，福斯科夫人、吕贝尔夫人和我（珀西瓦尔不可靠，他不够冷静），共同完成了这件隐藏的工作。当时的情景极端紧张，十分神秘而又生动。按照我的吩咐，那天清晨就用木头做好了搬运床铺的牢固的活动架子。我们不必惊动病人，只需在床头和床脚轻轻抬起床架，就可以把她和床铺一起移到我们选定的地方。这一次并不需要用什么化学药品。我们可爱的玛丽安病后虚弱，睡得很酣。事先我们已经打开房门，点好蜡烛。我仗着力气大，抬床头一面的架子，我妻子和吕贝尔夫人抬床脚另一面的架子。我抬着这珍贵无比的床架，既怀有男子汉的柔情，又显出慈父的关切。哪里去找一位现代的伦勃朗，来描绘我们的夜间行列呢？我不禁为艺术惋惜！为这最精彩的画题惋惜！你找不到一位现代的伦勃朗啊。

    第二天早晨，我和我妻子动身去伦敦，我们请吕贝尔夫人照看被隔离在空屋子里的玛丽安，她慨然应允，情愿和她的病人一起被关闭两三天。我动身之前，已把费尔利先生表示愿意接他侄女回去、并嘱她去坎伯兰途中在她姑母家里过夜的那封信交给了珀西瓦尔，教他接到我的通知后如何把信给格莱德夫人看。我还从珀西瓦尔那儿获悉安妮·凯里里克从前住的那所疯人院的地址，并取得一封给院长的信，说明以前逃走的病人现在又要来就医。

    我上次去伦敦时，已经作好安排，等我们早车到达伦敦，临时雇用的仆役必须将一切准备就绪。由于事先很周到地采取了这一措施，所以我们当天就能走出那第三步棋：安妮·凯瑟里克被我们手到擒拿。

    谈到这里，日期是很重要的。我这人不但感情十分丰富，而且办事条理分明。我能把所有的日期记得一清二楚。

    那是一八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星期三，我先派我妻子乘一辆马车，去向克莱门茨太太施展调虎离山之计。要做到这一点，只需要有一封冒充格莱德夫人在伦敦写的信就行了。克莱门茨太太被马车带走，我妻子途中借口要在一家店里买点儿东西，把她留在车上，然后躲开了她，回到圣约翰林区我的寓所，准备接待她所期待的来客。不用说，我们早就在仆人面前把这位来客说成是“格莱德夫人”。

    同时，我已乘上另一辆马车跟了去，随身带着一封给安妮·凯瑟里克的信，说格莱德夫人要克莱门茨太太在那儿逗留一天，叫安妮由从前在汉普郡帮助她逃避了珀西瓦尔爵士、现在在门口候着的这位好绅士陪着一同去那里。这位“好绅士”差了马路上一个小孩送进去这封信，而自己则把车停在前面一两家门口等候回音。安妮一走出来，随手关上门，这位好人已经敞开车门接她，她刚一上车，车就开了。

    （这里请原谅我插一句：瞧这件事够多么有趣！）

    在去林苑路的途中，我的同车人并没显出害怕。而我呢，一向能随意装得比谁都和善，这一次当然扮得完全像个慈父一样了。瞧我有种种理由赢得她的信任！我配的药她服后见了效；我就珀西瓦尔爵士对她构成的危险向她发出了警告。也许，我在这方面太一味自信了吧；也许，我过分低估了低能者下意识的敏感性了吧。无论如何，我肯定是疏忽了这一点：她走进我的屋子时会感到意外，但我并没为她作好充分思想准备。我一领着她走进客厅，她看见那儿只有陌生的福斯科夫人，就显得极度紧张。即使她能像狗嗅出不曾看见的生物那样在空气中觉出危险，也不会比当时更加突然地无缘无故显出惊恐。我宽慰她，可是没有用。她那份恐惧我也许还能设法消除，但她那严重的心脏病却是任何灵丹妙药也无法治疗的。使我万分惊恐的是，她突然开始抽搐，而按照她那体质，这种全身的震动可以使她随时死在我们面前。

    我们去请了附近的一位医生，说“格莱德夫人”需要他去抢救。我感到无比地欣慰，因为这位医生很有本领。我告诉他：我这个客人智力很差，并且容易陷入幻想，接着我就作了安排，只让我妻子一个人在病房里守护着她。其实，这个倒霉的女人已经病得很厉害，我根本不必担心她会泄露什么秘密。我唯一感到恐怖的是：假格莱德夫人可能死在真格莱德夫人抵达伦敦之前。

    那天早晨我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吕贝尔夫人，叫她二十六日星期五晚上到她丈夫寓所里去找我，又写了一封信给珀西瓦尔，叫他给妻子看她叔父接她回去的信，就说玛丽安已经先走了，要她也在二十六日那天乘中午火车去伦敦。考虑到安妮·凯瑟里克的病情，我认为有必要加速办理这件事，应当让格莱德夫人在比我原订计划更早的时候交给我来摆布。在那种捉摸不定的可怕的情况下，叫我还能作出其他什么安排呢？我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候机会，把希望寄托在医生身上了。当时听到人家称呼“格莱德夫人”时，我仍能勉强稳定住自己，只是在几声哀叹中偶尔流露了感情。然而，在其他方面，在那个值得记念的日子里，福斯科已经一反常态，黯然失色了。

    安妮·凯瑟里克夜里睡得很坏，醒来时很疲乏，但那天晚些时候她又有了起色。我的精神本来容易恢复，这时也跟着振作起来。直到第二天二十六日早晨，我才收到珀西瓦尔和吕贝尔夫人的复信。我预料，除非是发生了意外，否则他们一切都会按照我的吩咐行事的，所以我就去定了一辆马车，准备到火车站接格莱德夫人，马车应于二十六日下午两点钟停在我家门口。看见所定的马车已登记好了，我就去和吕贝尔先生安排了一些事情。为了开一张所需要的疯病人证明书，我还另托了两个人帮忙。其中一个是我的熟人，另一个是吕贝尔先生的相识。这两位都很有气魄，对生活小节毫不介意；两个人当时都在为债务伤脑筋；两个人对我都是言听计从的。

    我办完了这些事回去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种。我回到家里，安妮·凯瑟里克已经死了。她死在二十五日，可格莱德夫人要到二十六日才能抵达伦敦！

    我慌了。想象一下吧。福斯科也慌了！

    这时我们要后退已为时太晚。医生为了给我省麻烦，自己不怕费事，还没等我回到家就已经亲自去报了死亡的日期。此前我的伟大计划一直是无懈可击的，但现在它却留下了一个漏洞————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改变二十五日发生的这件命运注定的事。我勇敢地面对未来。珀西瓦尔和我的利益危如累卵，我们更无其他办法，只有将这盘棋走到底。我竭力恢复了无比的镇静，我重新入局应战。

    二十六日清晨，珀西瓦尔的信到了，说他妻子将乘中午火车抵达。吕贝尔夫人的信也到了，说她将在当晚随后抵达。于是，我乘马车出发，丢下了停在我家里的假格莱德夫人的尸体，到火车站接三点钟抵达的真格莱德夫人。我把安妮·凯瑟里克来我家时所穿的衣服都带在身边，藏在马车里座位底下，准备用它们来化装，使那个已死的复活，一变而成为这个活生生的。多么精彩的情节啊！我要把它提供给英国新一代的小说家。我要把它作为崭新的题材，献给法国那些已经才思枯竭的剧作者。

    格莱德夫人到了火车站。我们给她提取行李的时候站上的人又多又乱，我唯恐这件事耽误了更多时间（万一她的一个朋友恰巧也在那儿呢）。我们的马车一开动，她首先问我她姐姐的情况。我胡诌了几句最能安慰她的话，保证她这就上我家去看她姐姐。这次吕贝尔先生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租的房子变成了我的寓所，他在门厅里迎接我们。

    我把我的客人让到楼上后房里，两位行医的先生正在楼下等着看病人，准备为我出证明书。我安慰格莱德夫人，不得不说了几句有关她姐姐的话，然后分别向她介绍了我的朋友。他们心中有数，简单而又认真地履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需要办理的手续。我一等他们离开，就重新走进屋子；为了早点儿结束这件事，我立刻向她危言耸听地谈到“哈尔科姆小姐”的健康情况。

    结果不出我的预料。格莱德夫人吓得昏了过去。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求助于科学方法。一杯下了药的开水和一瓶掺了药的嗅盐，解除了她的烦恼和恐慌。黄昏晚些时候，由于增加了药剂，她进入美妙无比的佳境，舒舒服服地休息了一夜。吕贝尔夫人及时赶到，为格莱德夫人化装。夜里给她脱去自己的衣服，第二天早晨给她穿上安妮·凯瑟里克的，这一切都由老成持重的好吕贝尔夫人亲自动手，绝对符合规矩礼数。我整天里都让我们的病人保持半清醒状态，后来，由于我那医生朋友的巧妙协助，我比原来希望的更早获得了需要的许可证。那天晚上（二十七日晚上），吕贝尔夫人和我把我们复活了的“安妮·凯瑟里克”送到疯人院。院里人接纳她时都感到惊讶，但并没犯疑；这都亏了那许可证和证明书，珀西瓦尔的信，容貌的相似，身上的打扮，以及病人当时精神错乱的状态。我立即回去，帮助福斯科夫人准备安葬假“格莱德夫人”，同时把真“格莱德夫人”的衣服和行李都保存好。后来，它们全部都由灵车运送到坎伯兰。我参加葬礼，身服重丧，表现了应有的庄严。

    以上这篇在不平凡的情况下写出的同样不平凡的故事到此结束。至于我和利默里奇庄园进行联系时如何采取细致的预防措施，我所定的计划如何获得光辉的胜利，计划完成后又如何在经济上获得一些实惠：这一切都已经为人所知。这里，我可以肯定地说，要不是我先在感情上暴露了一个弱点，我后来就不会在计划上留下一个漏洞。正是由于我不顾性命地热爱玛丽安，所以，她救走她妹妹时，我才会不采取自卫措施。我甘冒风险，相信格莱德夫人已绝对无法恢复她的身份。如果玛丽安或哈特赖特先生试图证明她的身份，他们只会自己在社会上落得身败名裂，被认为是在进行卑鄙的诈骗；人们都不会相信他们，瞧不起他们，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危及我的利益，或者暴露珀西瓦尔的秘密了。我犯的第一个错误，是这样盲目地碰机会。我犯的另一个错误，是珀西瓦尔由于固执和粗暴而受到应有的惩罚，我却让格莱德夫人免于重进疯人院，并让哈特赖特先生再有机会从我手里逃脱。总而言之，在这种紧要关头，福斯科是很对不起他自己的。瞧我竟然会一反常态，犯下这样可悲的错误啊！要知道，使我铸成大错的是我的感情；要知道，支配我的感情的是玛丽安·哈尔科姆的形象：这是福斯科一生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弱点！

    我以六十岁的高龄写出这样一份坦白书，这样一篇绝妙的文章。青年们！我要你们对我表示同情。姑娘们！我要你们为我洒泪。

    以下让我再交代几句，好让那些屏神凝息地阅读此文的读者们轻松一下。

    我凭自己的洞察力感觉到：那些遇事定要追根究底的读者们，看到这里不免要提出三个问题。现在我就将它们列举出来，一一加以答复吧。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福斯科夫人总是那样毫不犹豫，一心要实现我最大的理想，执行我最巧妙的计策？难道这里有什么秘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提一提我本人的性格，同时再这样反问一句：在人类历史中，你几曾见过像我这样的人没一个女的紧跟着他，情愿为他的一生牺牲自己的一切？再说，我记得我如今是在英国写这篇文章，我记得我是在英国娶的妻子————那么，我要请问：在这个国家里，有哪一个女人出嫁后可以不依从丈夫的主张而自行其是？没有！她必须毫无保留地爱护、尊重、服从他。而这一切正是我的妻子所做的。我这里所持的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观点；我要高傲地声明，她是在正确地执行妻子对丈夫应尽的责任。闭口吧，不许你们诽谤！做妻子的英国妇女，你们都应当同情福斯科夫人！

    第二个问题：如果安妮·凯瑟里克不是像当时那样死了，我又该怎么办呢？那我就要帮助精疲力竭的大自然出一点儿力，为她取得永恒的安息。我就要打开人生的牢狱之门，让这个囚徒，这个在精神与肉体方面都是不可救药的囚徒，幸运地获得解脱。

    第三个问题：读者平心静气地分析了所有上述情况，难道会认为我的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绝不应当有这种想法！为了不要背上恶名，我不是很小心地避免犯那些不必要的罪行吗？像我这样掌握了丰富的化学知识，我尽可以结果了格莱德夫人的性命。然而，我不顾自己蒙受巨大的损失，宁愿让自己的聪明机智、人道主义、慎重小心支配着我的一切行动，我仅仅是剥夺了她的身份。请以我所具有的能力来评定我的为人吧。将二者加以比较，我显得多么天真啊！相反，在我实际所作所为的事情当中，我又显得多么仁义啊！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声明，我要写成一份非常精彩动人的证明文件。现在它完全符合我的要求。请欣赏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句吧————我最后把它们留给我永远离开了的这个国家。它们可以纪念这一件事，它们不愧出自我的手笔。

    福斯科